“中日传统木构建筑修复” 考古
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传统建筑及其承载的多样化信息、传统建筑修复要实现怎样的效果，学科交叉或能为建筑遗产修复领域长期存在的方法论争议提供新思路。
本文以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正定开元寺钟楼、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三座唐代木构建筑的落架大修为例，结合考古学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的学科理念，从厘清修复对象及思路、梳理修复目的与内涵、把握科学实践与方法入手，扩展对传统建筑修复原真性的理解和把握，分析修复过程全面获取、揭露、研究建筑历史、艺术、科学等多重价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借鉴建筑考古的理论、方法，将地上传统建筑视为探索古代文化及古代社会的物质载体，将修复过程视为“考古”过程，在修复中层层拆解、抽丝剥茧分析，有助于尽可能保证其承载价值的完整和延续，防止修复性破坏。
在此基础上，本文亦强调传统建筑修复的意义应当是保证建筑遗产及其背后的多元化价值在现在、未来都能健康存在、延续，防止原始数据或实物信息遭受不可再生性破坏是整个修复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传统木构建筑修复；建筑遗产；建筑考古；落架大修；南禅寺；正定开元寺；唐招提寺
随着现代城市建设和技术的发展，传统建筑和传统营造技艺面临日渐消亡的危险。20世纪以来，针对土木、石材甚或金属等传统建筑修复②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演进。进入21世纪，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兴盛，学科交叉也不断深入，为建筑保护、修复带来新变化。经历代增改、修缮的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应怎样修复？除本体外，凝结在建筑中的传统科学、营造技艺及艺术又该如何保护、传承？就中日木构建筑修复实践而言，或有不少值得探究之处。
一、三座实例的落架大修③实践
（一）五台山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大殿位于山西省五台县李家庄西，是我国已知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木构建筑。依据大殿梁下的墨书题记及寺内明清石碑，南禅寺大殿重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年），历经宋元祐元年（1086年），元至正三年（1343年），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等多次维修，基本保留了唐代的构件及气韵[1][2]。1966年邢台地震后，南禅寺大殿整体梁架明显向东南倾斜，木构件劈裂严重。1974年修复工程正式启动，1975年竣工。
南禅寺大殿落架大修包括修缮与复原。修缮主要包括对立柱、梁栿等构件的矫正、加固。原有立柱被尽可能保留。柱子墩接处、阑额上皮、丁栿后尾等处大量使用铁活加固，大梁底皮甚至附加钢管。木柱、大梁、斗栱等木构件裂缝用环氧树脂灌注，柱间加装地栿及十字木斜撑[3]。
大殿糟朽严重或缺失的大木构件以及基础、台明、瓦件、鸱吻、门窗等经复原替换或补全。其中，经锯截的檐椽及角梁依据考古清理的台明及散水基础复原。悬鱼、搏风参照《营造法式》复原。修复前大殿用瓦有大、小两种规格，依据早期建筑多用大瓦，大修按大尺寸添配破损筒板瓦，其余沿用原瓦。为恢复唐制，大修参照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69年）的佛光寺东大殿，将陡砖垒砌的正脊改修为十五层瓦条脊 [4]。正脊中央的琉璃脊刹被拆除，灰色剑把式鸱吻则依据渤海国上京出土唐代鸱尾样式复原，而门窗也在保留原材的基础上，拆除周围改砌的砖券，参照唐宋建筑实例、敦煌窟檐及残留钉痕、榫卯等复原为“唐代式样”[5]（图1、2）。
