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级修复项目的前前后后 | 130余册（件）西夏文献复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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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5 10:04 来源:古籍保护

从2015年入藏到2022年底修复完成，国家图书馆新入藏的130余册（件）西夏文献焕发新生。2月24日，由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承办的西夏文献保护修复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专家史金波，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财通证券北京分公司业务副总经理孙建维，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副馆长萨仁高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吴凯，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朱振彬、刘建明等出席会议并展开研讨。

珍贵西夏文献辗转入藏

1929年，国家图书馆入藏一批西夏文古籍文献，计17种124件。2003年正式启动对这批西夏文献的修复工作。当时的修复工作通过总结修复原则、适用技法，严格筛选修复材料，在有效保护馆藏西夏文献的同时，延长文献使用寿命，留存了宝贵的修复经验和参照。

2015年，在文史专家史金波的促成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少数民族语文组组长全桂花经过多次周折从宁夏带回来一批西夏文献。这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形式最多的一批西夏文献，有18包，修复后初步整理，共计130余册（件）。萨仁高娃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采访这批文献的情景：“很多事历历在目，我们与史先生三个人连夜开碰头会，一叶一叶记录，同时和馆里联络汇报。”在馆领导大力支持下，这批西夏文献终于入藏到国家图书馆。

01经折装残本

02卷轴装残卷

经专家研判，这批文献均系历史原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历经近千年沧桑，大多已残损严重，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判断，约80%以上可定为一、二级破损，苦于病害，多数文字已无法完整阅读，亟待抢救性修复。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刘建明第一次看到这批文献时，发现其“破损状况堪忧”。参与这次修复项目的主力之一、国家图书馆修复师谢谨诚描述道：“我看到的时候是放在宣纸包里，当时文字也不认识，装帧也看不明白，而且整体比较脏。我印象里先修的第7包，这一包里就是几张残叶，打开之后稍微翻动就感觉鼻子不舒服，因为灰尘、泥沙、毛絮之类的东西都有，不知该从何下手。”

为了抢救这批珍贵文献，国家图书馆迅速将修复项目提上日程：2016年开始筹备，2017年正式启动。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积极运作下，财通证券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自2017年至2022年，向国家图书馆新入藏西夏文献保护修复项目捐助公益资金数百万元保证项目实施。

难度大，修复流程科学成示范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作为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合理规划项目实施方案，总结梳理多年来修复工作经验，在项目中设立“首席技术专家”，由具有40余年实践经验的“全国技术能手”刘建明担任。工作中采用新老结合的工作模式，多名青年修复师在首席专家的带领下，全程参与修复工作，并同步开展科学研究、数据检测、档案记录、宣传推广等工作。

“首席技术专家”的设立是近几年国家图书馆有意识的尝试，保证了藏品修复过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作为这次西夏文献保护修复项目的首席技术专家，感觉到身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了。首先要做好‘承上启下’的工作，一方面在馆领导和文史专家的指导下开展修复，一方面要将修复实践中的问题和修复人员的想法反馈给专家，形成有效沟通；其次要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做好科学管理，尤其要重视前期检测等准备工作，以及修复方案的科学制定。”刘建明介绍说。

修复师刘建明（右）与谢谨诚（左）

对谢谨诚来说，这次修复可以称得上是他迄今为止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首先是难度大，文献最初的状态很破，有些是哪儿都不挨哪儿的残渣碎片、有些是粘连板结的‘书砖’，再加上对于西夏文的陌生，操作起来有诸多困难；其次破损情况各有不同，装帧复杂、类型多样，甚至文献用纸类型也有不同。这些都使得操作和步骤比较繁复，有些是否合理还得看整理时研究人员的反馈。”谢谨诚介绍说：“我之前按照以前修复汉文古籍的经验和一些文献记载简单进行了归类，后来请教专家时获得建议，即在判断装帧等一些问题时应当更慎重，需要拿出佐证和充分依据，这也为修复时的装帧复原带来很大挑战。”因为修复难度大，所以需要修复师有极大耐心，这也让谢谨诚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是边修边调整方案。

对于修复师来说，这个项目还有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几乎没接触过西夏学，参与修复前甚至不知道西夏王朝是段怎样的历史，看着都是方块字，但其实一个都不认识。“不认识西夏文字，有一些小碎片就不敢进行拼对，只能做好标记一片片先保留下来，等待史金波先生等文史专家过来看过后再复原。”刘建明介绍说：“复原也有讲究，因为这些残片很多是两面有字，不能直接托裱，我们就用非常薄的三桠皮纸把残片封起来，四周再加个框子，这样就可以在保证藏品安全的同时，不影响研究和利用。”

文史专家全程参与，提升项目规范性

从一开始的鉴定文献价值、促成入藏，到修复过程中对修复方案提供学术参考，作为西夏文献修复项目的学术顾问，史金波全程给予了关注和指导。由于西夏文献晦涩艰深，为达到预定修复目标，史先生也多次参与到修复方案的制定等工作中。

史金波先生（左）点评修复成果。

研讨会上，史金波充分肯定了这次西夏文献修复的成果，认为修复状态达到预期成果。他总结此次修复项目的开展有三大特点：

一是难度大，修复前文献破损较严重。他谈到，总共18包西夏文献，都是残本、残片，对修复方案、修复操作要求高，修复团队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修复任务，并较好地实现了预期修复目标。

二是要求高。因为文献极其珍贵，所以要求修复人员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件内容、样式、装帧等原始风貌。

