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物修复的思考——以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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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1 18:55 来源:遗产与保护研究
摘要：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是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在各界文物保护工作者参与下，对文物保护的各个层面进行广泛探索、具有开放性的当代文物保护工程的典型案例。现代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应如何进行，这是我们在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在文物古迹保护备受国家与社会关注的当下，如何认识现代文物古迹保护的性质和目的，对实践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将修复过程和相关思考告知公众，对于普及文物保护修复基础知识，促进文物保护界的交流与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拟从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的实践出发，就千手观音造像价值的认识与整理、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在修复工作中的结合、修复理念的认识与反思，以及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尚待解决的问题和努力方向，对现代文物修复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物修复；千手观音造像；价值；传统与现代；预防性保护
自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迄今已有30个春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经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2015年5月，历时8年的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顺利通过验收。同时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也得到了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意外关注，各家也给出了各种观点和看法。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讨论对于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进步是大有益处的，也为我们进行工作总结和反思增添了动力。
现代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应如何进行，这是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所不断思考的问题。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理论家布兰迪认为，修复首先是对修复对象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并使其得以传承的方法。而要掌握这一方法，则需要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必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文物价值的整理、认识也要与文物保护工作实践相衔接。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是一次重要的保护实践，是对文物保护的各个层面进行广泛探索、具有开放性的当代文物保护工程的典型案例。本文以此次修复实践为例，围绕文物价值的整理、方法方式的运用，以及理念的认识等问题，对现代文物修复进行讨论。相信只有从实践出发，才有可能对我国现代文物古迹的保护进行有效地探讨。
千手观音造像位于大足石刻宝顶山造像，由赵智凤主持建造于公元1174—1252年间，距今已经历800多年春秋。2008年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组首先对千手观音造像的整体现状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检查，对造像存在的病害进行了整理、分类、统计和总结。千手观音造像石质、金箔、彩绘3大类病害分别占造像展开总面积的5.56%、66.84%、40.92%，其中石质病害含4类共8种、金箔病害5类共11种、彩绘病害5类共15种。可以说千手观音造像的病害情况已经穿过了表皮、深入到骨髓，金箔层的劣化、分层、脱落面积，彩绘的粉化、脱落程度，以及内部胎体的粉化、断裂、脱落程度甚至超出了修复工程组的预期，千手观音造像确实如管理人员所说“病入膏肓”（图1）。
文物古迹的价值分析与认识至关重要，它是我们保护文物的基本动因，是我们接触文物时应首先做的工作。人们不会关心没有价值的事物，只有有价值的事物才会引来人们关注的目光，令人产生保护它的愿望。然而对待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价值也会有所不同。正如美学理论中指出的，“对于同一棵大树，在木匠的眼中是木材，画家看到的是色彩和色调，植物学家看到的是它的形态特征，而艺术家看到的是美学价值”。
意大利修复理论家布兰迪认为，“所谓修复，是对艺术作品的物质性存在和其美学、历史两方面性质的认识，并考虑将其向未来传承的方法论。”所以说，文物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而“传承”什么，则需要我们在修复操作前对文物价值进行整理和判断。试图保存文物的所有价值是不可能的。一旦干预，就意味着某些信息的丢失；而不干预，则会加速文物所有信息的丢失。因此，价值的评估、干预的可能性是文物保护修复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大足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就千手观音造像而言，她被雕凿于南宋年间，历经元、明、清、民国保存至今，是我国古代晚期佛教石刻中的重要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雕刻如此繁复的千手观音造像得以保存近800年仍基本完整与历史中的多次修缮分不开。根据宝顶山保存的碑文记载，千手观音造像在历史上至少经历过4次整体妆金修缮，具体时间为明隆庆四年、清乾隆十三年、乾隆四十五年和光绪十五年。