图1 南禅寺大殿正立面图纸（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图2 南禅寺大殿修复后外观（作者自摄）
南禅寺大殿落架大修基本保留原有建筑尺度及形制，也注重对建筑基址的发掘，并以此为修复依据，在当时已属难得。但以“恢复唐风”为指导原则的修复对唐以降保存下来的构件改动较大，复原参照的可靠性有待商榷，且加固过于依赖铁件而忽视对木作技艺的进一步深究。就已公布的资料来看，修复记录以测绘尺寸为主，大殿形制、结构及构件规格等经详细测绘、拍照并登记成册，但修复过程中对诸如用材、营造痕迹、技艺等的记录几乎未见。
（二）正定开元寺钟楼
开元寺钟楼坐落在河北省正定县古城中部。由寺内《解慧寺三门楼赞并序》碑可知，唐如意元年(692年)寺内尚无钟楼。梁思成、祁英涛、罗哲文等专家考察后，认定钟楼建于晚唐[6]，但具体始建年代未知。依据寺内碑记，钟楼经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清康熙七年（1668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等多次维修，上层梁架有较大改变[7]。由于钟楼下层檐柱糟朽严重、大木构件劈裂、墙体酥裂坍塌，1988年落架大修正式启动，1990年竣工。
钟楼落架大修也包含修缮与复原。除下层当心间前檐柱及东北角柱更换新柱外，其余立柱以墩接修缮为主，高低不一的柱础也随高就低支垫取平。下檐柱墩接处、阑额上皮、斗栱、上檐柱根等大量使用铁活加固，其余可利用木构件使用环氧树脂修补劈裂[8]。
基于钟楼上层结构在清代大修中遭巨大改动的调查判断，大修将上檐结构全部拆除，并依照下层式样重新制作，以期复原“唐代面貌”。而下层糟朽严重的椽子、飞子及檐檩也多按原样复原添配。小木作同样追求“恢复唐制”：下檐两次间板门依照当心间板门形制复原，上檐各当心间复原板门、各次间复原直棂窗，扶手及平座栏杆参照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复原[9]。原戗脊岔脊④参考南禅寺大殿、日本奈良法隆寺大殿、隋代陶屋及河北灵寿麒麟院出土的辽大安三年（1087年）刘王成舍利琉璃塔等改砌；无实物存留的瓦当、重唇板瓦依正定唐大中年间王元逵墓室的出土实物复原[10]。此外，外墙用色参照南禅寺、佛光寺、正定隆兴寺改青灰为土红（图3）；内墙虽仍保留白色，但将白灰麦秸用料改为白灰麻刀泥[11]。
图3 开元寺钟楼修复后外观（作者自摄）
此外，开元寺钟楼落架前也经过详细调查，包括查阅文献、实地勘察、测绘等。从公开资料来看，这些调查以形制结构的年代分析为尺度，记录多限于实测数据，但在灰作等细微处已显露出对使用材料、配方等的研究，部分做法在修复中也得以复原。
（三）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
唐招提寺金堂位于奈良市五条町，是日本现存唯一一座建造于奈良时代的寺院金堂。据《续日本纪》载，唐招提寺由鉴真大和尚主持修建，始建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年），随后在文永七年（1270年）、元亨三年（1323年）、元禄六至七年（1693－1694年）、明治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898－1899年）经历大修[12]。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金堂立柱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倾。2000年，落架大修工程正式启动，2009年竣工。
金堂大修虽然也包括修缮和复原两部分，但其不以恢复原貌为目的，而是以尽可能保留原材料、尽可能保存现状为基本原则，表现出与南禅寺大殿、开元寺钟楼大修不同的做法。原构件被分为“可用” “修复后可用” “不可用”三类[13]，仅复原添配无法再利用的构件。镰仓时代立柱间加设的长木，元禄时添设的月梁型穿插枋及加高屋顶，明治改用的三角桁架等均得以保留，糟朽严重的木柱利用换芯技术延长寿命。所有替换下的构件均被妥善保存，或保存在金堂阁楼之上，或展览于唐招提寺讲堂内。
