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建 匠人修——应县木塔保护思路亟待转变

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简称“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高的木构塔式建筑。尽管政府及专家持续对木塔进行监测和保护，但局部维修加固工程尚不能有效遏止其变形。加快跨学科、多领域通力合作，研究切实可行系统性修复方案并及时推进工程实践势在必行。

过去对于修缮应县木塔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历史信息保护及方案的选择上。但随着人们对文物建筑、文化遗产及其价值认识的深化，我们需要先反思“为什么保护”“为谁保护”等问题，以此决定“如何保护”。

木塔应尽早修缮

据明万历《应州志》及木塔三层“释迦塔”华带牌题记等史料，一般认为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960余年间，木塔屡遭天灾人祸。据陈国顺、李世温、魏剑伟等专家研究，木塔曾受元大德九年（1305）怀仁6.5级地震、明天启六年（1626）灵丘7级地震、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原平7级地震及康熙三十四年（1695）临汾7.5级地震等数十次。此外，民国十五年（1926），军阀炮击曾对木塔局部造成致命破坏。据莫宗江《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记述，解放战争时木塔也曾中炮数十发。一般认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改夹泥墙为格扇门破坏性修缮更加剧了木塔的倾斜、变形。参考1902年伊东忠太的勘测记录，百余年前木塔明层夹泥墙尚存，二层未有明显倾斜，反而三层西北柱“向内倚甚”。

如今，木塔地处晋中（山西）地震带北部，仍然易受周期性地震影响。加上黄土高原地区大风频发，木构件逐年老化、强度不断降低，损伤不断累积，状态颇不稳定。

综合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对木塔的监测报告，应县木塔部分承重构件严重损坏，塔身整体处于扭曲状态并向东北倾斜。二层失稳立柱数量不断增加，倾斜变化速率呈倍速增长。其中，西南立柱向东北倾斜率普遍超过国家规范限值。参照《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规范》，应县木塔已被界定为“Ⅳ类建筑”，须尽早采取抢修措施。

从抢险加固到大修

应县木塔见于地方志、“释迦塔”牌题记、重修碑文及档案等记录的修缮主要有金明昌二年至六年（1191-1195）、元延祐七年（1320）、明正统元年（1436）、明成化七年（1471）、明正德三年（1508）、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同治五年（1866）、民国二十五年（1936）、1951年至1952年、1974年至1985年等。不过，这些修缮大多以局部修缮、现状加固或装銮为主，只能暂时缓解劣化。

21世纪初，国家文物局曾面向全国、全球征集意见，整理成落架大修、抬升上部修缮、现状加固三种方案。随着为多数专家赞同的抬升方案被否，一直以来木塔的整体保护思路实际仍是现状维护。而国家文物局于2014年原则同意、2016年试验面施工的《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方案》，也因未能遏止木塔局部倾斜趋势而暂停。

数十年来，在众多学者孜孜探求和各类技术手段辅助下，木塔用材类型、材料性能、构件模数、构造组合、节点受力性能、地基性能等要素及病害损伤信息逐渐清晰。尽管具体认识仍有不足，但随着稳定木塔技术的研究与实验的不断深入，能够相对准确地把握构造薄弱环节，为修缮木塔提供坚实基础及依据。

此外，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绘制的1：50实测图到40至50年代陈明达制的1：20详图及同比例模型，再到90年代以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古建筑研究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利用全站仪、三维激光扫描仪等设备测绘而成的精细现状图，应县木塔设计比例、构件尺寸等得到直观而精准的反映。这些成果为当下遵循原材料和工艺制作模型、规划整体修缮方案、分层测试、确定方案、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点等，提供了精准的实体参照。

如果早期修缮工程重点是抢险加固、完成安全性评估与监测，那么随着木塔倾侧余量濒临红线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划拨专款邀请专家勘测、研讨、研究的积累，现阶段有序推进整体修缮工程，将保证木塔较长时间内的健康和稳定。

从“文物建筑”到“建筑遗产”

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是建筑遗产修复的应有之义，但信息保留应始终建立在建筑健康存续的基础之上。任何物质都具有消亡的必然性，相对于石构件为主的建筑而言，以东方传统木构为主的土木建筑更易腐、更易受生物侵害等。若不经有效修缮、保护，木构建筑耐久性将大大下降；一旦坍塌，历史信息更将受损，甚至湮灭。

在改变和消亡是必然的条件下，合理修缮就是延缓“消亡”，并使“耗损”有迹可循、使“改变”成为“丰富”。

首先，修缮与历史信息保留并非彼此对立。关键在于，如何在修缮过程中避免信息损失。借助现代档案学方法、数字化及其他科技手段，更好地在修缮过程中揭示、记录相关信息，并在修缮后保存和展示。

例如，日本当代建筑遗产保护工程形成“计划—准备—勘察—落架拆解—细部研究—方案复核—构件修复—结构复原—工事整理”等一整套规范化流程。长达数年的大修不仅是修缮工程，更是彻底研究、解读、保护的工作。以唐招提寺金堂平成大修为例，建筑概况及修缮情况详细记录在《国宝唐招提寺金堂保存修理事业的记录：共结来缘，唐招提寺》中；修缮替换的严重受损构件或保存在金堂阁楼上、或展览在寺院讲堂内，建筑本体有选择地保留历史记忆并保证健康存续状态。