之后，宝顶山造像虽在战乱中幸存，但再无大型修缮活动，也鲜有人提起。直至1940年，梁思成先生带领营造学社对宝顶山进行考察，以及1945年杨家骆等一行专家学者对宝顶山石刻进行科学测绘和初步研究，宝顶山石刻才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千手观音造像的独特魅力才再次为世人所知。此后，各领域专家学者对宝顶山石刻进行的研究不断推进，并向人们展示了宝顶山石刻作为中国古代晚期石刻杰作的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对地方文化研究的价值。1961年，宝顶山摩崖造像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99年，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大足石刻的珍贵价值已为世界认识和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宝顶山石刻的保护修复实践也逐步开展起来。1954年，加高大悲阁中柱和步水头，重新装修俯壁门窗，翻盖屋面；1956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款修建千手观音、释迦涅槃佛、华严三圣、护法神等处岩上护岩保坎；1985年，对千手观音主尊须弥座的地仗进行部分修补，个别手及饰物进行过维修；1988年，千手观音主尊部分手指已用泥修补并刷铜粉，右下方手的无名指嵌入木楔，托红布的那只手做了想象补全，面部做修补，局部金箔上刷铜粉，须弥座刷黄色水性颜料；1992年，千手观音造像区形成独立而封闭的特龛参观点，保护性建筑西端新增设一桥式道路等。进入21世纪后，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满足千手观音造像的保存需求，2008年5月21日，国家文物局最终将劫后余生的千手观音造像的抢救保护列为国家文物局石窟类保护“一号工程”。2008年6月23日，国家文物局批准（文物保函【2008】611号）开展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6月26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完成《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保存现状调查评估工作方案》；7月，前期勘察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直到2015年5月6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经专家论证，顺利通过验收，千手观音造像再次与公众见面。古往今来，千手观音造像所经历的每一个岁月、每一个事件，不仅形成了她今天的模样，也构成了她的历史和历史价值。这是文物古迹最直接和明确的价值，是构成其特殊性和综合价值的基础，也是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所珍视的重要价值之一。
“长广各数丈，制作精绝，今古所无，金碧辉煌，震心耀目。”——杨家骆（1946年）。
千手观音造像的艺术价值也是深受人们关注的价值之一。首先，宝顶山石刻以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共存和丰富的内容而异于前期石窟，并以其独树一帜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反映了公元9—12世纪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石窟艺术风格的重要发展规律和变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其次，千手观音造像虽在中国佛教造像中普遍存在，但如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这般造型生动、丰富、完满，且为崖壁开凿的立体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却是世所罕见。这尊造像也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精华龛窟和重要组成部分。千手观音造像气势恢宏，雕刻精美，其复杂多变的手型充分显示了精湛而纯熟的雕刻技艺，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
科学价值在千手观音造像的雕刻、彩绘和髤漆贴金上均有重要体现。它们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师、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聪明才智，也为今天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修复思路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持。
千手观音造像雕刻在近88m2的砂岩崖壁上，不仅体量庞大，细节表现也十分充分。许多手与法器的雕刻采用高浮雕形式，甚至接近圆雕，层叠交错；法器也有上下连接多只法手的情况，令人惊叹。这种雕刻效果的实现，不仅要求对石材性质十分熟悉，工具使用十分娴熟，且在雕凿前已经胸有成竹。这说明南宋时期，大足地区的石刻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并在雕刻造像前已有了造像的粉本。而其雕凿技术是如何实现的、粉本来自何方又流往何处，这是我们需要提出并期待解答的问题。
通过对造像的细致调研，工作组还发现千手的整体雕凿分出上、中、下3层，且左右两边的千手走势、结印和手持法器都呈现出对称性（图2）。
这种分层和对称性的存在不仅在建造之时便于造像的雕刻、工匠的分工和工序的统筹安排，也为现代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工作思路和修复依据。许多残缺手、残缺法器正是通过千手观音造像左右对称的规律来进行修复的。另外，千手观音造像对岩石风化带的巧妙改造和石材补配也为石质胎体的修复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思路。
