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视野下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例

摘要：遗址本体是考古遗址博物馆最具特色的不可移动文物和特殊藏品。因遗址环境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且持续的考古发掘和原址展示对遗址本体有一定的要求和影响，相较于综合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工作中面临更多的困难。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作为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先行者，多年来深入思考与积极探索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保护、研究、利用，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科学管理+全面监测”共同作用下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藏品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可移动文物；藏品管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国际博协对遗址博物馆的定义表述为“为了就地保存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而建立的博物馆，即博物馆在该遗产被发现或创造的原地”[1]，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考古遗址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文中所指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从狭义上来讲是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建立的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最大的特点便是博物馆与遗址密不可分，且须结合遗址本体在原址上进行展示，这样便于充分解读遗址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历史背景信息。这也使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了与其他类型博物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也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和挑战。不可移动文物虽未纳入藏品体系，但它是遗址博物馆最主要的藏品资源，因此，结合工作实践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工作进行梳理与思考，十分必要。

一、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文物资源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文物包括遗址本体和出土于遗址的各类遗物、遗迹、标本等，前者作为此类博物馆最有特色的文物资源，在管理方式和方法上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遗址本体是不可移动文物，且受限于遗址，其馆藏可移动文物的种类相对单一，因此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文物保护、管理、利用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的困难。

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例，可移动文物包括但不限于遗址中发掘出土且保存于文物库房的各类遗物、提取的各种遗迹、标本等；不可移动文物是指遗址本体，包括已发掘及未发掘区域，如已对公众开的兵马俑坑、K0006遗址坑（文官俑坑）、K9901遗址坑（百戏俑坑），均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并以藏品化管理的工作方式使其得到有效的管理与保护（图1）。基于“不可移动”的现实情况，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藏品管理和遗址管理还面临以下问题。

 

（一）对土遗址的管理

我国大部分依托于考古遗址的博物馆，其不可移动多为脆弱的土遗址，破坏土遗址的不稳定因素较多，需要及时处理裂隙、去除霉菌等常见病害。因此，在进行不可移动藏品管理时，也面临着保管、保护与展示的三重困难。兵马俑坑的开放性环境受温湿度变化的影响较大，相对较为封闭的环境，会使坑内的棚木、土隔墙、俑坑地面等出现裂缝、表面风化、霉菌等不同程度的病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工作，同时也要根据土遗址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加固保护措施，为原址展示创造条件①（图2）。

（二）原址展示方式下的文物资源管理

人员管理、遗址管理、安全管理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原址展示方式下的文物管理，且三者互为要求。原址展示的文物，除了可移动文物之外，还有遗址本体和遗址内的各种遗迹，它们同样需要进行科学管理，如兵马俑坑内用于铺地的秦砖、遗址中出土的各种遗迹等。同时，从事日常保养、安全巡查、考古发掘等工作的人员，不可避免地会进入遗址，他们除了变成公共展示的一部分内容之外，其在遗址内的工作方式，因与文物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而更需要进行规范管理。当观众围绕遗址进行参观时，也就与遗址产生了关系，其行为进而成为文物管理的一个环节。此外，对于部分临时性工作需要，如展陈工作或是研究等进入遗址内的人员，均需按照管理批准的范围进行规范活动。

（三）架构文物管理与遗址保护、考古发掘的关系

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学研究，是对遗址进行科学保护的依据,遗址保护则是考古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二者互为依存,不可偏废[2]。大体量的遗址，考古工作是长期持续性的，从文物管理的角度来看，与考古部门划分工作区域共同管理遗址非常有必要，这样既可以明确安全责任，又能够根据保存环境和状态进行遗址保护工作方针的制定，并且在后续工作中有助于考古成果的整理和转化。

（四）全方位落实大遗址的科学监测

遗址博物馆的管理难点之一是开放性遗址本体的安全问题，特别是针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种体量巨大的遗址，遗址坑作为博物馆展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文物保护与人员安全的双重压力。那么建立全面的监测体系，将日常巡查与各类监测统一于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之中，加强人工巡查和设备监测之间的有机结合既可以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也能够通过全方位的长期监测，后期针对遗址安全做到实时预判与实时预警。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针对不可动遗址进一步完善了监测体系，建成后的“秦始皇陵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将会在加强整体监测数据的应用方面，提供更为有效的依据。但是，如何落实好对大遗址的全方位科学监测、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和阈值去进行预判，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图3）。

