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真实性”保护展示途径探讨

考古遗址公园应以保护遗址本体和遗址所处的自然、历史环境要素为首要目的，应具备遗址保护与考古、展示与教育、游玩与休憩三大职能，并秉承“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在利用过程中促进保护”的理念。

2.1 对不同类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模式的分类研究不足

国内遗址公园建设从遗址本体类型的角度分析，可分为建筑类遗址公园、城市类遗址公园、园林类遗址公园、陵寝类遗址公园、事件类遗址公园和工业类遗址公园[1]；从遗址与城市的区位关系来看，可以分为郊野型、城市边缘型及城市核心型3类。不同的遗址类型与区位关系决定着遗址公园的整体定位、遗址挖掘与保护、展示与利用、功能设置与布局、游客承载力及服务设施配比等诸多方面的区别。针对不同类型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模式研究仍然缺乏，存在定位及功能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2.2 考古遗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展示手段与“真实性”原则背离

许多大遗址由于年代久远，本体已经损坏或遗失，整体的遗址环境与格局均未能形成直观的历史场景，缺少向公众展示的载体。然而，遗址公园为了适应发展旅游与游客体验的需要，在规划建设前缺少科学严谨的史学考证，轻易采取修复与重建的方式再现历史景象，往往造成对历史信息的曲解篡改，对遗址价值内涵进行了错误的展示与传递。

2.3 考古遗址公园氛围营造难以满足大众对城市公园的审美认知

遗址现状与城市公园在空间环境设计及游览体验上存在较大差别。原汁原味的遗址空间氛围往往具有破败荒凉的历史厚重感，这正是遗址公园景观区别于一般城市公园的独特之处[3]。但以“真实性”原则展示呈现的遗址公园景观氛围无法吸引普通大众。

2.4 遗址公园建设缺乏动态规划及滚动式开发建设理念引导

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本体是“大遗址”，大遗址的保护利用依赖于考古勘探。考古勘探工作是贯穿考古遗址公园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技术支撑。但是，考古发掘是一项缓慢且长期的工作，无法跟上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速度。因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需要引入动态规划理念，采取滚动式分期建设模式，充分预留考古空间并设置弹性措施。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当未来环境、科技、决策发生变化和更新时，考古遗址公园仍能良好地适应环境，为大遗址进一步挖掘考证提供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保障[4]。

3.1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片区简介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鼎门片区(以下简称“定鼎门遗址片区”)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南承古城路，北至园区路南，东起龙门大道西侧，西临从政坊东坊门，由宁人坊、明教坊及天街南段遗址组成，总面积91.30hm2。

规划涉及的定鼎门遗址片区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的南端点、洛阳城郭城主入口片区，是隋唐洛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代表性遗存。2014年6月定鼎门遗产区被正式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东方起点。同时，该片区是洛阳市“一宫一轴”国家大遗址公园项目的南部启动片区[5]，在整个洛阳市文化、生态、旅游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3.2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片区大遗址保护的现实问题

3.2.1 规划范围90%以上位于核心保护区内

根据《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要求，洛阳市2013公布实施了《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管理规划》，是定鼎门遗产区保护展示工程方案设计的重要依据。该《管理规划》明确指出本项目规划范围90%以上属于遗址核心保护区，且大部分区域没有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仅能明确地下遗址埋深距地表1m左右，除了考古挖掘报告可以体现唐初期的遗址信息以外，其他大部分考古信息不明。因此，本次规划为了严格执行遗址保护相关规定，形成了以下几条规划原则：

