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复原研究

字号：T|T

2023-08-16 08:44 来源:南方文物

摘要：本文通过与先秦时期相关建筑基址的比较，对青关山一号建筑予以复原研究，依次分析其大型建筑区选址、建筑基础及台基、墙体、结构和布局、功能和性质等问题。青关山一号建筑形制、结构非常复杂，表现出明显的多元融合的特点——既有与成都平原史前至先秦时期建筑特征相一致之处，又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或与长江流域其他大型聚落建筑特征相似，或明显受到黄河流域建筑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同时，青关山一号建筑也有一些创新之处。三星堆遗址建筑与玉器、铜器、陶器、石磬等遗物所体现的长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相似，展现出独特风格的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三星堆遗址的惊人发现引起举世瞩目，其大型建筑是学界十分困惑而又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青关山一号建筑甫一发现，就因庞大的规模，独特的形制、结构与建筑技术，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些研究推动了对三星堆遗址建筑的认识，然而尚有问题未解。

本文通过与已发表的先秦时期相关的建筑基址的比较，对青关山一号建筑予以复原研究，依次分析大型建筑区选址、建筑基础及台基、墙体、结构和布局、功能和性质等问题，总结青关山一号建筑的特点，辨析其风格与源流，探讨建筑遗存所承载的社会历史信息。

一、大型建筑区选址

大型建筑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舞台之一，其选址与规划理念、建筑思想密切相关。因此，复原研究青关山一号建筑，首先要从其所在的大型建筑区的选址问题入手。

三星堆遗址古城面积约360万平方米[1]，在先秦时期的城址中，规模居于前列，即使与中原地区的城址相比也并不逊色。如河南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王城岗，复原面积为34.8万平方米[2]；夏时期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分布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中宫城面积约10.8万平方米[3]；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4]；偃师商城面积约86万平方米[5]。位于南方地区的商代重要城址盘龙城城垣内面积仅7.54万平方米[6]，吴城城址面积61.3万平方米[7]。因此有学者提出“夏商西周时期，三星堆古文明处于第一文明发展方阵，在有些指标上还靠前”。[8]

然而在面积如此庞大的古城中，以一号建筑为代表的大型建筑所在的青关山台地，却位于城址西北部，紧靠近城墙的区域，北濒鸭子河，南临马牧河[9]（图一）。勘探结果显示，整个青关山土台均系人工夯筑而成，厚4米左右，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包含两级台面，各自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一号建筑所在的大型建筑区位于第二级台面上[10]。台地北侧边缘有一段城墙，城墙与大型建筑群之间，为一条宽约25、深逾3米的沟状低洼地带[11]。

纵观先秦时期城址的材料，如三星堆遗址这般大型建筑区紧靠城墙的现象殊为罕见。

先看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先秦时期的大型聚落中，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区域位置有两点较为明显的特征。一是凡聚落所在地地形高低不平时，大型建筑区基本都位于聚落最高或较高的位置。如郑州商城宫殿区位于内城最高的地方——东北部[12]；殷墟小屯宫殿区也位于洹水南岸较高的地方[13]；山西柳林高红的商代大型建筑还建在山上[14]。二是大型建筑区在聚落中尚看不出固定的区划，未必在聚落中部，尚未出现中轴对称的建制。这或与当时大部分城垣建造的不规整有关。商代多座城址的城垣就不规整，直到东周时期，很多城垣仍然不规整，故其内的建筑很难中轴对称。即使城垣较规整者，如洹北商城，其内的宫城也未居中偏北，而是近中部偏南偏东。至于宫城内的建筑，也不能对称[15]。

再看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大型建筑区，亦位于聚落中地势最高处；但与黄河流域不同的是，这些高地多为人工堆筑而成。

如湖北盘龙城遗址[16]，东面和东北面濒临盘龙湖。古城平面近方形，南北约290、东西约260米，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城内地势东面及东北部高，西面及西南部低。东北隅地形呈三级台地状，向南、向西地势逐渐下降，东北部与西南部高差约6米。通过发掘得知，城内东北部是人工填土平整加高而形成的台地，大型建筑F1、F2位于此台地之上。

又如江西清江吴城遗址[17]，城址平面近圆角方形，依地形和水文环境，整体略呈西北——东南走向，北城垣长约1000米，南城垣长约740米，东城垣长约666米，西城垣长约554米，面积61.3万平方米，主要由四个连绵不断的山丘组成。重要的商代遗迹，主要分布在四个山丘顶部的台地上。位于吴城遗址中部的祭祀场所所在的台地，原为原始丘陵岗地，采用人工的方式将其挖高补低、筑平，再修建而成。