同时，大修注重对传统木构建筑材料、建造技艺本质的把握。不同于南禅寺大殿、开元寺钟楼附加大量钢材加固的做法，唐招提寺金堂大修仅平闇以上节点使用少量钢材，主要加固措施是直接在虹梁上方增加一组独立、可拆卸的木桁架（图4）[14]。这种做法既能替代虹梁承压，又能对虹梁施加内向压应力，使整体结构更加稳定，同时也避免铁件增加原有梁架的压力、降低木构架的灵活性。这组桁架无须整体落架即可拆除，具有可逆性。鸱尾则以复原天平时代工艺为基础，由日本传统瓦技术保存会会长山本清一主持、按原鸱尾形制复原（图5）。
图4 唐招提寺金堂大修添设的桁架结构（引自：参考文献[14]）
图5 唐招提寺金堂修复后外观（作者自摄）
此外，正式落架前，国宝唐招提寺金堂保存修理事业专门委员会对金堂进行为期两年的细致勘察，并制成1:10的金堂模型。在落架过程中，所有构件的用材、尺寸、形制，甚至加工痕迹、使用痕迹都经登记、拍照、整理成册。
二、考古学视野下的传统木构建筑修复
长期以来，被纳入保护与修复范围的传统木构建筑常面临恢复原状与保存现状的争议；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推进又对传统木构建筑修复提出新要求，强调信息的价值与延续。但在当下实践中，由于缺乏可供参考的方法体系，理论认识仍难以应用于实践或有所偏差，使传统木构建筑修复落入过度复原或过度保护的窘境，建筑本身的历史、艺术及科学等多元价值难以被全面把握。以建筑史学为指导的传统木构建筑修复往往更关注以年代为尺度的建筑形制和结构，而由工程师主持的修复则更注重工程方法的使用。随着我国建筑考古学科的发展，以建筑遗存探索古代物质文化及物化的古代社会、社会历史的研究，或可从对象、目的、方法等角度为传统建筑修复实践带来一些有益启示。
（一）厘清对象及思路：视修复主体为考古主体
传统木构建筑修复是系统性的研究与实践。南禅寺大殿的落架大修研究多以形制、尺寸实测为主，但基于木构件的易损性，不少历史信息可能在修复中就此湮灭。出于对物化历史信息全面获取、揭露、研究的需求，将以实物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引入建筑修复现场显得十分必要。
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方法及考古发掘辅助很早就融入当代传统木构建筑修复实践中。南禅寺大殿台明及出檐⑤[15]、开元寺钟楼及唐招提寺金堂台明砌筑形式的复原都仰赖于考古发掘。南禅寺大殿鸱尾以及开元寺钟楼瓦当、重唇板瓦等构件的复原也多以建筑遗址、考古出土资料为参照。但建筑修复似乎较少将地面建筑整体及其个体构件视为考古研究材料，建筑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发展还有所欠缺。
南禅寺大殿修复对方柱、圆柱年代早晚关系的确认⑥[16]，就可视为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辅助建筑修复的有益实践，但也仍局限于年代鉴定、建筑形制演变分析等建筑史学内容，对方柱墩接痕迹及工艺、大小卯洞⑦[17]所蕴含的微观历史及技术信息未能深入挖掘，随后直接用铁活加固等工程手段完成修复。开元寺钟楼落架大修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钟楼上檐金柱与下檐檐柱形制相似而稍粗糙，或为唐代原物，但落架大修直接依据早期调查意见拆除上层架构，在大修过程中也未深入验证、分析。原立柱拆除后未能保存，蕴含的历史信息已无处可寻。在这一方面，唐招提寺金堂修复经验值得借鉴。金堂大修过程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具体构件的测绘、研究，包括对木材材质、加工痕迹⑧、加工工具、钉痕、钉子断代等的分析，详细解读木构件遗痕，最大限度地提取、保留历史信息。这也为建筑修复提供了更加科学、翔实的依据，避免仅以年代早晚或工艺精巧程度判定历史价值，并由此指导修复而造成的随意性、破坏性。此外，基于修复过程中的研究及收集的木构件样本，日本还建立了专门的古建筑用材数据库，既便于以类型学原理辅助建筑断代，又能为传统木构建筑用材变化、变形及材料寿命等研究提供资料，方便未来多学科介入的交叉性研究。