三是质量好。“当时有的字都要掉下来了，一动就掉渣，这些都补上了；有的是半个字，也都粘上了；还有的中缝处字都叠上了，也把字都对上了，很好地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保证。” 史金波表示，所存残渣、碎片得到完好保留，对版心等细节的处理做到了合理细致，这为研究整理修复后的文献提供了极大帮助。

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认为，该项目是近年来古籍修复难度最大的一项，在推进过程中，学术专家的参与十分重要，尤其在修复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学界深度参与有效提升了方案合理性。这种专家助力的工作模式，不仅保证了修复过程的安全性、有效性，同时提升了项目的科学性、规范性，成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又一次有示范意义的古籍保护实践。

锻炼了一批年轻修复师

此次修复项目中汇聚了文史专家和修复专家的力量，更可喜的是，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修复师参与其中，为西夏文献修复贡献了青春力量。

国家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胡泊、谢谨诚等都是这批项目的参与者。“80后”的谢谨诚曾赴日本留学，取得了文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考入国家图书馆，成为文献修复组的一员。这次的项目，谢谨诚是深度参与者——一共18包文献，他参与修复了将近三分之一，还协助刘建明老师承担了一些纸张酸碱度、厚度、白度的检测，补纸染色，记录修复档案的工作。

谢谨诚介绍修复项目实施过程

谈到这次的修复，谢谨诚印象非常深刻：“修复的内容很杂，因为这些文献里残叶、散叶占比最多，另外经折装、蝴蝶装、缝线装帧的文献都有。”修复中，谢谨诚也有一些发现和思考：“有的装帧比较特殊，比如经折装背后有前人装帧修补留下的加固纸条，这个是否要取下来，取下来怎么保存都需要思考。一些存疑点主要是跟刘建明老师、修复组长胡泊，以及全桂花老师商量，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不妥的地方也及时请教修改。另外有些问题，比如存放方式之类，涉及到和库房老师再做协调，影响到后续研究工作的，还要请史先生等几位专家把关。”“具体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比如有污损的地方，遮挡文字的要清洗，洗的话温水淋洗最安全，洗几次、用多少度合适，则需要在刘建明老师指导下慢慢尝试。”

对谢谨诚来说，参与此次项目过程中最深的感悟是“对修复工作意义的理解更深刻了”。这批文献价值高、意义大，尽管对于公藏单位修复人员来说，一直受的教育就是不论何种文献都应同样认真对待，但在此次西夏文献修复项目中，通过和各领域专家深度合作，几位年轻修复师都更深刻的体悟到：尽力保留下来的几片加固纸、几条认不出的笔画，对专家们开展研究都有很大意义，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成就感。谢谨诚表示，经过这次修复项目，自己最大的成长是更小心了，“越修胆子越小，这次是深有体悟，感觉这个工作应该小心谨慎，特别是涉及对外宣传和成果推广的时候，因为项目中尚有很多存疑之处，一些学术性成果的发布以及在一些公开场合，应该小心谨慎”。

修复后的西夏文卷轴装残卷

此外，他和伙伴们还从前辈处学到了技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也开展了一批科研项目。“修复技艺的传承就是这样，我们组这几年每年都会来一两个年轻人，因为是双向选择，他们本身有热爱，融入得快，也耐得住性子，再加上学历高，在科学技术应用方面天然有优势，实践上又有老师傅的点拨，所以成长非常快。”刘建明认为传承要在实践中传承，像西夏文献这样的修复项目最锻炼人：“修复是个熟练工种，还是要勤动手多实践才行。”

社会力量支持，修复成果质量高

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表示，虽然修复过程中采取的操作技术复杂，但修复成果令人满意。西夏文献保护修复项目顺利完成，充分体现了各方力量的良好配合，特别是来自财通证券的公益资助，有力推动了项目向科学化、规范化发展。项目修复团队围绕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就后续整理利用、成果发布等工作提出了初步规划。

史金波表示，由于文献含金量高，可供研究的细节多，将对西夏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学术研究提供实物佐证，建议尽早开展相关工作，发掘文献价值。

“全国技术能手”朱振彬认为，修复成果较为理想。但对某些存疑之处，诸如装帧类型等应持审慎态度，建议修复人员与学者保持合作，将此次修复项目的成果规范化、科学化，避免推广中造成谬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魏文认为，此批文献对学界意义重大，可与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对比，对西夏学有推动意义。

与会专家与修复人员探讨文献装帧

谢谨诚也谈到，最终目的是让这批文献能够助力西夏学、版本学、文献学领域的研究，这部分工作都还没正式启动。“后续首先是合理选择装具，使修复后的西夏文献能够入库保存，还需要配合文献数字化工作，以使其化身千百，利于研究。另外这批文献都没有名称编号，装帧甚至有些残本的页数还没确定，离解读明白差得还很远很远，后续工作应该不比修复工作少。”

刘惠平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保护中华典籍、赓续中华文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已经转化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这批西夏文献的入藏和修复，大幅提升了西夏藏品数量和品类，修复项目的顺利完成，有赖于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多方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优秀案例，具有示范效应，有力推进了古籍修复技艺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为古籍保护事业储备了后续人才，同时也体现了国图人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与孜孜以求的守护精神。

未来，国家图书馆将携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进一步推进对修复后西夏文献的合理利用，推动成果发布和转化，与业内分享成果，助力国家古籍修复保护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