再如近年来做了许多工作的江西樟树筑卫城遗址，其大型建筑坐落于城内东北部经过人工平整的高地上（局部似为夯筑）[18]。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大型建筑区的选址，与长江流域先秦城址的情况相似——建在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地之上。这当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土壤结构、湿润多雨的自然条件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纯为人工堆筑的土台，当可在城址范围内自由选址，但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几个大型遗址中，已发现的大型建筑区多位于城内偏北部，这或与当时长江流域居民的方位观念有关。但如三星堆遗址这般紧邻城墙的现象尚未有发现。这可能与三星堆城址内的地形走势、城址布局发展变化有关，也能与三星堆人的方位观念等精神层面的认识有关。

二、台基制法

简报介绍，青关山一号建筑台基的横截面大致呈梯形，平面整体形状和面积均不清楚。厚度约0.2~0.3米，分上下两层，下层为灰白色黏土和灰色粉沙土混合而成，上层为黄色黏土。“台基并非一次性筑成，而是分成若干小块分别堆筑，因此F1平面上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不同土质、土色的小夯土块”。从这个表述结合遗迹剖面照片（图二）来看，一号建筑应当是不挖基槽，以人工堆筑的夯土台面为基础面，在其上修台基建房子。

先修台基，再在台基上起建房子的做法，在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建筑中较很罕见，已发表的材料中，仅青关山一号一例，可见修台基的做法并非四川地区的传统。总的来说，成都平原的先秦建筑，以平地起建和干栏式为主。以金沙遗址为例，已发表的材料中，无论大型、小型，均为平底起建，即将地面平整之后，在其上挖墙槽立柱，建造而成。比如面积较大的黄忠村F6，长43.8、宽近8米，即于地面起建而未建台基[19]。另外在成都市发现的始建于商代至战国之间，废弃于战国晚期至秦的羊子山大型土台建筑，其边长140~160米、高逾10米，也是平整地表后，直接在地表上建造[20]。

但总体上这种先修台基再建房子的做法，属长江流域先秦时期流行的建筑基础处理方法之一。目前发现的长江流域先秦时期大型建筑基础部分的处理方式有两类：一为不挖基槽，仅对地表进行修整；一为先修建地基再建台基，前者为主流，后者较为少见，青关山一号建筑属于后者。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青关山一号建筑台基面上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不同土质、土色的小夯土块，显然台基并非逐层夯打，而是分成若干小块分别堆筑而成。这又与长江流域其他地点的大型建筑台基的制法有所不同。从迄今公布的材料来看，长江流域先秦时期大型建筑的基础部分多为逐层夯打。如盘龙城遗址F1的做法是先挖基槽，在基槽内逐层填黄、红、黑相杂的花土夯实，夯层一般厚0.10米左右。当将地基填至与坑口外的地面相平时，再填以红色土夯筑出高0.20米以上的台基。

然而像青关山一号建筑这样分块建造台基的现象，虽然在长江流域比较罕见，但在中原地区较为多见。例如年代较早的偃师商城五号宫殿建筑（最初编为五号上层建筑），发掘简报称：正殿“现存表面的土色很不一致，自西向东可以分出20余条不同颜色的土带，界线十分明显。一般宽1~1.2米，最宽的约为3米，长度与基址宽度相同”（图三），这种现象，发掘简报认为是分段夯筑基址所遗留的痕迹。[21]

殷墟遗址建筑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据小屯发掘材料，有一种基槽是“分挖整建”，“即在预定的一个基址范围之下，先挖若干长方形的小坑，约长5米宽3米不等，麟连节比的排列着，深浅也不一定的相等。先分别把各小坑夯打平覆后，再在其上加土统体地夯打，直打到所需的高度为止”。这种“分挖整建”的基址，若基槽以上保存较好，则不易发现下面鳞次栉比的小坑，只有基槽以上被破坏，或将基槽以上统体夯打部分挖去才可看到各小坑。乙五基址（图四）、乙七、乙十一、乙十二均属此类[22]。

在周系建筑中也有此类发现。如沣西客省庄四号基址的基槽就是由东西两大块组成（图五），“两者之间的界线非常明显。东部的夯土较大，东西长约36.5米，西部的夯土较小，东西长约25米。”[23]2005年在陕西周公庙遗址发掘了一处先周时期的大型建筑，仅存基槽部分，该基槽由40余块相连的长方形夯土分筑而成（图六），这些夯土块大小不一，面积为15~35平方米，深浅也不一致，深者4米多，浅者不足1米[24]。