上述的四点问题，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文物管理实践工作中，属于容易碰到的“难点”，有必要进一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个科学的文物管理模式。

二、藏品视野下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模式的探索

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藏品管理已经形成了具有体系的工作程序，从“保管“到“管理”，也体现出藏品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探索过程。早期的藏品管理工作，基本局限于馆藏的可移动文物，现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已有明确的规定，随着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开启与遗址博物馆的不断发展，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工作不仅有了一定的政策依据，更成为工作中的必要环节及遗址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对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律赋予的职责，文物保护提出的需求，都使考古遗址博物馆需要去思考如何从博物馆体系下去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管理和展示，对于这一情况，目前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阐述以及学科间的沟通却较为薄弱。针对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不可移动文物应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还需要从实践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一）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制度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多重身份，也使其在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工作中，面临着更多职能交叉后带来的难点。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严格工作程序，才能提升管理水平，有效消除在管理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随着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新技术带来的革新，势必会形成新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例如，针对土遗址的新的保护技术、全新的陈列理念等，这也要求了博物馆要进一步探索更适合当下的工作流程与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进行文物管理工作。

不可移动文物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重点管理对象，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履行好文物保护工作之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可以参照“藏品”标准去进行藏品化管理，并需不断完善管理的相关内部工作制度。只有借助科学的方法、健全的制度、规范的流程、先进的技术，才能科学有效地进行管理，以助力后续的利用和科学研究。

（二）健全不可移动文物的档案信息

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和遗址管理机构，遗址的管理需根据国家条例做好“四有”工作和建立规范科学的记录档案②。而作为博物馆，还需要进一步从博物馆管理体系下，去健全不可移动文物的档案信息。首先要注重考古发掘资料的完善，考古发掘是遗址博物馆重要的业务工作，也是开展其他业务工作的基础。信息全面的不可移动文物档案，既是不可移动文物管理的需要，也为遗产保护工作、学术研究、科学展示等后续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撑。形成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文物管理工作之间的信息同步，确保遗址本体及其附属遗物资料的完善，以备后续的充分利用。

从博物馆管理的角度来说，健全档案不可移动文物信息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充分认识遗址本体也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资源。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遗迹以及土层信息等，需同步补充到档案中，移交藏品部门进行管理。第二，完善文物保护档案。完善文物和遗址本体监测档案，及时将遗址本体的日常动态监测和重点监测数据补充到档案中。第三，各阶段研究成果的记录。对于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及时收集、整理，制成配套档案，以便于为后续各类文物利用工作提供支撑。

（三）不可移动文物管理视角下的考古工作和公众服务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也是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而考古、展示又与不可移动藏品管理工作相辅相成。“遗址的展示离不开遗迹遗物，遗迹遗物越是丰富、精彩，遗址展示效果便越是生动活泼。具体到每个遗迹，也是考古发掘越是细致、周到，研究工作越是全面、深入，展示效果也越好。[3]”遗址是考古遗址博物馆诠释和展示的主体，作为社会教育传播机构的博物馆，在诠释考古工作时不能只将信息“窄播”给考古圈，而应“广播”给公众[4]，这些遗迹、遗物及其内涵，既是重要的藏品资源，又是展品的主角，也是辅助展品的主要来源。

对于大体量的遗址而言，考古发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从不可移动文物管理的角度来看，划定区域采用不同方式对遗址区域和发掘区域进行分别管理很有必要，这样可以保证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并防止因管理区域模糊造成的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另一方面，提取出土的遗物在交由管理部门保管时，应当同时采集各类能够反映遗物信息的标本，以便制作完备的文物信息档案用于后续研究。此外，有研究者认为“遗址博物馆与考古研究之间的关系仍待进一步理顺。这一方面涉及到不同的研究和职能部门对待‘物’（作为藏品、展品还是标本）的性质的认知问题。由此，也将涉及到不同机构对待‘物’的使用与保管的‘底线’和边界的问题。[5]”

