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物修复经验在中国的方法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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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1 21:30 来源:中国文物报
1980年，切萨莱·布兰迪完成了中国之行，8年之后，中意双方正式开启了文物保护修复领域的合作。
想要了解意大利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文物修复方法，以及切萨莱·布兰迪的修复理念在引发中国修复伦理边界的全新现代论辩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就必须回溯意方参与中国行动实践的主要历史节点。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外交部合作发展司的经济资助为中国修复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不间断的支持，而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简称IsIAO，2011年关闭）和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简称ICR）等专业机构的技术援助尤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推进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现代化。
1987年，陕西省政府与当时的意大利对外贸易部筹划设立第一个业务覆盖中国西北五省的文保中心。这一战略远景在其后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得以正式实施。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中国新建了许多博物馆，文物修复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这也促使有关部门与意方谋求相应合作。
1988年，西安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的创立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简称IsMEO）主持，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作为技术监理。中心的架构借鉴了后者的模式。
西安修复中心共获得240万欧元的经济援助，于1998年竣工，建筑面积达1500平方米，设有科学实验室、修复实验室及其他各部门，并配备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仪器设备。
西安修复中心随即开设了为期两年的修复专业培训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科学背景的年轻修复师，共21人。意方为西安修复中心带来了批判性（可辨识）修复方法学，审慎并循序渐进地将20世纪以来欧洲的修复经验引入并适用到东方情境中——毕竟在对于文物原真性的理解上，东方传统更注重形象的存续，而非原始材料的保护。与修复课程同时开设的，还有物理化学诊断方法和考古研究等领域的专业课程。
1997至2000年间，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这是中国文物保护管理领域的第一部专业指南。
在此大背景下，基于中意合作建设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成功先例，中国国家文物局于20世纪90年代末与意大利合作发展司接洽，以期合作加强中国文物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建设，该所为国家级的文化遗产保护科研究机构，承担着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能。
2003年，意方注入第一笔140万欧元的资金，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内启动设立中意合作文物保护培训中心（下文简称“中意培训中心”），该中心不久便成为全国修复培训领域最重要的基地。
根据中国国家文物局指示，北京中意培训中心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当时各博物馆、考古研究机构和保护中心等已有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从而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国内修复师的专业水平。
2004年，由27位意方专家和17位中方专家组成的团队，就金属与陶瓷文物修复、石质文物修复、古建筑修复、考古现场保护四个专业方向开展教学，共有来自15个省、5个自治区和2个直辖市的46家机构总计67名学员接受了培训。培训班第一阶段是为期4个月的集中授课，内容包括面向全体学员的基础理论课程、按照专业方向分别教授的专业课程和实操课程。紧接着是为期3个月的工地实习，三处教学实习工地均位于河南洛阳，包括南市考古遗址、龙门石窟、洛阳山陕会馆。
2007年，意方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各出资100万欧元，开启了双方合作的第二阶段。北京中意培训中心得以扩建并设立了新的实验室。进修精研课程也组织了第二期，来自全国17个省、6个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5家博物馆和20个文化遗产相关机构的共60名学员接受了培训。
2007年的培训课程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北京同时开设四个专业方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包括传世与考古发掘纺织品修复、壁画修复、纸质文物修复和古建区域型历史遗址保护规划。第二部分为实习内容，包括河北省磁县湾漳考古遗址揭取的壁画的修复、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珍贵丝织品的修复和古代书画修复，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
两期培训教学都对修复史这一学科给予了特别关注。学员们对布兰迪理论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修复的伦理边界、原真性、古锈和缺失等问题的辩论，显示出布兰迪思想并非以教条的方式传入中国，而是激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催生中国文物修复辩证观的有效工具。这一认知也促使笔者于2004年挑战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将布兰迪的著作翻译为中文。
两期研修培训班总计培训学员127名，来自两国顶尖学术与专业机构的55名意籍教员和65名中方教员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师生比几乎达到了1∶1。
每期培训结束后，将学员们的结业论文集结成刊，发表在献给乔万尼·乌尔巴尼（Giovanni Urbani）的《文物修复与保护的问题》系列专著里。或许正是这首次成书题名的激励，这些修复师们在未来的岁月中编著了大量的学术专著与科技论文，正如下文将要提及的。
作为中意长期合作的首项成果，西安文物修复中心迅速成为业界标杆，曾在此受训的修复师们在其所属的机构内担任要职，并在之后承担起更多新的培训项目。
2010年12月，西安修复中心更名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下文简称“研究院”），现有在编人员83人，其中高级职称35人，中级职称16人，硕博人才27人。
近年来，研究院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5项、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9项、陕西省文物局课题18项，参与了文物保护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2009年，研究院荣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二等奖。在2013年的第三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高峰论坛上，研究院被评选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典范单位。2011年以来，研究院先后为全国40余家博物馆编制了预防性保护方案，平均每年修复可移动文物约300件（组）。
200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十一五”规划中启动了文化遗产领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除了加大对于现有文保机构的支持，如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修复部门、西安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以及四川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还设想通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总体协调，构建各地区文保中心，以期实现全国修复领域的长足发展。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育培训学院由三部分组成：教育培训、修复实验室及组织管理，近年来主持完成的重点项目之一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
早在2006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便与日本奈良国家文化财研究所、韩国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专家一起组织了培训课程。
过去12年间，培训中心面向全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领域均开设了多次培训进修课程。
在过去的25年间，中国文物修复实践与西方经验，尤其是意大利经验相结合，取得了非凡的进步。1995年，中国的修复师总数仅为82人，如今全国范围内就职于公共机构的可移动文物及建筑表面装饰保护修复专业人才约5000人。
中意双边合作的直接影响，在对两个修复中心培养的学员们历年多次回访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份由2010年完成的调查显示，北京中意培训中心的学员们曾推动、参加过超出156个国家项目、142个省级项目以及90个地级项目，且在受训后短短几年间发表了28部专著及350余篇科技论文。
2020年1月，通过对曾在西安和北京受训的学员进行新一轮的回访，21名昔日的西安修复中心学员如今活跃在6个省份，就职于国家级和省级机构，在6所博物馆中担任重要角色，在1998至2019年间总计发表了10部学科专著及402篇科技论文。曾经参加2004年北京中意培训中心培训课程的67名学员现于22个不同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任职，其中包括两所国家级机构、20所省级机构、16座博物馆和2所大学，担任着诸如文保中心院长或副院长的职务，在2004至2019年间，共刊发了39部学科专著及777篇科技论文。2007年北京中意培训中心培养的60名学员目前则活跃在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包括2所国家级机构、18所省级机构及25座博物馆，他们同样在其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在2007年至2019年间，共发表27部学科专著及603篇科技论文。
毫无疑问，未来几年中国将面临提升高校文物修复教学能力的挑战，目前正在进行一些尝试，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鉴于意方五年一贯制教育模式有着多年的成功经验，未来中国与意大利的合作或将变得愈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