由此，在传统木构建筑修复，尤其是落架大修的过程中，地上建筑及其构件也应被视为建筑考古的研究对象，工程前调查及工程中研究都是系统的“发掘”过程，参照诸作及各大木构架层，以考古学方法逐层揭露、研究、复原建筑信息，并据此调整修复方案。这对于现存不多且易损的早期木构建筑尤为重要，除能更好地指导修复实践、避免历史信息损失外，还有助于发现一些平常难以暴露的珍贵研究线索⑨[18]。
（二）明晰目的与内涵：梳理建筑演变
受时代限制，我国20世纪中晚期的建筑修复往往追求将古建筑恢复至“最具历史意义的阶段”，表现出明显的风格性修复倾向⑩[19]。南禅寺大殿及开元寺钟楼修复就是典型案例。这种做法重在解析建筑始建状态，强调风格统一，忽视了对文化变迁和历史演进信息的保护与研究。
随着文献性修复、历史性修复等一系列原则的提出、演化，尽可能保存遗迹各历史时期状态及痕迹的做法逐渐成为共识。且近年来愈发受到重视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影响到传统木构建筑修复，强调历史信息本身的价值和保存。但这一原则在修复实践中往往不易推进：一方面修复难免造成损失与改变，另一方面在修复中得以暴露的痕迹或信息，可能随修复的结束而再次隐藏。由此，致力于在发掘过程中尽可能获取信息、揭露并梳理历史流变的考古实践或可为建筑修复提供方法指导。倘若将修复过程视为“考古发掘”，全面研究木构件位置、现状中被使用及未被使用的结构、加工与使用痕迹、磨损程度等就成为应有之义。开元寺钟楼大修已显露出对构件制作、使用年代及灰作材料、配方等的记录、研究。唐招提寺金堂大修更是强调对构件的“类型学”梳理以及对使用痕迹、加工痕迹的详细记录。
修复应尽可能捕捉信息，问症把脉，一一揭示传统木构建筑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使用、维修情况；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文字、照片甚至模型得以保存、展示，无需将建筑本身破坏性地复原为初建状态。需要指明的是，对木构建筑信息的系统挖掘、保护也并不排斥复原。作为建筑考古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复原的关键就在于对必要性的判断以及对复原参照的选择。以复原构件替代不会威胁结构安全或保存状态较好的构件，必须格外谨慎。南禅寺大殿不符合“唐代一般式样”的三个门簪被直接拆除，晚期砌入券拱内的板门也经“复原”，但晚期维修形制、工匠技术、社会审美等潜在研究材料也就此消失。从时代演变及地域差异的角度而言，南禅寺大殿参照宋代法式复原的悬鱼、搏风，以及参照渤海国上京实物复原的鸱尾，在时空上可能与原物有较大差别，缺乏切实复原依据。对比之下，唐招提寺金堂以原有实物为模板，以复原天平时代烧瓦技术为载体，重新添配复原鸱尾，并将原件置于金堂后的讲堂中展览。这种做法既维持了原建筑的风格统一，又妥善保存原构件，同时为传统瓦作工艺的活化传承提供生存空间。此外，也可尝试利用模型复原“最具历史意义”形制⑪[20]而对原构件加固保护，保留层次丰富的历史信息。
（三）科学实践与方法：还原独特营造技艺
如同陶瓷考古绕不开胎釉用料、烧窑及窑址等研究，将建筑考古研究方法及内容融入建筑修复不仅有助于梳理建筑形制演变等历史、艺术价值，更有助于选材、工匠技艺等科学价值的探究。当下以延长古建筑保存寿命为基本目标的修复在勘察、评估及修复过程中多着眼于工程手段，对除历史价值以外的科学技术价值，尤其是地域独特技法、民间工匠艺术和审美理念等问题的研究动力及深度相对不足。不论是南禅寺大殿、开元寺钟楼大量使用附加铁件、钢材加固，还是唐招提寺金堂最初计划利用钢斜撑辅助虹梁承压⑫，多出自建筑学、工程学思考。由于材料强度、收缩率等的不同，铁件加固的梁柱可能会出现新的劈裂或出现木材锈蚀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直以来，“以木修木”⑬[21]是日本建筑遗产修复的传统及首选方法。这种方法除维持建筑整体风貌和谐外，在保证结构性能方面也具有很大优势。木构件具有韧性及柔性拼装节点⑭[22]等重要结构特征，从而使木构建筑在地震、屋顶积雪等外力作用下能抵消一定程度的变形或位移，保持建筑平衡稳固，这也是东亚传统木构建筑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大量使用钢铁件加固，除对原构件造成额外压力外，还可能因刚节点过多而影响木构建筑的长期自然适应力。且在唐招提寺金堂修复中，相关学科专家还专门测试了桧木与混凝土等现代材料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指明木材在耐久性上远超含钢筋混凝土、环氧树脂等在内的现代材料[23]。