其次，相对于文物、古建筑等概念，在当下的保护工作中更强调的是文化遗产、建筑遗产，即除物态遗存本身外，也关注遗存的时间延展性和以其为载体的无形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或许，1973年的《应县木塔勘查座谈纪要》及21世纪初的抬升修缮、现状加固等方案，存在“重科技、轻技艺”“重硬件、轻软件”的局限。主张用钢架、铁箍等现代材料加固、维修木塔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的忽视，也人为割裂了传统木建筑材料与建筑静力学之间的联系。从长久来看，钢铁构件与木结构以柔克刚的特性相冲，会增加原构件所受压力等。

特别要提出的是，以原材料、原工艺修缮建筑遗产必须重视经验丰富的传统技艺传承人、木作匠师等在修缮计划、决策和实施中的巨大作用。如，日本法隆寺“以木修木”的修缮曾由日本国宝级宫殿大木匠西冈常一主持。在类似修缮工程中，建筑学者作为监理参与工程，其精力集中在建筑形制、设计等研究方面，而主持、执行修缮者通常是经验丰富的木匠大工。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建筑遗产修缮也越来越重视传统匠人作用，如福建泉州府文庙修缮，邀请闽南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把关技术。

新中国成立以来，参与应县木塔维修方案讨论者大多是建筑学或古建筑学者、建筑师、管理人员等，少有实践经验丰富的技师、工匠，尤其是木构营造技艺传承人的参与。现阶段应县木塔修缮方案的制定、施工，不仅要听取大匠的意见，更要由大匠主持把关。这是活化传承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为其提供生存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材料、工艺等原真性修复的重要保障；更是彰显民族木构营造技艺当代价值，增强公众及建筑从业者对传统技艺认同和理解的重要实践。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初期，朱启钤曾提出“儒匠结合”，而具体到修缮应县木塔这类重大历史建筑，应是“匠儒结合”。

从“闭门造车”到社会参与

2015年，我国重新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文化遗产历史、科学、艺术传统三大价值之外，增加了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将对文化遗产的关注重新拉回到“人”本身，关注人类创造、阐释、利用、继承等与文化遗产持续性互动的过程。

在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应县木塔所在佛宫寺内的僧人被迁离。2003年，山西省文物局发文禁止游客登塔，随后游客活动或被限制在二层以下或被限流，2011年以来木塔已严禁游人登临。无论是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专业研究基地，这一文化遗产似乎更多地成为“专业遗产”“凝固的艺术”，遗产意义和社会价值日益窄化，与不同群体的联系逐渐消解。

有趣的是，“关”着塔基辽代角兽的玻璃展箱内总是堆满游人塞入的钱币，或许是“冷冻式”保护远不能满足公众对空间体验、文化传统甚或宗教氛围需求的侧面反映。既说明推进应县木塔修缮势在必行，又提醒我们修缮工程绝不能闭门造车。高技术、固化的保护不再是核心目的，高效保存、塑造文化遗产所代表的集体记忆，发挥其对人群、当代社会的意义才是保护的本质。

无论是日本的建筑遗产修复，还是英国和意大利的预防性保护都将“社区参与”列为工作要求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经验。如，日本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并非工匠或专家的“独属权利”，大量市民和信众参与“御木曳行事”“御白石持行事”两项传统建造活动，成为仪式的完成者和建筑的修缮者。日本清水寺、西本愿寺飞云阁修复现场曾定期、有序向公众开放。此外，20世纪70年代药师寺长老高田好胤写经百万卷募集重建金堂资金，近期东塔落架大修资金的1/3也来自民间。在这些实践中，建筑遗产保护被扩展为众多行业、各群体或志愿团体以及游客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公益事业，不再是囿于象牙塔的学术课题或单纯的技术工程。

在计划、决策、监督甚至修缮实践中扩展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切实增进当代公众对遗产的认识理解、认同感和责任感是对木塔在当代社会真正“活过来”“活起来”的内在要求，更是对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为谁保护”等问题的直观回应。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而应县木塔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对突出普遍价值及真实性、完整性的要求，当地政府及相关管理机构还多次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代表的部门和机构也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木塔监测体系。这些都为我们同步推进应县木塔的修缮与申遗过程，充分利用多方“智库”力量，研究、制定适用于应县木塔修缮的可操作、细致化、规范化体系，吸纳国内外优秀经验培养专业化修缮人才、寻求国内外基金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借助修缮及国际合作，木塔也可借鉴优秀经验，提升整体保护、利用、管理水平，并向世界展现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此外，2008年世界遗产上游程序正式提出；2015年正式讨论了上游程序及国际援助资源向预备名录扩展问题；2019年包括国际技术、财政支援等在内的上游程序被正式修订入《操作指南》。今年1月应县木塔与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共同作为“辽代木构建筑”入选最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有利于将深入推进国际经济、科学和技术协作等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