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病害图绘制规范化研究

      文物病害图是一种借助相关图示元素将文物病害信息以图像形式直观表现出来的信息记录方法，其广泛运用于文物修复方案与文物信息档案的编写之中。病害图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着文物病害信息传递的完整性、文物保护方式选择的准确性与文物信息档案留存的全面性。而文物病害图示作为构成文物病害图的基本元素，其本身绘制的科学性、设计的合理性与运用的标准性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文物病害图示设计原理研究为主要内容，参照对比部分文物的“病害分类与图示”，对文物病害图中的基本元素——病害图示作出了理论性的探讨。采用类比法、文献研究法等科学方法，结合了设计学中标识设计的基本概念与文物的基本特性，提出文物病害图示设计中应遵循差异性与同一性、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设计原则。同时针对现有文物病害图示中所存在的不完善、不严谨等问题以及图示绘制模糊所存在的隐患作出了说明并提出具象化设计、抽象化设计与意象化设计三种文物图示设计思路。

      文物病害图以图形元素填充二维图像的形式记录了文物的基本形貌与主要病害信息，其本身所具备的信息传递功能对于后续文物修复方法的选取与文保工作的推进有着指导性意义。由于文物病害图的重要性，自2008年起，青铜器、纸质、丝织品、出土竹木漆器等“馆藏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规范标准”以及“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等一系列国家标准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传统文物保护修复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对文物本体初始信息收集不足、对文物病害信息判断不佳等问题。但由于文物种类繁多且病害形式多样，病害图要能准确反映出一件文物所具备的多种病害，并能体现出各种病害的特点，则需要具备合理、规范、科学的图示，然而国家现行文物病害图示标准在设计方面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且相关行业标准中缺乏对病害图绘制方法与诸多元素布局形式的明确规定。加之缺乏相关规范制度，这便直接导致了各文物单位在病害图绘制上呈现驳杂混乱之感，如简单潦草的表格信息、繁复杂乱的文物线稿、斑驳陆离的病害图示，不仅降低了文物病害图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增加了后续保护工作的难度，更是影响了文博工作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削弱了文物本身的艺术性。针对上述问题，出于文物保护实际工作的需要，开展文物病害图绘制规范化研究与图示设计基础理论的探讨迫在眉睫。

      关于文物病害图绘制的各种问题，业内学者曾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徐博凯尝试了Auto CAD在彩绘泥塑病害图绘制中的应用，并以实例展现了该软件的优越性[1]；王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院藏纸绢类文物病害标识符号并介绍了在工作中的具体使用方法与流程[2]；栗荣贺以一枚铁马蹬的绘制为例，详尽阐述了用Adobe Photoshop绘制馆藏青铜质和铁质文物病害图的方法[3]；孙红燕以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油画《双人扇舞》为例，介绍了Adobe Illustrator在油画病害图绘制中的应用[4]；王婕等以《威罗瓦金刚画像轴》为例，对唐卡病害图的绘制做了研究且对比分析了手绘病害图与电子病害图的优劣[5]；除此之外，云悦也分享了Adobe Photoshop软件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Auto CAD）绘制纸质文物病害图的经验。以上研究多侧重于病害图绘制与图片处理软件相结合的尝试，通过图像绘制的机械化来提高文物病害图绘制的效率，但鲜有学者关注病害图中各类元素本身的合理性。仅有学者曾提出过诸如“按照规范中的病害术语及符号填入器物本体后表现效果不如原照片直观”“病害品种的增加必然造成相应符号的无序叠放”[6]等想法，但未究其根源做深入研究。针对这一现状，笔者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现有病害图示的不足，并以各类文物的实际病害特点为依据，结合设计学相关理念，探讨文物病害图示本身的设计原理与原则，进而完善文物病害图示设计理论体系，从而推动文博行业工作的专业性、系统性与规范性。