综上所述，从台基的处理来看，青关山一号建筑与成都平原流行的制法不同，而与黄河流域先秦建筑的处理方法比较接近。但三星堆人对黄河流域的技术不仅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与盘龙城等部分长江流域大型遗址建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在吸纳黄河流域建筑技术的基础上，结合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特点进行调整。

三、建筑奠基或祭祀

青关山一号建筑台基表面发现零星的石璧残块和象牙等。在其以北约3米处还有一座开口层位和走向与之相同的大型建筑F3，已揭露的北半部长逾20、宽近10米，室内夯土地面中也有掩埋象牙的现象。发掘者认为上述掩埋玉璧、石璧和象牙的现象，很有可能与祭祀有关[25]。

目前黄河流域商代建筑中的祭奠现象已发现很多，这在商代建筑过程中是非常流行的[26]。如殷墟遗址建筑，在建基础、安门、立柱等过程中，都要举行祭祀活动[27]。而长江流域以往发表的商代建筑基址材料中，奠基现象则十分罕见。如果青关山F1表面发现的璧和象牙是建造过程中举行奠基活动的遗存，那么这是迄今发现的长江流域先秦时期年代最早的建筑奠基遗存。且此前成都平原史前时期的建筑中也未有此类发现。这意味着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奠基活动很可能是效仿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但三星堆人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因为黄河流域夏商时期建筑奠基中使用的祭祀品以人为主，还有牛、羊等动物以及陶器、铜器等，在西周以前尚未发现使用玉石器和象牙者。目前黄河流域商周建筑奠基中使用玉器的，仅见于年代为西周的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的一处房址中。由此看来，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建造者很可能结合自己的信仰，选择以石璧和象牙来奠基。

成都市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台基表面，也出土了8块石璧、白色石块、兽骨、兽齿等遗物。台址部分发现1个灰坑和1个木板方坑。灰坑内出土了与台址表面相同的陶片、石璧残块、石块及兽骨。木板方坑长1.9、宽1.8米，坑内发现2片小陶片[28]。这些迹象与青关山F1较为相似，很有可能亦为建筑奠基遗存。有学者判断羊子山土台为金沙遗址的先民所建[29]，而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密切的关联，有学者认为二者实为一个考古学文化[30]。以羊子山土台遗址为代表的金沙遗址大型建筑可能继承了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奠基传统。若如此，则以璧、象牙、兽骨等物品进行建筑奠基的现象在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大型建筑中很可能会再度发现。

四、墙体建造

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墙基平面呈长方形，分内外两圈，这种结构前所未见。有学者认为外为一周采用双排柱的木骨檐墙，檐墙内为两排与支撑屋顶框架有关的顶梁柱[31]。也有学者认为建筑围墙在内，围墙外为一周擎檐柱[32]。然而细究材料，尚有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一号建筑的两道墙基都较窄，内圈宽0.3米，外圈宽约0.3~0.5米。纵观先秦时期同等规模的建筑，墙无如此之窄者；即使在中型建筑中，也前所未见。如采用典型木骨泥墙的盘龙城F1，面阔33.9米，进深6~6.4米，其墙基槽宽0.7~0.8米，约为青关山一号建筑内外两道墙槽宽度的总和。又如成都黄忠村遗址中最大的房址F6，长43.8米，宽近8米，外墙基槽宽约0.56米，室内隔墙基槽宽约0.4米[33]。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内、外圈墙基，均比黄忠村F6室内隔墙还窄。再如位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建筑，为平面呈“回”字形的院落式建筑，东西长约173米，南北宽85~91.5米。其主殿的外墙内既有单暗柱亦有双暗柱，墙槽宽约1米左右[34]；西配殿西部边沿有一道宽约1.8米的夯土墙槽[35]。通过上述对比可推测，青关山一号建筑内、外两圈墙基各为一道木骨泥墙，尤其是双暗柱木骨泥墙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青关山一号建筑内、外圈墙基的分布和结构颇值得关注。先看呈不规律的断线状的内圈墙基，“间距一般为2米左右，最小1.5米、最大2.5米”[36]。如果这些墙基为柱础，则有可能其原本分布的较为规律，后期遭到破坏；也可能原本即呈不规律状分布。若属后者，则内圈应当既非典型的木骨泥墙，亦非顶梁、承重之柱础。再看呈锯齿状的外圈墙基，其外侧缘以0.3米左右的间距，规律分布着两排长方形外突结构，外突部分长约0.3~0.5米，宽约0.3米。这意味着外圈墙基上所立之柱，不位于墙基中部，且柱间距十分密集。上文所举盘龙城F1，在基槽中心成排栽立直径约0.2米左右的木柱，柱间距在0.5~1.1米之间[37]。成都黄忠村F6墙内有排列规整的大、小柱洞，大柱洞大多位于基槽中部，直径约0.36~0.5、间距1.4~1.5米。迄今发现的先秦时期的木骨泥墙，形制大致与上述两处类似。而青关山一号建筑外圈，柱子不位于墙基中部、以0.3米左右的间距密集分布的现象在先秦建筑中殊为罕见。