1)在地下遗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不得进行破坏遗址的挖掘工作；

2)不得建设任何与文物保护展示无关的建筑及设施；

3)不应在考古挖掘未探明区域，展示错误或与地下遗址不一致的历史信息；

4)配套市政及道路设施仅保持最低限度满足遗址片区保护展示需求。

目前建成的大部分遗址公园用地均处于大遗址保护的“一般保护区”或“风貌协调区”，即使少数包含遗址核心保护区，其面积占比都较小。通常遗址公园规划都会将核心保护整体封闭保护，不进行或少量启动展陈设计与活化利用，而在风貌协调区植入旅游文化项目。因为风貌协调区内的开发建设受限较低，仅需在风貌上和遗址片区进行协调即可，常引入仿古建筑、历史元素与符号、娱乐及商业项目等。但是，本项目90%以上的用地均属于遗址核心保护区，是一个以遗址本体保护展示工程为主体的遗址公园。对于这一类遗址公园，保护重于利用。真实性的科学展示体系建立是重中之重。鉴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不充分，必需秉持严谨客观，甚至是谨小慎微的态度。规划决策以展示大遗址历史格局与环境为工作重点，未能考证的历史元素采用留白表达，为未来的考古探测、展示阐释预留空间。

3.2.2 规划需从稀缺的考古资料中提炼遗址价值

项目需要从稀缺的考古资料中，清晰准确地提炼并阐释遗址的历史信息与价值，并“以考古为依据，以文献为佐证”，进行归纳总结，做到图示化、形体化和空间落位。对该片区从宏观城市格局到细部的历史要素均明确认知，最终形成历史格局与环境的推演图，搭建遗址展示阐释技术框架。

3.2.3 规划需兼顾遗址保护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遗址公园与城市的区位关系是决定公园定位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遗址公园存在越靠近城市内部，其功能需求越复合；越远离城市，需要面临的建设压力相对较小，功能需求越简单的客观规律[6]。因此，大致可以分为城市郊野型与城市核心型2种情况(图1)。城市郊野型的遗址公园如内蒙古元上都遗址、殷墟国家遗址公园、北京周口店等，不需要承担过多的城市服务职能，因而遗址保存相对完整、遗存真实性较高，作为独立的大遗址保护区辅以旅游开发更为容易且合理。而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与圆明园、大明宫等考古遗址公园类似，位于城市核心区域，与城市开发建设存在较大矛盾，需要承担除遗址保护外的科研、教育、区域旅游及城市开敞空间体系构建等复合的城市职能[7]。这一类遗址公园保护与展示利用难度最大，往往出现遗存完整性差、真实度低等情况。因此，在项目的规划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突出“真实性”保护的策略研究，探索基于城市核心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有效途径。

图1 考古遗址公园对比分析

3.3 隋唐洛阳城定鼎门片区遗址价值研究

3.3.1 遗存历史格局研究分析

通过研究分析考古挖掘报告与历史文献资料，充分提炼元素并细化丰富遗址片区历史格局与环境，构建大遗址历史格局骨架。

1)基于考古报告的定鼎门片区历史格局分析。

经研读与分析考古和科研资料，整理归纳了定鼎门遗址片区的历史格局。定鼎门遗址片区主要遗存包括：定鼎门门址、外郭城城墙遗址、天街遗址、宁人坊遗址、明教坊遗址及水系遗址。各遗存的具体特征归纳如图2所示。

图2 定鼎门遗址片区考古遗存格局图

2)基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定鼎门片区历史格局分析。

通过研读遗址片区相关历史文献，对隋唐洛阳城及定鼎门遗址片区的历史格局进行佐证、深化完善及优化提升，形成了历史格局特征归纳图(图3)。其中，明确了天街的详细规制与历史环境，如隋唐时期天街由路土、行列式绿植及排水沟组成，种植的树种为樱桃、石榴、榆(槐)树和柳树等。2个里坊由四面坊墙围合而成，高度不及人肩，宽2.5～3m。每坊设四坊门，位于各面坊墙的中间。坊内设有十字主街，连接4个坊门。规划综合考古挖掘报告与文献记载要素，叠合考古遗存格局与历史文献记载格局，最终构建了定鼎门遗址片区保护展示格局(图4)。

图4 定鼎门遗址片区保护展示格局效果图

3.3.2 历史要素研究分析

定鼎门遗址片区的历史要素包括历史人物及事件、传统节日及活动、文学艺术及发明等。通过研读文献资料，提炼总结相关要素内容，为遗址公园文化内涵的展示与阐释打下深厚基础。同时，为遗址公园的文化宣传、活动策划提供可考证的史料依据，为考古遗址公园在文保与旅游开发的博弈之中，探寻可操作的途径。