      参照诸多文物病害图的相关行业标准可知，一个完整的文物病害图至少应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即文物病害线图、文物病害图示、比例尺以及文物的基本信息表格。其中文物病害线图是文物病害图的主体部分，也是病害信息的基本载体。所谓线图，也就是以线描的方式去繁就简地勾勒出文物的基本结构与大体轮廓，方便配合病害图示描绘文物的病害信息；比例尺与病害基本信息表格属于信息元素，前者是为了向工作人员展现文物的实际大小，后者则是记录文物的其他信息，诸如病害图制作单位、病害图制作人、病害图绘制时间以及文物病害基本属性等；文物病害图示也属于信息元素，同时也是文物病害图的基本元素，通常是用配有文字信息说明的病害图示去代表不同的病害类型，以便工作人员能快速了解文物的基本病害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合适的文物保护方案。所以文物病害图示是将文物病害情况由文字信息转换为图像信息的关键元素。

      其实，这种将文字信息简化为图像信息的功能性元素在设计领域中早已普及。对于这类元素，我们通常称之为“标识”，也就是指用来识别的记号[7]，它能够以文字、数字、图形等多种形式存在。而“图示”简而言之即是用图形来表示或说明某种东西，大多用于地图的符号和一些警示标语之中。通过概念之间的简单对比可以看出“图示”属于“标识”的一部分，那么标识设计中所存在的设计原则同样也就对病害图示的设计有指导作用。

文物病害图示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通常情况下，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标识在设计中遵循着不同的设计原则，以确保标识的规范与合理。这些原则主要包括：适用性、针对性、文化性、人文民族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环保性、区域色彩性等。对于病害图示而言，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设计学所指的信息类标识一脉相承，都是用图形元素去指代某种信息。但是由于文物病害图示的作用对象是文物，其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使得文物具有明显的复杂性，这直接导致简单的传统标识难以清晰、准确地诠释各类文物的病害信息。在设计图示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同种文物各类病害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不同文物同类病害之间的同一性，更是要考虑到文物蕴涵的历史情感，这种厚重的情感因素决定了病害图示设计的严肃性。因此，为了确保文物病害图示的合理性、科学性与规范性，笔者针对文物病害图的实际运用情况，结合标识设计的原则与文物病害图示的特殊性，总结出以下设计原则。

差异性与同一性
 

      同异关系是事物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人们认识事物、建立逻辑系统最基本的依据。因此，在探讨病害图示设计原则的过程中，离不开对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讨论。差异性属于一个哲学名词，表达的是事物相互区别和自身区别的哲学范畴，多指事物间不同、不等、不一致的性质。而与其相对的同一性则是指两种事物或多种事物能够共同存在，具有相同的性质。在文物病害图示的设计中，首先应当注意的便是图示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具体体现在设计中应抓住病害特点，使得同种文物的不同病害图示之间具备一定的辨识度与特性。如图1所列举的是《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WWT 0026-2010）中折痕与烟熏的病害图示[8]，由图可知两者的图示图像皆由2毫米长的虚线构成。倘若某纸质文物的折痕处有烟熏病害出现，这类没有显著差异性甚至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病害图示，必然会因病害区域的重叠而造成不同病害间绘制效果相仿，进一步影响文物病害图传递信息的准确性。因而只有在图示设计时遵循图示的差异性原则，抓住同种文物不同病害之间的特性，并巧妙运用设计手法来表现，才能设计出既符合文物病害情况又有自身显著特征的病害图示，从而避免同种文物的不同病害图示之间因没有显著区别而导致的绘图混乱与识图困难。

图1《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中折痕与烟熏的病害图示

       种常见的文物病害“脱落”，图中自上而下依次是陶质彩绘文物、纸质文物与出土竹木漆器文物在各自的“馆藏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规范标准”中所设定文物病害“脱落”的图示[8,9,11]。从国家标准中图示的说明来看，三者分别表示的是漆膜、写印色料与彩绘脱离其依附的基体而与文物分离。简而言之，这三种文物的脱落病害都是指附作物脱离其附着体，三类不同文物在病害“脱落”上的表现形式几乎一致，但在其各自的标准中所设定的图示却完全不同。彩绘陶质文物选择闭合曲线框选病害区域再以空心圆环填充；纸质文物直接以空心圆环标注病害位置；竹木漆器则是只框选病害区域，不做填充。然而，文物病害图示的主要意义在于直观反映病害的信息，而非文物材质间的差异，因此，这类同种同性质病害之间的细微区别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同时，这种不尽合理的设计现象还会增加绘图者的图示记忆压力与识图者的病害辨别负担。综上所述，在图示设计时，一方面应在微观上抓住某一类文物病害图示间的差异性，确保图示能在保留和体现病害本身特性的同时，与其他病害有明显图像学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则应在宏观上把握整个病害图示体系的同一性，坚持不同文物同种同性质病害在设计上的高度一致性，保证病害图示体系的统一规整性。综上，只有在设计时紧扣同一性与差异性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而又规范的图示体系。