第三，青关山一号建筑内部的4处“U”形墙基为复原外围墙体结构提供了参考（图七）。“U”形墙基实际上是由室内的两段长约3.3、宽近0.7米的平行烧土墙基与内侧墙基相连而成，建造技术与F1内、外两圈墙基一致。以往发现的先秦时期建筑，室内墙壁未有宽于建筑外墙者，青关山一号建筑也不应例外，即其建筑外墙不应窄于0.7米。这是F1内、外两圈墙基非为独立的两道墙体的佐证之一。

综上所述，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墙体并非简单的木骨泥墙。至于它究竟为何种形制？位于成都北部的年代属商周时期的羊子山土台遗址或可提供一些思路。该土台为底径约140、高逾10米、呈五级台阶状的高台祭祀类建筑遗存（图八）。正中心最高的一级方台，边长31.6米，外围是一周垂直的用土砖垒砌的“回”字形围墙，墙厚6米，墙内用土分层夯打填实。第二、三级方台外围，亦各有一周结构相同、厚6米的“回”字形围墙[38]。土台方向为北偏西55°，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建筑基址均为西北——东南向一致，属成都平原的传统。另外，三星堆遗址城墙曾发现以土坯砖围框，在内部夯土的现象[39]。羊子山土台以土坯砖砌两圈围墙、内部填夯土的制法，应当是对三星堆城墙制法的继承和改进[40]。

青关山一号建筑与羊子山土台遗址虽年代有差，功能性质有别，但二者均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大型建筑，后者墙体的建造方式可为我们理解前者提供线索。即，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墙体应当是先在内、外两圈墙槽内竖置密集木柱，在木柱一侧（或两侧）以土结合木质材料加固，形成两堵窄墙或两道边框；再在两堵窄墙或边框之间填土夯打，形成内外包边的夯土墙。之所以采用这种设计，应与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此区域的土壤无法夯打成黄河流域那种坚实的夯土，墙体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容易流失、垮塌。一号建筑采取双重窄墙包裹的方式与三星堆城墙、羊子山土台用土坯砖围框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防止边缘垮塌、墙体损失。另外，笔者曾在遗址现场观察到部分“U”字形墙基边缘有厚约0.1米左右的笔直的木板灰痕，这表明几道隔墙外以木板包边。外围墙体部分虽未发现木板灰痕，但也不排除曾在墙体外包裹木板的可能。

长江流域尚有两处先秦建筑可为推断青关山一号建筑墙体为内外包边、内部夯筑的参考。一是湖北盘龙城F2，为了加固台基，周边全用黏土加固夯实，在台基周围形成了宽约1米左右的宽台边[41]。另一处是湖北江陵纪南城松三十号台基上层建筑F1的墙基，先在需要建造墙壁的地方筑出约3米宽的基础，再在基础上筑造墙基，在墙基上建筑墙壁。这两处遗址的建造方法尚未见于黄河流域，与三星堆遗址城墙、一号建筑墙体情况相类，均应是长江流域的先民为适用南方多雨、潮湿，土壤黏性差不易夯打坚实的自然环境的创造。

五、建筑形制

关于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形制结构，有学者曾撰文讨论。本文有两点不同的意见，以下尝试分析。

第一，青关山一号建筑当为单层建筑。在判断其为单层抑或双层的问题上，室内的4组“U”形红烧土墙基是关键之一。有学者认为其为“楼梯间承重墙”“表明该建筑有上下两层”[42]。也有学者指出其后部均呈弧形，与外围墙不相连接，作为“楼梯间”来用，形状不适合，进深的长度也不够；且用红烧土墙作为“楼梯间承重墙”，笨重、易碎、须用大量木料搭建加固；同时期的一些小型的楼阁中没有出现过红烧土墙作为“楼梯间”的先例，进而认为这可能是用来放置大型的神像或祭器的单间[43]。但观察F1平面图可见，西侧南端一组墙基朝向室内一侧尚有一堵横向墙基，构成“口”形闭合状。这4组墙基现存形状均不规整，部分断续，部分边界呈锯齿状。据此推测，墙基上部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坏，4组所谓“U”形墙基可能原本均呈“口”形结构。