例如，隋唐洛阳城的城市轴线(即天街)，是城内规制最高的道路，宽度达百米。曾经承载了很多较高规格的活动，如隋炀帝尝“盛陈百戏”、唐中宗观“泼寒胡戏”、唐玄宗大集散乐都是在这条街上举行的。在定鼎门遗址片区内，可结合隋唐时期的重大节日和当时盛行的活动，策划丰富多彩的参与性项目，让城市居民在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同时，能更直接、更深入地体验到隋唐时期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又如规划精心筛选了有关隋唐洛阳城及定鼎门的诗歌、绘画及发明等，在定鼎门遗址核心保护区外，可结合市民游览与休憩场所通过多种园林景观表现手段加以体现，从而优化提升遗址公园的城市服务功能。

3.3.3 基于片区遗址历史格局展示的遗址价值载体分析

通过上述遗存格局及遗址要素分析，发现定鼎门遗址片区存在部分未进行考古勘探挖掘的区域。由于年代久远，定鼎门遗址片区地面建(构)筑遗存缺失，地下遗址本体大部分采取了挖掘勘探后回填保护措施，遗址历史信息呈现片段化的展示，难以被大众认知。因此，规划重点针对遗址采取历史格局的保护与展示，遗址载体主要有坊墙、坊门、路网、天街轴线等重要隋唐时期城市及里坊制的格局遗存。

3.4 基于“真实性”理念的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建设

鉴于片区考古挖掘有待深入、部分历史信息不明的情况，规划对定鼎门遗址片区的价值载体进行了最为真实客观的展示与阐释，结合一般保护区和遗址环境协调区设置如生态休闲、康体健身等城市公园职能。同时遗址公园规划充分策划了契合的大文宣类主题活动和现代化展示方式，如全息投影、光影表现、APP应用导览系统等，力求活化历史并丰富大众游览体验。例如以模拟坊墙为载体使用声光雕塑，给观者视觉上的美感并产生对历史的联想，最终成为室外环境中的一个情感节点。通过赋予公园多样化的展示与市民活动空间，充分体现遗址公园的当代价值。

3.4.1“一街两坊”遗址空间格局“原真”展示

遗址片区力求完整展示“一街两坊”的历史格局与空间尺度。根据已探明的天街、坊内十字街、坊墙、水系等遗存构建公园的空间骨架，统领各个功能组团，形成“重要节点+十字主轴+方格网片区”的总体空间格局。

1)天街遗址格局展示。

天街是唐代洛阳城的南北向主轴线，宽约140m，由御道、绿植、排水沟组成。根据考古文献对天街要素的定位和描述，规划采用空间模拟展示手段，对天街整体格局和空间尺度进行重点展示阐释。包括天街遗址规制、街道断面构成、绿化种植及排水系统等历史要素。通过历史格局与遗址环境展示，向大众传达阐释历史上帝都中轴的开阔恢宏之势和繁华鼎盛之貌，再现“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的历史景象(图5～8)。

图8 天街建成实景

2)天街遗址细节展示与地下遗址保护。

天街两侧则依据文献记载布置绿化种植，种植乔木包括柳、槐、石榴和樱桃等。布置绿化种植前，需先行勘测遗址埋深，保证在遗址安全土层之上进行种植，同时为避免高大乔木的根系对地下遗址造成不利影响，在种植高大乔木的地下1m处铺设防根穿结构层，防止根系下穿。

3)里坊遗址格局展示(图9、10)。

图1 0 里坊格局展示实施

宁人坊及明教坊通过坊门、坊内十字街等遗址要素展示坊内格局。坊墙为界定里坊内外空间的重要元素，采用原址地表模拟展示方法。坊墙的四角和坊门两侧采用仿隋唐时期做法——夯筑土墙模拟方式，其余位置按照坊墙形制利用桧柏修剪而成。通过夯土坊墙与绿篱坊墙虚实结合，形成围合、封闭的坊内空间。坊墙东西南北各开一处坊门，是里坊内外的重要交通节点。十字街在历史上是坊内的主要干道，也是本次规划设计的重要游线路径。