图2 常见的文物病害“脱落”

      文物病害图示是一种用以指代不同病害种类的图像信息。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促使绘图者与识图者简单直接的记录、表现、传递文物的病害情况，进而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则能够以图像的形式详细记录文物在某一历史节点的具体保存状态以及病害信息，进而使文物病害能够得到准确有效的防治，最终达到增强文物生命体征、延长文物实体寿命的目的。就前者而言，文物病害图示是一种工具，方便研究人员工作，加速修复体系运转，是一种实用价值的体现；就后者而言，文物病害图示是一个枢纽，它代替文字去记录文物的真实历史状态，表现文物的病害情况，是一种艺术价值的传承。因此，为将病害图示的效用最大化，在图示设计的过程中也就必须要考虑到其本身的实用性与艺术性。

      实用性原则是文物病害图示设计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方便文物病害信息的记录，还是推动文物历史艺术价值的传承，都离不开病害图示的使用。因此，病害图示的实用与否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图示表征病害信息的目的可否实现、提高文保工作效率的目标能否达到。而实用性原则首先涉及的便是功能性。功能性是一个事物所具备的全部使用价值，比如病害图示既可以作为图像填充病害图，也可以作为元素表征病害信息，这都是它本身的功能。而实用性则是对功能性的实践，也就是上述功能只有产生了实际价值才能说它具备一定的实用性。倘若在用图示填充某一病害的过程中发现其不如文字高效便捷，那病害图示表征病害信息的功能也就失去了意义，图示本身的实用性也无法得到保证。图3为《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WWT 0026-2010）中“糟朽”的病害图示[8]。“糟朽”是指纸质文物因化学结构发生严重降解，导致其结构疏松，力学强度大幅降低。出土的纸质文物作为有机质文物，长时间受到复杂地下环境的影响，在出土时几乎大部分都处于糟朽的状态。针对这种病害，病害图示中要求将病害部位以直径不小于0.5毫米黑点填充的方法便不够合理，将出土纸质文物病害图上大面积以黑点填充不仅低效而且影响病害图本身的美观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业内虽然大多文物的病害图是以电子版的形式完成，但部分文物诸如唐卡，佛像等艺术价值高的遗物为了在二维平面上表现其本身的神韵，在制作病害图时也常常采用手绘的方式。因此，在设计各类文物病害图示时更应全方位地考量，设身处地地考虑图示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避免由于图示的繁复而导致工作效率下降。

图3《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中“糟朽”的病害图示

       其次在进行病害图示设计时应该紧扣文物艺术性。这里的艺术性笔者有两层理解：一方面，指的是遵循物体的基本属性，也就是具象的艺术性。在设计病害图示前应详细了解所涉及文物的基本性质，在此之上，结合文物病害的表现形式，围绕文物本身的艺术美感对相应病害做出合理的设计，避免产生图样构造与文物实际病害毫不相干的情况。如图4中所示[9]，病害“起翘”的图示纹样设计便相当精准，简单的半圆弧线，不仅将陶质彩绘文物起翘病害中附着物起翘的情形表现了出来，更是设计感十足，同时易于绘制。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美感，也就是一种抽象的设计感。在设计学中，图形是现代标志设计中最为时尚和流行的元素，有着字体不可替代的优势[14]。相对于文字元素，图形信息在视觉传达过程中有着三方面显著的优势：首先，图像元素在信息传递方面具有相当的直观性，相比于文字信息，图像元素大都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其次，图像元素往往在简单的设计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种文字信息所难以具备的深刻性，正是文物病害图示设计中所需要的；最后，便是图像信息的易识别性。早在旧石器时代，文字没有发明前，图像信息便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诸如原始社会的几何纹彩陶盆、人面鱼身纹盆等都是早期图像元素运用的典范。也因此，相比于文字，人们对图像信息往往更为敏感。因此，笔者认为，既然病害图示的产生是为了用直观的图示阐明不同的病害类型，而图像元素本身又在标识设计中有其独特之处，便应让标示皆为图形元素符号，减少文字符号，增强图像元素本身的直观性、深刻性与易识别性，使得绘制出的文物病害图更加整齐美观。如图5所示为《陶质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WWT0021—2010）中的两种病害图示[9]，图中的“泥土附着物”与“硬结物”两种病害分别用字母“E”与字母“D”表示，在以点、线、图形为主体的病害图示表格中显得格外突兀。字母的选用本身并没有依据可言，与病害本身之间也毫无联系，更谈不上艺术价值的传承与实践。换言之，如果病害图示中出现以单个字母代替病害类型的现象，会让人思考为何不直接用文字描述病害信息而选用图像填充绘制。由此可见，字母图示不仅直接影响到文物艺术价值的传承，损害病害图本身的专业性，更会让人对病害图示设计的根本意义产生疑问。