一号建筑内部规律分布的6排柱洞也为判断4组“U”形墙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线索。这6排直径约0.5米的柱洞，分列于南、北两侧，每侧各3排，各排之间距离约1.7米，每排柱洞间距0.8~2米。4组墙基中有3组内部现存规律分布的柱洞，柱与墙之间距离狭窄，不足1米。可见这4组墙基即不可能是楼梯间，也不可能为独立的房间；而应是与室内规律分布的6排柱，共同起支撑、承重作用的。

第二，室内空间呈纵向分隔，室内地面除中央过道外，均铺有木质地板。木地板在先秦建筑中已发现数例，其中湖北蕲春毛家咀遗址西周建筑的木质地板与青关山F1的结构相类。毛家咀遗址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遗迹二（图九）内发现一处木板残迹，长2.15、宽1.65、厚0.05米。系由三块长2.15、宽0.5米的长方形木板和一条长2.8、粗0.1米的木棍组成。木板平行排列，东部有榫槽，穿以木棍，将木板连接在一起。遗迹一包括两座房址（图一〇）。1号房长8.3、宽4.7米，内有8根粗细不等、直径在0.1~0.3米之间的木柱，呈方格形排列，横3行，纵6列；纵距在2米左右，横距在2~3米左右。2号房长8、宽4.7米，内有木柱15根，成方格形排列，横3行，纵5行。房址附近也发现大块平铺的木板[44]。有学者认为毛家咀建筑是在规律、密集排列的干栏式木柱之上架设地板的[45]。青关山F1内木柱的排列与毛家咀遗址一内的两座建筑相似，应当也是铺设地板所用。由于F1体量巨大，为维持建筑结构的稳固，以4处“口”形包边夯土墙辅助支撑。

综上所述，青关山一号建筑当为一座两面坡的单层建筑。建筑外墙采用两侧包边、内部夯筑的方式建造。门道开于建筑一端或两端；门两侧有隔间，可能为建筑的管理者或守卫所居之处。室内空间呈纵向分隔，中央过道为贯穿建筑的主要通道，两侧以规律分布的木柱辅以4组“口”形矮墙支撑，在其上铺就地板。

六、功能性质

就青关山一号建筑的功能性质，刘绪先生提出“这座建筑跟大型宫殿类建筑不一样、也和普通居住建筑不一致，中间是通道，通道两侧开间。东西两端开门。有可能是府库，即收藏财物和兵器的地方。”[46]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处理政务和举行重大典礼的礼仪建筑[47]；或认为其具有宗教祭祀活动场所和祭器保存场所的双重功能[48]。

笔者认同刘绪先生的看法，并曾在《商周时期府库建筑初探》一文结语中论及。[49]商周时期府库建筑有几个共性特征。首先，府库建筑均呈南北向，排列整齐。其次，形状均呈狭长方形，长宽比接近4/1。第三，屋顶为两面坡式。第四，其内部空间的使用规划，虽然横向是否有隔间尚未可知，但纵向是分隔开的。第五，门道都不在东西两侧墙壁的正中央。第六，府库建筑群往往自成一独立建筑区域，其外多以墙相围合，将府库与外界隔开，起到保护的作用。第七，府库建筑群外虽有道路，但路土并不太厚，证明平时人流并不密集；同时建筑周围的遗物相对较少。青关山一号建筑的情况与上述商周时期府库类建筑的特点基本相符，故此判断其应当是一座府库，用以存放三星堆遗址重要的物资。

三星堆遗址8个祭祀坑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象牙。这些重要物资埋藏时间较为集中，但其生产和制造需要大量资源和时间，应当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加工、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珍贵的物资必然需要存放在安全的、专门的场所。青关山一号建筑很可能就是用以存放上述物资的府库。

综上所述，青关山一号建筑形制、结构非常复杂，表现出明显的多元融合的特点。在大型建筑区选址方面，与长江流域几处大型遗址的情况相类，建在人工堆筑的高地之上，且多位于城内偏北部。在台基的建造、建筑奠基方面，明显受到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建筑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在建筑呈东北—西南走向、不下挖基槽而是在地表之上起建等方面，则与成都平原史前至先秦时期建筑特点相一致。同时，青关山一号建筑也有一些创新，如采用内外两侧包边的方式修筑墙体，用璧、象牙进行建筑奠基，以木柱结合包边土墙支撑地板等。已有的考古材料显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铜器、陶器、石磬等，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同类器物之间，明显存在一定的联系。三星堆遗址建筑的特征与遗物的面貌相似，即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又有独特之处。

谨以此文纪念我敬爱的导师——刘绪先生。

[1]雷雨：《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前的一朵奇葩》，《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12月8日A12版。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7、37页。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