此外，千手观音造像的髹漆贴金工艺是此次保护修复工作的一项重要发现和收获。漆工艺作为我国古代先人很早就掌握并且熟练运用的传统工艺，曾被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工艺品的制作和装饰。在前期调研阶段，项目组对整个川渝地区的石刻造像工艺进行考察，发现髹漆贴金工艺在当地石刻造像的装饰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千手观音造像的髹漆贴金层所使用的正是这种传统工艺。然而在追求效益和利润的现代社会，大漆逐渐被其他材料所取代，能了解制漆、髹漆者在当地已寥寥无几。项目组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位使用传统大漆工艺制作棺材的当地工匠，并请他为项目组修复人员作指导，研究髹漆贴金工艺。经过研究和多次试验发现，大漆在大足地区有着独特的适应性。大足温暖潮湿的气候为大漆的熬制、成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得工艺操作相对于北方地区更加简便。而作为一种黏结材料，大漆与几类现代化学黏结剂相比，其性能更加稳定，保存时间更加持久。同时，成膜后的大漆层具有防水效果，对质地较松软的砂岩石刻能起到保护作用。由于大漆密度高，经过多遍涂刷后，在岩体表面形成的保护层可起到加固岩体、提高硬度的作用。正是大漆的诸种特性，让项目组看到了传统工艺和材料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从而促成千手观音造像髹漆贴金修复工艺的研究和制定（图3），这也是整个修复工程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放到同等重要层面上统筹考虑的动力所在。项目组希望，通过此次修复工作，这项传统工艺能得到比较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并受到非遗保护组织和相关机构的关注，从而在未来得到更好地保存和传承。
2015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经过再次修订，明确提出了要保护文物古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文中明确指出，文物的“社会价值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文化价值则主要指以下3个方面的价值：①文物古迹因其体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所具有的价值；②文物古迹的自然、景观、环境等要素因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所具有的价值；③与文物古迹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这一修订并非我国文物保护专业首创，而是多年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使然。今天，地方文化价值、文化遗产所有者、使用者的需求和意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尊重，项目组对此深有体会，并在此次保护修复中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行动。
在大足及其依附的巴蜀地区，观音信仰作为流行的宗教信仰由来已久。大足石刻最早的北山石刻不厌其烦地雕刻了各种观音形象,可以看出，至晚在唐末，观音作为民间重要的信仰、供奉对象，已经在大足地区形成规模。而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的声名也是自古传遍川渝地区。至晚在明代，宝顶山就已成为川渝地区重要的进香圣地，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诞辰之际，千手观音造像会接受来自各地的香火供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的局面相应形成。该传统延续至今，这便是每年的“宝顶香会”。
2009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宝顶香会”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宝顶香会的传统架香活动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宝顶山石刻来说，宝顶香会是与其密不可分的文化传统和非遗活动，也是对地方文化形成起到重要影响的因素。因此在对千手观音造像进行保护修复时，项目组不能忽视她作为宝顶香会供奉主角的身份，以及地方民众对千手观音造像的期望。
综上所述，千手观音造像作为保存了800多年的古代宗教石刻造像，承载了多重身份和价值。在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不断发展的今天，文物古迹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件古代艺术品，它的其他价值，包括传统工艺材料、非物质层面的文化传统价值等应受到同样的关注；使它保存至今的原因，它所经历的时代以及每一代人，同样应被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者所关心。正如学者李耀申所说：“文物作为物质文化遗产，自古有其创造与留存、损坏与修复、维护与传承的历史规律，文物存续过程中所经历的每个时代及每一代人，都存在着相关联、相递进的内在联系。……这种递进模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递进循环中亘古不变的是精神价值、文化血脉向更高层面的进化。当然，这里的一次次进化，都必将融入所处时代的创造元素，包括但不限于心力技术、情感智慧等等。由此意义出发，文物保护在认识上、方法上确需更加注重统筹、并重、科学、求实，把历史、现在、未来之间的平衡点找准、找好。”
千手观音造像的价值多样性和病害复杂性，使其成为现代文物保护修复中的典型案例。如何理解其真实性，如何评估和体现其价值，如何兼顾历史价值和修复干预的稳定性，如何平衡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这一切皆是此次修复工作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此条件下，项目组注重对修复理念的思考、研究和应用，坚守“真实性”等原则，将其深入到修复实践的各个层面。首先，尽可能多地保存现状，即真实的历史信息；其次，修复工艺和材料尽可能采用传统工艺、材料。另外，在保证历史价值真实性的同时，尊重文化价值，并尽可能展现其艺术价值。
关于千手观音造像价值的分析和认识，对此次工程保护修复技术路线的制定，以及材料、工艺的选择产生了关键影响。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项目组将“思”与“行”密切结合，试验与实践交替进行；将传统工艺、材料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共同实现保护修复的目的。文物保护技术是解决文物保护修复问题的关键，要让文物“活”起来，文物本体的“健康”是前提。同时，给文物“祛病延年”也是对文物各种价值再认识的过程。文物修复工作除需考虑文物价值的体现问题，修复质量的稳定性、与环境的适应性更是关乎文物安全的关键问题。