日本使用“原材料”修复的要求也不仅限于相同材质，还包括相同的树种、木材等级，以最大限度保证新老构建在极端气候下仍能保持相似的收缩率。为此，日本设立了木材保存协会和专门用于培育建筑遗产修复木材的“故乡文化财森林”[24]。唐招提寺金堂修复所用木材就由木材鉴定专家自吉野桧木中挑选。日本还先后开展《文化遗产建造物修理用材料需给实态调查》、“确保文化遗产使用用具和原材料的调查研究”⑮[25]工作，分析建筑遗产修复用材的资源、市场情况以及修理用具情况，寻求解决供需问题的对策。比较而言，目前我国对于古建筑用木材质、木材等级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尚显不足，且供需不平衡，修复工期及资金大多有限，在对传统木构建筑修复“以木修木”及用材质量管理上，仍需摸索。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建筑遗产理当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体，建筑实体是物化的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同时也是技艺传承的“场所”。“无形文化财”的概念起源于1950年代的日本，日本文化厅专门设立“选定保存技术制度”，建筑物维修、建筑物木工、建筑物彩绘、角梁规范术、灰作工程、屋顶瓦制作等技术都被选入。技术的持有者，即“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在建筑遗产修复与技艺使用、传承方面担任重要角色。2007年《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强调，文物建筑修复应尊重、继承传统做法[26]。尽管我国在2004年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2009年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各地都有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但从我国木构建筑的悠久历史、建筑技艺独具特色及多元性来看，被认识、利用、传承的技艺远远不足，更遑论在建筑修复中应用、发展。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传统师徒相传的传承方式弊端凸显的背景下，重视对营造技艺“场所”的保护，寻找传统技艺使用、复原的线索，在传统木构建筑修复中为其发展、传承提供机会，也成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需要。唐招提寺金堂鸱尾就由日本传统瓦技术保存会会长主持复原，大修使用传统木工技术在虹梁上增设一组承压构架的做法也体现了技师对传统木构建筑结构及技术的理解和发展。这种修复方式或许与我国一贯追求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不相符合，但我们可以借鉴其思维中的优点，注重传统木工技艺的传承、复原、使用，以可逆、可识别的木工加固来减轻对现代钢筋铁件的依赖⑯。与此同时，追求以当代发展了的建筑力学，而不是单纯强调高强度的当代材料，应对传统技术、传统木构建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活化继承建筑中本就具有动态性的科学技术价值，也能使修复本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⑰。