图4《陶质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中病害“起翘”的图示纹样

图5《陶质彩绘文物病害与图示》中的两种病害图示

       关于文物病害图示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与一个矛盾。其中一个是病害图示设计原则性欠缺、规范性不强而导致的图示设计漏洞百出的问题。由上文诸多实例可知，这归根结底属于图示设计原则不完善的问题。为此，提出了图示设计应遵循差异性与同一性，实用性与艺术性原则，以此明确图示设计原则，规范图示设计流程。另一个问题是大量文物没有病害图示，且病害图示大都局限于馆藏文物，属于病害图示体系构建问题。不难发现，如今国家有明确规定病害图示的，仅局限于馆藏出土竹木漆器、陶质彩绘文物、馆藏纸质文物、古代建筑彩画、馆藏丝织品、馆藏青铜质和铁质文物等。我国文物类别如此繁多，却只有部分文物有属于自己的病害图示，并且已出台的图示规范多明确标明针对馆藏文物。这样一来，对于考古发掘现场出土，并进行现场保护、信息记录的文物便无法进行病害图的准确绘制。例如考古现场出土的青铜器，由于长期受到复杂埋藏环境的影响，青铜器中三氧化二铁分子扩散可能导致部分出土青铜器的金属锈产生粘连的情况，倘若就其出土情况绘制病害图，做病害记录，在病害图示的选用上就略显尴尬，因为现有青铜器病害图示单指馆藏文物，所以并没有代表“粘连”病害的标识。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单位会考虑临时设定或借用其他文物的病害图示，而这种图示之间的混用与临时起意的设计，便必然会造成后续工作的混乱与困难。由上述两个问题可以看出，病害图示的设计与分类确实有其本身的不完善之处。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属于构建图示体系面临的问题。由于病害图示从产生至今也不过十余年的时间，短暂的发展周期对应的便是文物病害图示体系的不完善，因此，如瓷器、象牙等文物的病害图示设计也的确需要一个周期，设计规则的补全与图示体系的完善也必然将是一项长期工作。但是在文物病害图的设计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矛盾却是需要尽快解决的，即传统图示表意的单一性与病害本身表现形式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设计学中的信息标识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起到信息指示作用，其所表征的内容是简单明了的，目的也具有单一性。图示作为标识的一种，去指代、表征各类信息必然也是其主要意义。但在文博行业中，这样的特性便成为了病害图示设计最大的难点。比如陶质彩绘文物中的动物病害，虽图例中用一种图示指代，但动物病害可以表现为动物啃咬、动物的机械摩擦与动物排泄物等；其他附着物病害可以表现为金属锈蚀物、炭迹、泥土灰尘等。上述病害在文物上产生的原因与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且有较大差异，但在“国标”中却都归属于一类病害。这种草率规整下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部分文物病害图示设计的“图不达意”，图示信息与病害信息毫无关联。从而进一步出现用上下箭头、英文字母等不相关元素指代各种文物病害的现象。因此，上述两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当今文物病害图示体系构建所需要努力完善的方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如何解决病害图示设计中图示表意单一性与病害特征多样性矛盾的问题，便是完成这一工程的第一块砖。由此可见，如何砌好这块“砖”是当下最需要思量的问题。