3.4.2 遗址本体“真实性”保护展示

坊墙遗址“真实性”展示据《隋唐洛阳城宁人坊遗址发掘简报》描述，坊墙遗址距地表深度为1～1.1m，且仅存基槽部分。根据多篇考古文献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考古勘探资料，再结合唐尺(1唐尺=0.294m)模数，推算出坊墙宽度的取值区间。由于坊墙的高度与宽度均没有确切可考的数值，因此规划设计以残垣断壁的形式进行展示，不明确展示坊墙的尺寸，仅标识坊墙的空间格局，以免传达错误的历史信息。坊墙的做法也尽量还原历史工艺和材质，设计为浮搁式夯土坊墙，不做基础以减少对地下坊墙基槽遗址的影响(图11)。

图1 1 坊墙模拟展示

坊门遗址“真实性”展示。坊门遗址采取分类展示策略，针对已探明挖掘并作回填保护的坊门，根据考古报告中明确的遗址信息，采用夯土台的方式进行坊门基址的立体空间模拟展示，能够更真实地还原城市历史氛围和场景，更好地阐释与传播历史信息(图12)。针对为探明和考古挖掘的坊门，采取平面位置标识的方式，结合景观铺装环境进行展示(图13)。

秉承“真实性、完整性、可逆性”的核心原则，形成了从考古资料中分析挖掘遗址信息，再对遗址价值进行研究判定，从而构建遗址价值载体的展示阐释体系，最后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角度，提升遗址公园社会效益的一套完整的大遗址“真实性”保护途径。针对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存在问题，就本项目实践中的优良经验及不足之处进行总结。

本案规划之初，首先，研究界定了遗址公园的类型。通过大量案例研究分析，根据遗址类型、区位条件及保护要求等区别因素进行分类研究和总结，从而确定本案是位于城市核心区域，以大遗址保护为首要任务，并兼顾市民休闲娱乐与科普教育的城市型遗址公园。其次，规划应对遗址“真实性”保护的要求，提出3种切实可行的保护展示方法。以避免复建改建遗址，杜绝过渡园林化、娱乐化及商业化趋向，保证真实客观地反映遗址历史信息和考古挖掘情况。

1)原址模拟展示。以考古挖掘报告和遗址探测坐标为依据，在原址地表之上模拟展示遗址的空间格局。如本案中的里坊空间展示，通过植物与夯土墙模型虚实结合进行格局示意，既直观阐释了里坊空间意向，又避免错误传达坊墙的具体形制规格等考古挖掘未能探明的信息。

2)空间格局展示。以本案道路系统布局展示为例，规划重点展示天街尺度、断面及种植景观，展示了坊间十字街和坊内巷道沟渠等，阐释了城市三级道路体系和空间格局。

3)原址标识展示。以坊门展示为例，根据考古挖掘资料情况，针对仅探明门址平面尺寸的遗址点，采用原址地表铺装展示方式，向大众标识坊门位置和平面形制。除此之外，规划在遗址核心区杜绝设置任何与本地块历史信息、环境氛围及遗址保护展示功能无关的建(构)筑物及园林景观小品等。规划力求在保护遗址的前提下，提升遗址公园景观环境，满足大众审美及使用需求。通过保留优化场地原生态水体及植被等自然环境，为遗址公园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条件，构建城市生态绿肺。充分利用约10%的一般保护区，打造生态游憩及低强度的休闲娱乐设施功能，满足市民日常需求。规划建立了考古与规划联动的时序安排。规划与隋唐洛阳城整体考古计划及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充分衔接，划定分期展示与规划预留片区，加强遗址公园开发建设的弹性与协调性。近期将城市格局与形制、遗存分布等作为考古工作与规划实施的重点，积极融入隋唐洛阳城整体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之中。

由于考古遗址类项目周期较长，本案历时4年仅实施了一期规划的内容，后续的滚动开发模式建立缺少实践支撑，也对遗址公园运营模式探索方面有所制约，还需要继续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