此外，传统木构建筑修复也能为收集、整理、复原不易提取、易被忽视的技术信息，提供珍贵机会和资料。例如，通过观察唐招提寺金堂椽子加工痕迹，研究木工工具的刃口和尺寸，木工工具“鐁”⑱[27]的使用得以发现并在实验室成功复原。此外，金堂部分檐椽上还发现了端头用榫卯及固定圆梢的早期做法，或见椽身内侧有半圆形凹槽。这些加工痕迹原并非檐椽所需，可能是金堂初建时支撑平缓屋顶的构件或其他建筑的长押⑲。开元寺钟楼修复时也将下层檐柱与金柱的高低差及支垫痕迹保留下来，苫背维修则采用当地传统用料及手法⑳[28]，虽然修复时未及研究，却也为未来探讨留下资料与线索。即使是出于当下及未来的研究需求，尤其是为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留存实物资料，传统木构建筑修复也应注重历史价值以外，加工痕迹及技艺等科学信息的记录、保存和复原。
当然，追求对原材料、原技艺的保护与利用，也不代表着完全否定新材料、新技术。新加固材料的使用，如三座建筑修复都利用环氧树脂灌缝，能够在降低经济成本的前提下，保证原构件的使用。但综合考虑材料可逆性、新材料老化速度及原构件长期保存等因素，新材料的使用仍应遵循适度、提前实验、量体裁衣的原则。此外，借鉴唐招提寺金堂的修复实践，新技术使用的另一个关键是加深对传统材料及工艺的理解，从而辅助科学修复方案的制定。利用数据解析模型，唐招提寺金堂的受力分布、构件传力作用以及各构件的不同潜变量都被参数化、数字化[29]，其结构力学信息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帮助建筑师探索可行的加固方式。落架后的斗栱则利用相同材质复制出等大模型，通过现代机械对其施加垂直压力，研究斗栱受力作用及变形参数；同时模型也被施以假想地震晃动实验，从而深入探索古代建筑构造技术，为保证修复在各种气候、地质条件下长期有效寻找适宜方案。受时代条件所限，南禅寺大殿、开元寺钟楼大修对现代科技的使用相对有限，但目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㉑[30]、北京古建研究所等机构不断开展古建筑木构件科技保护、评估课题，可供借鉴的方法不断拓展，未来建筑、考古、木材工业等学科的交叉发展必将推动现代科技及实验室方法的更好利用。
三、结语
传统木构建筑修复是具有严谨逻辑性、分析性的系统研究工作，与当代建筑修复工程有本质区别。除保证建筑的物理稳固外，其关键就在于保护传统建筑的完整价值（包括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防止原始数据或实物信息遭受不可再生性破坏；或者说，修复的意义应当是保证建筑遗产及其背后的多元价值在当下与未来都能健康地存在与延续。
建筑考古以建筑实物资料为对象，以复原建筑时代特点、历史演进，重现建筑活动及社会背景为研究目的，能够尽可能全面、真实地揭露古建筑各阶段价值信息。这与建筑修复尽可能保存、延续古代建筑及其背后价值的基本目标相合。因此，除为修复提供直接或间接依据这一传统做法外，建筑考古或能为修复提供更广阔的目的性与方法论指导。借鉴建筑考古的理论、方法，地上建筑实物也可被视为考古研究对象，在修复中层层拆解，抽丝剥茧分析，尽可能保证其承载价值的完整和延续，防止修复性破坏。
此外，过去的传统建筑修复更关注时代标尺及历史价值。这也可能导致其他文物价值及信息被弱化、忽略。未来修复也应全面认识建筑遗产背后蕴含的艺术、科学价值，尤其关注传统木构建筑在材料本质上的特殊性，即木构件的韧性和柔性拼装节点。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传统木构建筑修复必须采取与其他建材建筑不同的修复方法，同时对片面强调强度的当代材料、新材料及技术的使用慎重斟酌。
建筑遗产保护及修复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本文还有许多涉及但未深入探讨的问题，包括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不断更新的新技术的应用㉒、社会性修复等。与我国当下修复实践息息相关的还有修复工程招标制度、修复成本与标准体系等问题，未来或许可以联系修复成本与文物古迹的金融商贸价值、社会化参与来进一步探究。本文仅在考古学视野下初探木构建筑的修复，伏望就教于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