提升展示水平是加强公众服务的重要方面，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有三个特点：第一，遗址本体是展示的重点；第二，原址展示；第三，与遗址相关的各类临展。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及秦陵铜车马博物馆、K9901、K0006陪葬坑陈列厅组成，考古发与保护、展示相结合，原址展示为观众提供更为真实的展览效果。同时，通过文物、图片和文字说明，及相应的讲解服务等，向观众全面展示遗址的文化内涵，强化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图4）。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作为一座典型的遗址博物馆，多年来实行的“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文物保护利用“秦俑模式”，是切合实际并成功的[6]（图5）。

不论是作为“藏品”还是“展品”，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与遗址、遗迹一起构成了博物馆展示的主体内容。科学的考古工作能够为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和方法，这对于原址展示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完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管理的相关制度、健全各类信息资料、提升公众服务，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管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在公众服务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三、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文物管理的认识与思考

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工作中，要兼顾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个方面，采用科学的技术和恰当的管理手段，不断提高藏品管理水平。国家对馆藏文物的管理工作流程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详细的标准规范，在进行可移动文物管理时，流程操作基本一致，而对遗址本体的管理是考古遗址博物馆藏品管理中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对遗址本体的监测及对病害的研判，主动预防各类病害等不利因素的发展，牢筑安全体系尽可能减缓文物的衰退，记录、延续好真实而又全面的文物信息和遗产信息。作为藏品管理部门，需要与相关部门做好配合，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形成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特点的管理模式。

（一）形成“科学管理+全面监测”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模式

1.完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工作

国家对于不可移动文物有着明确的界定和保护管理要求，③此外，还有各类地方性文物保护法规和相应的文物管理机构。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有明确地保护管理办法。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考古遗址博物馆还需考虑到博物馆体系下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一些研究者虽也关注到了“不可移动遗产的博物馆化”⑤的问题，但整个行业对此的关注度并不高。随着考古、文保工作的推进和博物馆发展的需要，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愈加重要。管理的第一步是对人员的管理，对进入遗址工作的审批流程和工作内容进行合理化设置，架构以大遗址为核心的、从点到面的监测体系，细化不可移动文物的全面监测及各类监测数值，形成一个科学的流程，管理体系，以利于各个相关工作环节关系的协调。

2.建立不可移动文物监测档案

首先，应该像管理可移动藏品一样建立不可移动文物更加细节化的“藏品档案”，做好遗址本体各类情况的记录。其次，实时监测、定期检查，同步更新档案。最后，根据土遗址的变化做好防治，同时对遗址内的可移动文物进行同步监测，将土遗址的监测与可移动文物的不同监测方式有机结合形成全面的遗址环境档案。遗址的保护利用具有特殊性，做好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至关重要。目前，多数考古发掘工作会提前制定出土文物保护预案，但都是针对可移动文物进行的保护，很少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对于考古现场中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经验也相对较少。但是，不可移动文物和后续的保护利用工作息息相关，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研究、展示水平。通过建立藏品化管理的不可移动文物档案，可以在工作中提高管理意识，借助科技保护手段，做好规范、科学、专业、有效地管理各类文物，为后续的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保障。

（二）立足遗址特色，构建科学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文物资源体系

除了对遗址本体及各类藏品进行科学管理之外，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工作也需要制定长期、科学的计划，以构建能够反映遗址文化信息全貌的特色文物资源体系，助力于后续科学研究，为遗址博物馆的特色展陈、公众考古、社会教育、文创产品研发等业务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充分展示博物馆的文化力量。

