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
2010年初，北京大学接受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的捐赠，入藏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这批秦简牍的保存状况较好[1]，课题组决定组建发掘组，集中考古与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人员，对竹简进行室内发掘整理，在完整保存简牍信息的基础上，对简牍的堆积状况、编连、相互关系进行科学记录，尽可能多地提取相关信息。
简牍的室内考古发掘过程与原理，在以往的著录中较少。有些保存情况较好的简牍，在公布时也往往缺少发掘或清理的详细过程，对简牍堆积状况的描述较简略。简牍，尤其是竹、木简的研究，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竹、木简牍原始编连状况的记录。清晰的编连关系，影响到简序与文本内容的前后顺序，也牵涉是否存在不同内容的文本被编连在同一“卷”[2]简上，还涉及不同“卷”简之间的共存关系、堆积关系。对简牍的考古发掘，可以借用田野考古工作的经验，从各个方面保存信息，提供并复原原始编连、共存与堆积情况。通过此次室内发掘，我们为以后竹简的室内发掘、保护，在方法、技术甚至理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些简牍发掘、保护的方法与教训。
竹、木简牍的发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发掘过程中判断竹、木简是否存在同卷关系。
简牍室内发掘不同于一般的田野考古发掘，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可随时在顶面和四周共五个面观察竹简的整体情况。顶面与四侧面的淤泥清理后，从顶面则可根据简牍平面长度、编绳连接所决定的“并连”[3]关系以及简牍方向来判断是否同卷，亦可通过端面观察简的编卷情况。在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发掘过程中，部分竹、木简在平面有散开迹象，但仍可以结合其原始堆积状况及肉眼可见的长短差异来判断同卷关系。
举例而言，在北京大学藏秦简牍 (以下简称秦简) 清理至第三大层时，从顶面可根据平面长度差异、编绳编连决定的并连关系，辅以有并连关系的一组竹、木简的平面排列方向，判断卷〇、卷一、卷五、卷七、卷八、卷九的差异。
从端面和侧面观察，同卷竹、木简的共存、编连关系更为清楚。以卷四和卷五加以说明。卷四是秦简数量最多且正、背连抄的一卷竹简，但上部编绳已经糟朽，有一定程度的散乱现象。最初对这一组竹简是否属同卷，并不能完全肯定，但从其顶面所观察的长度、排列方向判断，很可能是同卷 (图一) 。从端面观察则清晰地显示属同卷关系 (图二) 。卷五的情况相近，顶面与西端因编绳糟朽，已经散乱 (图三) ，但东端保存了原始的编卷情况 (图四) 。
图一卷四顶面俯视 (由上向下摄)
图二卷四东端侧视 (由东向西摄)
图三卷五顶面俯视 (由上向下摄)
图四卷五东端侧视 (由东向西摄)
发掘过程中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传统田野发掘、保护原理与方法是否适用于简牍发掘、保护。通过秦简的发掘与保护实践，我们认为遵循地层学的基本原理[4]，利用平、端 (剖) 面相结合来判断叠压关系的发掘方法，应是简牍发掘的首要依据。
对保存情况较好且可成卷的竹、木简，在发掘清理时，应遵循从上至下、由晚及早的清理方法。出土的竹简由于其特定的堆积状况、编卷方式及编绳糟朽，一般发生了位移与散乱。室内清理虽然与野外发掘的环境不同，但在清理过程中，还是不太可能随时将竹简整体旋转，按原始编卷顺序一周一周地编号、揭取。实践证明，在清理过程中无法严格依照原编连顺序进行旋转清理，而需将其分解为可以操作的“层”。发掘组对保存较好、提取难度较小的卷二整体提取，以竹简原初的编连成卷方向旋转编号、提取 (图五、六) 。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弊端较多。首先较难整体提取完整某一卷竹简而不对简本身造成损坏；其次是在旋转编号、提取时，较难控制饱水竹简再次移位造成的简序错乱。但这种方法是否可用于干燥环境下的竹、木简，尚待证实。
图五卷二整体提取后俯视 (由上向下摄)
图六卷二整体提取后东端侧视 (由东向西摄)
我们认为，对一“卷”竹简的发掘，应按照保存状态，充分观察平面与端面，从上至下将其分解成若干平面的“层”，然后依据田野发掘方法逐层清理。这种不同卷的“大层”与每一卷中的“层”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田野考古中“层”与“亚层”之间的关系。在同一层 (平面) 中，通过平面的并连、叠压来判断简的排列顺序，判断其相互关系；在不同层中，通过叠压关系来判断编卷方式。结合平面与端面的关系，从而达到复原竹、木简编卷的目的。由于竹简的编卷方式确定，在复原过程中可根据最上一层与最下一层、上部第二层与倒数第二层缀合编连的方式来复原原始编卷。
以秦简卷五的发掘为例。卷五从东端断面观察可至少分成十四层，在实际发掘过程中，我们依照从上至下的清理方式，每层依相同的方向依次编号、提取，以此获得较准确的记录。
即使是保存情况不好且已经散乱的竹、木简牍，也应该遵循同样的科学发掘方式。若使用压力水枪等冲开淤泥，会在冲散淤泥的同时，破坏竹简的原始保存状态，使其原始位置发生位移。“虽然竹简出土，多已散乱……但是它们的位置和编号，还是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反映简文堆放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部分，哪些简和哪些简的关系比较近，哪些简和哪些简的关系比较远”[5]。所以即使是在出土时已散乱的简牍，其出土状况也是原始保存状态，仍应有细致的清理方式，并科学记录，而不能仅以获取没有泥污的竹简为目的。