历史上的多次修缮使千手观音造像得以保存至今。因此这些传统工艺、材料是保护该文物安全的重要工艺和材料，是解决文物保护修复技术难题的重要参考。如传统的髹漆贴金工艺即为此次千手观音造像金箔层的保护修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不仅使旧金箔得到了尽可能多的保存，使造像修复的稳定性、持久性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也呈现了较好的视觉效果。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修复的准确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提供了更多便捷、科学的手段，提高了修复实践的效率和质量。作为现代文物保护实践，仅凭传统工艺技术无法满足现代环境下对文物进行科学、有效保护的要求，也会产生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屏障。因此，在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中，不仅采用了传统工艺、材料，还积极探索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配合和应用。此次修复运用了X光探伤、三维数据留存与应用、微环境信息检测、微生物检测与治理、修复工程数据库建立制作等现代科技手段，以更好地支撑修复实践操作，并留下尽可能完整、详细的信息；对文物进行本体信息的记录、保存状况的检测、环境监测等多方面辅助干预，以配合修复材料试验、方案制订和良好保存环境的控制等等。事实证明，这些科学技术和专业团队的参与，为保护修复项目提供了确切、有力的资料和数据支持。
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在理论层面和技术、实践层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传统工艺的研究与应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文物古迹保护修复，以及对文化遗产非物质层面的关注与思考等方面，都进行了突破性的实践。文物保护方式的选择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有关文物保护方式的讨论，对于文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民众以及部分从业人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并不全面，对保护理念缺乏正确的认知渠道。下面，就近期公众所关注的有关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的问题略作回复，也是对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的方式的阐述，借此普及一些文物保护概念和知识，以使有关千手观音造像或其他文物保护修复问题的讨论能在客观、合理的方向上进行。
首先，根据碑刻记载和学者研究，大佛湾造像的雕刻年代已经不存在争议，即“南宋赵智凤于淳熙至淳祐年间（公元1174—1252年）开凿的，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大佛湾石刻造像被专家学者认为是将宗教与世俗密切结合的突出代表，反映了宋代川渝地区的艺术水平和世俗风貌。也有学者认为，大足石刻雕刻技术、艺术造诣之高可能受到晚唐艺术的影响等。各种观点，各有道理。而800多年间，千手观音造像还经历了至少4次整体妆金。这些修缮活动保证了造像的健康状况和宗教功能，使其得以保存至今。然而，千手观音造像的面貌、艺术风格在这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多少次、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们尚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她发生改变的事实确实有据可证，这也是此次修复中的重要发现。
作为造像的视觉核心，千手观音造像主尊是参观者和宗教信众关注的主要对象，也是塑造整体形象、凸显其艺术风格的主要对象。主尊面部属于整体雕刻的突出部分，且刻画比较细致，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大。从保留的修缮痕迹看，主尊面部经历的历史干预最多。主尊花冠局部保存有目前所发现的最多金箔层，共计8层。在对面部不稳定金箔层进行揭取后，修复人员发现，面部有修补痕迹，且在天目、眼睛、鼻子、嘴唇等部位存在材料补塑的情况，因而构成了千手观音造像五官略微突出的面部特征。
这些补塑始于何时？修复人员通过对比20世纪40年代以来千手观音造像老照片，发现其主尊面部并非一直如此。由于这些补塑材料与造像原材料不同，因而出现开裂、老化、变形等问题。为了保证造像修复后的安全稳定性，并尽可能保留其历史信息，彩绘修复人员利用壁画揭取技术，对千手观音面部的补塑材料进行了整体揭取。揭取后千手观音的面部与保存现状不同，而与大佛湾其他菩萨、佛的面容相仿——雕刻清晰、垂眼微笑、面容安详。于是，项目组立即召集专家商讨论证，会议形成一致意见：祛除可能是近代干预操作产生的补塑部分，依照胎体保存面部情况进行修复。所以，我们在主尊面部修复中仅是祛除不稳定的添加部分，依据保存的文物现状进行修复。对千手观音造像主尊以及其他部分的修复，也均以实际保存痕迹为基础，以对称性为主要依据，辅以大、小佛湾同类造型作参考。
千手观音面部的修复也是此次修复中遇到的极端案例，其处理方式反映了项目组坚持以文物本体现状为根本、坚持修复真实性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而千手观音造像究竟是不是宋代风格，希望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研究和讨论，提出新的佐证，或者给出答案，为将来造像的保护修复提供更多的学术依据。
在文保专业领域，“修旧如旧”一词让人又敬又怕。敬的是，最初由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文物古建筑“整旧如旧”的修缮原则，超越了当时中国文物保护理念的认知，是更加全面地认识文物历史价值的先进理念；怕的是，如今大多数人对“修旧如旧”望文生义，由于不了解它的提出背景和内涵，并将其视为评价文物古迹保护修复唯一的“修复效果标准”，故人们对外观效果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物安全、稳定性等其他方面的关心。每一套理论背后都有一整套的背景语境和知识体系，要想获得正确的理论观点，需要进行全面地了解，“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对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进步都无益处。有关“修旧如旧”的内涵，已有很多文章、论文进行了探讨。我们希望这些客观、科学的观点不仅在业内形成共识，也能被非专业领域和普通大众所了解，这将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造像贴金“新”与“旧”的讨论、争论，不仅是涉及修复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材料、工艺和技术应用的实践问题。我们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的目的是为了文物能够健康、持久地保存下去，让后人也有机会看到它、欣赏它、研究它并继续保护它。如果在保证文物本体稳定性的基础上同时可保持其古旧的历史外观效果，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然而，在保护修复实践中，修复人员所面对的文物并非都是健康状况良好、外观层保存状态稳定，而且文物价值并非只是单纯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论是整个文物保护行业还是某一类文物保护技术，都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方”。每一个保护修复实践，都需要根据文物修复对象的材质、本体情况、保存环境以及当时的修复技术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从而给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