1.以遗址文化面貌为核心，健全藏品系列

首先，完善现有藏品信息。如出土文物附属信息、后期各类研究成果、外展经历等，做好藏品信息的细化工作。

其次，健全藏品系列和完整的藏品结构，为博物馆发挥其职能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起到助力作用。第一，注重能够还原遗址信息的考古标本的藏品入藏。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标本也是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发掘提取的遗迹标本、骨骼标本、动植物标本，甚至土样等，都是解读遗址内涵的重要信息，应该主动选取符合入藏标准的标本，进行统一存入专库进行集中管理，保存全面的遗址信息包括数据信息，助于后续研究；第二，注重相同文化类型藏品的征集。遗址博物馆的藏品大多数来自本遗址，因此会出现藏品相对单一的问题，在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受限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此外，还存在较少主动征集馆外文物的情况。这样的“被动入藏”并不利于构建完整的博物馆藏品体系，因为遗址博物馆藏品在年代、种类、属性上相对单一，若是藏品仅限于此，将无法全面展示以遗址为核心的文化价值。所以，特别需要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更大范围的藏品征集工作，注重搜集相同文化类型以及同期不同地域的文物和标本。例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以秦文化为重点，在90年代征集入藏了秦公一号大墓的一批文物，不但丰富了馆藏文物、补充了文化信息，也为博物院的各类展览提供了支撑。

2.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研究

学术研究也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移动文物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资源和研究对象，通过对遗址所涉及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信息进行研究，较为深入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文化，有助于推动后续发掘、展示、教育等多项工作的开展。随着学科和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跨学科合作，运用综合手段和新技术去分析遗址本体，也有效加强了对遗址本体的全貌及其文化背景进行系统的认识。

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来说，藏品研究要关注不可移动文物与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关系，不可移动文物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陈列展示、社会教育的联系，以及不可移动文物与博物馆本身的联系。例如，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战车遗迹、盾牌遗迹等，对研究兵马俑的丰富内涵和秦的军事制度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加强对遗址本体、遗迹等不可移动文物的全面研究，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后续转化（图6）。

通过健全以遗址文化面貌为核心的藏品系列，并以藏品研究为支撑，才能构建具有遗址博物馆特色的文物资源体系。

（三）提升藏品数字化管理与预防性保护的能力

智慧博物馆是当下博物馆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博物馆融入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就藏品而言，建设智慧博物馆，要以藏品的数字采集为基础，面对可移动的文物和不可移动的遗址，去思考选择什么样的信息采集方式、是否形成采集工作的标准化、是否制定配套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数字化等问题。其中，藏品信息资源数字化又是数字化建设工作中的基础。这也要求藏品信息多维度的采集、藏品动态实时监控、藏品信息动态著录、数据交换和构建知识图谱等，都需要通过不断地建设，进一步完善文物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框架，通过数字化资源管理实现智慧化藏品管理，为藏品研究和利用提供便利，并为资源共享提供可能。此外，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应关注遗址本身的数字化，实现与馆藏文物的同步管理。在文物数字化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管理的基础之上，加大数字化保护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充分利用数字资源，使博物馆的数字治理更智慧。

与综合类博物馆相较，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文物管理工作中，涉及到了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其中不可移动文物多为土遗址，环境控制难度大，面临病害风险高，管理难度大，更需将预防性保护理念融入藏品管理工作之中，根据土遗址的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防护和加固技术措施及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减少各类风险和病害。通过文物数字化以及文物数字化管理的建设，推进文物管理监测体系化，制定符合本馆各类藏品保存环境需求的控制指标，建立全面的文物保护体系和智慧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提升文物数字化管理与预防性保护的能力。

藏品始终是一个博物馆的核心，不可移动文物同样属于考古遗址博物馆重要的“藏品”。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管理职责之外，也需要从博物馆的角度去做好管理和展示，从实践中将其以藏品化管理的角度进行工作梳理很有必要。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物工作不仅需要理论研究，更需要以实践为导向，不断适时推进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工作的提档升级，从构建特色文物资源体系到加强预防性保护，从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研究到推进文物资源的利用手段与方式，都需要一步一步坚实的努力，进一步提升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不可移动文物管理模式和利用水平。

（本文图片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参考文献：

[1]THEINTERNATIONALCOUNCILOFMUSEUM(ICOM).ArchaeologicalSiteMuseum[M].Paris:Unesco: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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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巨洒洒,杭侃.遗址博物馆论稿[J].中国博物馆,2020(03):3-8.

[6]李斌.遗址博物馆原址展示与文物保护的统一——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例[J].中国博物馆,2020(02):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