在秦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首先用虹吸管将塑料袋中的液体抽出保存用以检测，之后往清理箱中注入纯净水，再用喷壶向竹简泥壳表面与四周缓慢喷射纯净水，并配以羊毫笔轻刷较大的泥块，同时提取泥块样本检测。待表面泥壳被纯净水缓慢清洗后，先全面了解竹简的整体情况，分开卷册，再以上述方法对每卷竹简进行观察、记录、清理。
我们发现，虽然保存在同一竹笥中，秦简左右两组的堆放却并非水平。这当与埋藏之前简牍的装藏有关，而非下葬后的位移所致。不同卷简、牍堆积形成层级数量、厚度的差异，在于堆积竹简的卷数不同，因此决定了每一大层的划分依据在于简牍卷帙的变更。
在清理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部分竹简会形成简首与简尾相互反压的情况。这一现象是因为竹简长期在饱水环境下保存，已十分柔软，在编绳糟朽后，卷帙散乱，部分竹简受物理挤压发生错乱、扭曲，因此形成了类似田野考古中次生堆积的反压现象。比如，卷四的4-281至4-287这七支简，因扭曲形成了反压。
对这种情况，在编号与提取时应严格依照简的相互关系，遵循其上部竹简所依照的叠压选择端作为标准进行编号、提取、清理。简言之，若上部竹简皆以简首 (文字起首端) 的叠压关系作为判断标准，那么反压的竹简也要以简首的叠压关系为准。其他同层而没有叠压关系竹简的编号和提取则以并连顺序为标准。
在简牍发掘的具体过程中有许多细微之处值得注意，比如每一次揭取、清理 (如喷水清洗、清理淤泥、拨动挑取等) 之前，要确保不同角度的原始信息都有详细无误的记录，否则若有错位现象会影响下一步的揭取，从而造成整体信息 的混乱；要注意观察简牍是否发生位移；如有任何信息的变动，要对原始记录进行补充，避免因小误差的积累造成整体信息的错位。
“简牍编号、出土位置、相互关系、编连顺序、堆积过程”是竹简后续研究的基础，也是简牍科学发掘的目的。简牍的发掘又不同于一般的田野考古发掘，从考古发掘的角度考虑，自然希望详尽无遗地记录每一层面的完整信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考虑，由于有机质文物保护的时间受限制，发掘所经历的时间越长，竹简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越久，越不利于文物的保护，竹简亦会因之变色，对字迹的辨识不利，也可能导致文物本身存在的重要信息在长时间的发掘过程中丢失。所以在竹简的室内清理过程中，在保证准确的原则下，采取何种方式快捷地编号、记录，保存图像资料，既能获取详实的信息，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清理以达到简牍保护的要求，这是简牍发掘的技术难点。
图七卷四简 (4-281至4-287) 东端侧视 (由东向西摄)
东端:4-287→4-284→4-283→4-282→4-281
图八卷四简 (4-281至4-287) 俯视 (由上向下摄)
中部:4-283→4-282→4-281；4-287→4-284→4-286
图九卷四简 (4-281至4-287) 西端侧视 (由西向东摄)
西端:4-284→4-281→4-282、4-283
在秦简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将竹简整体固定在白色塑料箱中后就不再移动其方向和位置。方向的确定有利于发掘过程中对每支竹简的定位，并能统一照相和绘图的方向。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对每一小层竹简进行现场考古绘图较费时，不利于竹、木简牍的保护。因此，我们并没有对每支简的具体位置进行现场考古绘图，而是采用电子绘图的方式对竹简进行现场编号。在清理每层竹简时都以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对每层竹简的五个可观察面进行拍摄，对此层要提取的竹简有特征的部位拍摄细节，然后以PHOTOSHOP软件对相关照片中的简牍进行现场编号 (图一〇、一一) ，之后复核图片中的编号是否与实物相符，确认后再依次提取。但对每卷竹简或大层清理后，我们会采用传统田野考古绘图的方式对各卷竹简、木简、木牍、竹筹等的相互关系、位置、端面等进行精确测绘。
图一〇卷三第一层简 (3-1至3-7) 俯视 (由上向下摄)
图一一卷三第十二层简 (3-58至3-68) 俯视
(由上向下摄)
实践证明，在室内发掘中，在时间要求较严格的条件下，利用数码照片现场编号、记录遗物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方法省时、省力，能够达到室内考古绘图的基本要求。由于可以多次保存副本，因此也可以通过编号照片与未编号的原始照片逆向复原发掘过程，也可以通过正投影拍摄在后期形成矢量图，绘制电子线图。
对简牍出土时的观察和规范的描述、记录，是简牍类遗存发掘的最基础工作，也是发掘成果的体现形式。为便于观察对象的信息，需要设计登记表、统计表和观察记录表。具体工作步骤是，首先对所出简牍及其他遗物进行分类 (形制分析) ，并记录每件遗物的保存状态等基本信息，对在器表能观察到的文字、刻划痕迹[6]、契口、编绳信息和简牍本身的各种特征分别进行观察和登记。对简牍特征的观察包括分类 (竹、木以及是简还是牍) 、简牍外部、契口、刻划痕迹、编绳的形状与位置、尺寸、书写文字的数目、使用痕迹、编连关系等。根据登记表再对各类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较为详细的描述，找出其间的内在联系，系统地把握简牍编连、堆积的原始面貌。此外，为从中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需要设计观察记录表。