      “砌砖”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设计思路的问题，如何在设计中权衡矛盾双方，调节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直接冲突是图示设计思路构建中最大的难点。图示由基础图像与其表征含义组成，一个是具体表现，一个是深层含义。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前者是“物质”，后者则是“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反作用于物质，两者相辅相成。当图像与病害信息一一对应时，也就构成了病害图示。既然病害图示是由基础图像与其表征含义构成的，那么图示设计也就需要从这两者出发。将基础图像与其表征含义不加修饰，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是具象化设计；将基础图像适当凝练，加以修饰，再将对应的表征含义注入其中便是意象化设计；而将基础图像与表征含义高度提炼、精简所对应的便可称为抽象化设计。因此，通过对病害图示的基础图像与表征含义不同程度的提炼、加工可以将图示设计思路归总为具像化设计、意象化设计与抽象化设计三种。从上述三种设计思路入手，再结合不同文物的各类病害特点，消弱病害特征的多元性，增强病害图示的表现性，去繁就简，针对现有病害图示的不足，对病害图示做出修正或重新设计。

      三种设计思路除了在基础图像与表征含义凝练程度上有一定的差异外，在设计技巧、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区别。具象化设计是以具象的特征文物为载体，在载体上做出二维平面设计，通过描绘文物病害在文物实体上的表现形貌来表现出各种病害类型。而诸如动物病害、植物病害等“难点病害”则采用简笔勾画的方式去表现病害的源点，借此来代替目标病害类型；意象化设计则是以部分简单的图案为基本造形元素，通过部分不规则排列方式与图形运算方式，如重叠、交错、联合、随机分布与布尔运算等，结合对角线构图、黄金螺旋构图等构图形式与字体设计、图形设计等设计方法，依托格式塔心理学中的连续性原则、同方向原则、相似性原则等设计心理现象，抓住病害图示方寸之间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对文物的各类病害做出合理的艺术处理，结合病害特点，提炼出文物病害图示；最后的抽象化设计也是如今现行文物病害图示中使用最多的设计思路，简而言之就是用最常见的点、线以及几何元素通过多方连续的排列方式构成图像，以此代表文物的病害类型。

      上述三种文物病害图示的设计思路都各有利弊，比如采用具象化设计出的病害图示，虽然简单形象，一目了然，但对于同一类文物，诸多一致的母体大大降低了病害图示本身所需要具备的差异性与易识别性；意象化的图示具备了差异性，不过由于字体设计的特殊性，图示排列的随意性会让病害图示一定程度上丧失填充性，这不利于后期病害图的绘制与识别；而抽象化图示由于设计时需要设计师对客观的文物病害信息进行主观的提炼与抽象，所以无可避免地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进而会一定程度地降低图示的易识别性。抽象化设计是如今病害图示设计中运用最多、最广的思路，其本身有着独特的优势，也就是易操作性与可填充性。由于病害图示最终要落实到病害图之中，所以抽象化设计的图示元素所独有的可填充性与易操作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病害图示的设计中，应牢牢把握抽象化设计的设计思路，提炼目标病害的病害特点与表现特征，针对部分难点病害更是可以在抓住抽象化设计的基础上，参考具象化设计与意象化设计的设计思维综合完成。

       我国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度日渐提高，然而与之紧密相关的文物病害图的绘制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文物病害图示作为构成文物病害图的主要元素之一，其设计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决定了文物病害图最终的效果，进而一定程度影响了文物实体寿命的延续与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传承。本文以文物本体病害情况为基础，结合相关设计学理论与设计心理学知识，针对文物病害图示设计中存在的设计原则欠缺、设计规范模糊、设计思路混乱等问题，讨论了文物病害图示设计的原则，并结合文物的特殊性，提出了病害图示设计所需要遵循差异性与同一性原则、实用性与艺术性原则。同时，针对各类文物病害图示设计规范不清、设计思路混乱等问题，笔者提出了具象化设计、意象化设计与抽象化设计三种设计思路，认为病害图示设计应从提取凝练病害的具体特征入手，以抽象化设计为主、结合具象化设计与意象化设计的设计手法来构建完整的文物病害图示体系。然而，对于文物病害图的绘制工作而言，除却病害图示设计中的缺陷，在病害图基本元素构图与线图处理等方面也仍有提升的空间，望后来学者共同研究讨论，推进文物病害图示体系的构建，推动文博行业规范化与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