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和认知判断。如今，随着文化遗产理论的不断发展，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物保护不能仅仅重视物质层面，而忽视非物质层面。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十分重视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等内涵，因此在制订修复方案的过程中应格外谨慎，并同国内外一些宗教文物古迹保护案例进行比对参考。例如，台南大天后宫妈祖神像的修复（图4）、日本中尊寺金色堂的修复（图5）、宝圣天堂的修复，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花之圣母教堂金门的修复，等等。在这些案例中，修复工作者一方面对文物的物质遗产价值和非物质层面的文化、社会价值给予同样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修复工艺的研究和文物修复后的健康、稳定性也十分关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保留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与保存古代艺术品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文物修复效果也并非只有唯一的“外观标准”。此外，这些案例都涉及与金或金箔相关的文物。我们也必须学会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文物和文物使用材料，正视并尊重“金”作为一种稳定金属的物质特性和文化特性。如果一味追求“陈旧”也可以实现，即以牺牲金含量为代价进行做旧，而这种行为并非“真实”，不仅将修复的稳定效果打了折扣，也是对材料的极大浪费。再者，千手观音造像已经病入膏肓，若诚如有的公众所说，面对如此困难的情况便放弃修复保护措施，任其自然发展，想必过不了多久，我们便要与这尊珍贵的造像挥手告别，只能在图像中寻其芳踪了。
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所追求和期望的，一是在保证修复质量、稳定性的同时，尽最大可能保存千手观音造像的历史痕迹，使本次修复成为千手观音造像历史上一次较全面的修复；二是恢复其完整性，呈现千手观音造像的艺术魅力；三是研究千手观音造像的雕造、装饰工艺，发掘传统工艺的优势并运用到现代修复工作中；四是千手观音造像的宗教文化价值不容忽视，当地文化特点和民众的信仰需求应给予关注，以促进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图6）。
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业已竣工，而这尊造像的保护工作却任重道远，之后长期的维护与预防性保护工作是决定千手观音造像本体状态和保存时间的重要因素。除了在修复期间对千手观音造像保存环境检测和项目组给出的大悲阁修缮、造像前设置空气墙的保护方案之外，微环境的持续监测、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人为污染行为（焚香、接触等）的防控、保护设备的维护、日常管理的规范等，都是十分必要的维护与保护工作。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既是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接近文化遗产权利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遗产能否得到切实保护的重要基础。因此，项目组对公众的参与一直保持开放、积极的态度。工程实施期间，将修复现场设置为半开放式平台，游客可与修复工作者共处大悲阁中，浏览为他们准备的各类修复工艺展示图、效果图，以及调查问卷，游客和来访者可自愿填写；定期邀请美术史、考古、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一些重要媒体，参与工程阶段性工作和涉及关键性技术问题的评审、监督，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良好的交流互动系统。不论在修复过程中，还是在展示、利用的情况下，都要对文物的社会、文化价值给予重视。文物只有在充分发挥其价值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而文物与公众的良性互动能更好地促进其价值的实现和保存。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不仅仅是关注技术实施的修复工作而已。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支持下，在各科研机构、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开展了大量的、多学科领域的工作。对文物状况、价值的研究，对工艺的发掘，对现代科技参与的试验，对保护理念的思考和实践，对保护与维护工作的重视，这一切实际上是对文物保护体系进行的一次全面探索和突破性实践。我们不愿被禁锢在某些不成熟或未成系统的含糊观念中，希望通过自身的思考与实践，在以传承文物古迹为目的的前提下现身说法。探讨文物保护的理念应是什么、该怎么做，这也是国家“一号工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正如此次工程一直坚持将“思”与“行”相结合，我们的文物保护行业也只有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中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我们希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多研究、多发言，从而促进各个学科的良性交流，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