在对简牍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下一步要对每个出土单位 (卷) 进行观察、统计和分析，以此判断每卷简中是否存在不同内容同抄于一卷的情况。若有这种情况，这时的清理发掘就要注意是否存在将原先不同卷的简通过编连连接为一卷的情况；简上契口是否有差异，编绳是否出现了新的接头。至此阶段，发掘工作就要脱离单纯的田野发掘，而要与内容分析相结合，但仍然要以发掘现象为基础。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就需要在现场对清理出的简、牍作文字摘录并对每支简、牍的字数进行记录，以便及时发现问题，保存信息。
发掘记录中还应有相应埋藏单位背景的内容。通过对埋藏环境、共存遗物等的记录和分析，可以初步认识简牍的年代和性质，为推测简牍拥有者的身份、地位、知识背景以及同时代思想的构成提供有益的帮助。
简牍发掘记录的最后一步是将上述信息制成数据库，将所有简牍的数据、信息、描述和图像资料输入电脑，以软件制成电子数据库，与简牍实物逐一对应，便于他人检索、查阅和研究，并可以随时补充新发现的简牍遗存资料。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7]的颁布和推广，体现了在坚持传统考古发掘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多学科研究的视角，采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获取全方位信息的新理念。同时，在发掘中就将文物保护的理念贯穿其中，以“边发掘、边保护”的原则指导室内发掘工作。由于室内发掘的条件和环境优于野外，利用科学技术与仪器在现场提取信息并及时处理，通过检测和对比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简牍的材料来源，而且可以为简牍的书写时间、埋藏微环境、埋藏时间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获取数据信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同时进行，有利于保护工作者了解简牍的原始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发掘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在最大限度保证简牍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保留简牍上的考古信息，保障相关考古资料的提取。在发掘记录中，对科技检测与文物保护信息的记录不能与田野发掘记录脱离，而应由发掘提出检测的目的，由检测促进发掘的精细。
在秦简发掘之初，课题组随时采集样本，对各类遗存进行检测，先后进行了简牍保存环境检测、14C测年、竹木材质分析、编绳材质分析、辰砂与墨粒的SEM微颗粒分析、植物种壳与寄生虫检测等十余项检测和分析。
简牍原始保存状况和埋藏情况的研究，对于研究其材料的特征和在环境中的腐蚀规律，进而进行相关的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此次室内发掘，促进了我们对糟朽简牍氧化变色机理、变色防范对策、糟朽竹简提取技术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考古与保护共同参与的室内发掘和整理工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室内考古发掘技术流程和工作标准[8]，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与保护的流程可以概括为准备工具材料、整体观察照相、初步清理、初步确定分卷、选择提取对象、照相编号、依次提取、给定编号、采集样品、初步清洗、初步测量记录、进一步清洗、夹持固定、入盆、添加防腐药剂、入库、检查维护等。同时，总结并筛选出了一整套适用于简牍发掘的工具、仪器、药品，通过实验确认了简牍保护的最佳环境。
通过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室内发掘和整理，我们在发掘方法上有以下收获。
第一，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适用于简牍的室内发掘，并且在后期的整理工作中验证了这种发掘方法的有效性。如果未采取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对简牍进行整理，则会损失大量的关于简牍原始层位关系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简序整理工作中的重要线索。
第二，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考虑，简牍的发掘又不同于一般的田野考古发掘。因此，综合考古与文物保护两方面的因素，使文物自身的价值最大化，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的重要探索与实践。
第三，对发掘过程中简牍的微小位移信息、特殊信息 (如种壳、编绳痕迹等) 的记录形式和方法进行了探索，探索了细节变化在后期简序整理工作中的作用，留下了详实的资料。
第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室内考古发掘技术流程和发掘方法，确定了一整套适用于饱水竹简发掘的工具和仪器，通过实验证实了饱水竹简的最佳保存环境和保护方法，为以后同类遗存的发掘和清理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五，从理论角度对竹简的科技检测与保护的方法、目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