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石刻文物拓印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民国官方明令禁止商业性质的碑刻石刻文物拓印活动。1916年北洋政府颁行之《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和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之《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均明确规定历代碑版造像、画壁摩崖不得任意拓摹、毁坏或私相售运。官方批准的拓印活动亦局限于留存资料并须呈缴主管部门。碑刻石刻管理者有保管文物之责，但无擅自拓印之权，确需拓印须事先报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如1925年修订的《修正北海开放章程》规定，北京北海公园内三希堂、快雪堂等处原有石刻应由京都市政公所保管，北海公园董事会不得移动或拓印，但遇有必要时应呈由京都市政公所核准咨明内务部备案。其他碑碣应由董事会妥为保管，如有拓印亦应呈明京都市政公所。在地方具体实践当中，考虑到社会各界研究、收藏特别是弥补文物管护机构经费不足的实际需要，碑刻石刻文物拓印管理则多有变通或从权，大致可分三类言之。
一类是保护性拓印，仅拓一次，印毕封存。如清末河南沁阳北郊孔村沁河滩发现之北魏武定元年九十人造像碑，“碑厚尺许，高五倍之，正面镌佛像，侧阴刻当年贵胄乞马及九十人侍佛故事……碑阴下方缀短文一段，叙述造像来历。”进入民国后，“屡经好古家品评，异口同声，许为北碑中无上佳品。事为某西人阅知，一见辄为倾倒，慨出万金，未遂私愿。客岁忽被群匪盗去，经七棚法警觅至新乡，方将原碑追回，由各法团主持缴沁阳县图书馆妥为保存。风声所播，函索者纷至沓来，加工拓印，供不胜求。嗣经教育局董事会议决：因该碑历年久远，石质渐松，字迹易磨，长此拓印，殊与保存古物宗旨不合，兹拟拓印五百份，定价出售，以示限制，印毕即行缄封珍藏，不再拓印。”马衡认为此举“可为此碑庆得所矣”。（马衡：《关于河南沁阳九十人造象碑之通信》）
一类是限制性拓印，文物管护机构专管专营。如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针对以往莫高窟碑碣拓印的无序状态，制定《拓印千佛洞碑碣管理办法》，规定凡在千佛洞地区内之一切碑碣统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加以管制免遭损毁；各种碑碣之拓印概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雇工为之，各界人士不得自行拓印。为减少碑碣之损毁，每种每月拓印三十份；凡游人欲购千佛洞各种碑碣拓本者，每人每种限购一份并须在登碑帖拓印登记簿上签名盖章。每月所拓印之各种碑碣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贩卖部经售并酌收工料费，可供出售的拓片及定价分为十二种，包括六朝经幢残断、唐大中五年碑、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武周圣历元年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残断、元皇庆寺碑等。
一类是产业化拓印，此类情况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承。如字帖行入西安碑林拓碑已成地方传统行业甚至关乎民生。规范化管理民间拓碑行业是西安碑林管护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民国时期的西安碑林制定有相应拓碑管理规则，对于字帖行的资质审核、准入登记、收费、罚则等都有规定，相关收入用于碑林文物保护及相关公益事业。据路远著《西安碑林史》记载，陕西省立图书馆代管碑林期间，曾于1924年颁行《管理碑林规则》，规定冬季严寒闭林期间不得拓碑，字帖行拓碑须领券登记，每一字号收费八元，储为零星修理碑林之用。如某碑剥落太甚者，则限制其拓印数量；“拓碑人若有手工粗恶、恐致伤碑情形”则暂停其拓印活动。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亦于1938年颁行《拓印碑帖规则》，规定拓片售价盈余，“除为于公藏石装置保固之必要设备外，并可用于修理碑林。”其后又制定《拓印第八室藏石规则》，规定于右任捐赠碑林之墓志拓片售价每半年结算一次，专款专用，补助其家乡三原民治小学。据顾执中著《西行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西安碑林440余种2000余块全套拓片售洋八十五元，十三经碑拓片36506字售洋三十五元。当然，事物皆有两面性，据王桐龄著《陕西旅行记》载，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拓印活动对于西安碑林文物本体也造成了一定影响，“碑帖商每日派人捶击，自朝至暮无已时，自元旦至除夕无休日，受伤甚剧。”
民国时期，顶层设计对于商业性质的碑刻石刻拓印虽有禁止性规定，但囿于社会实际环境，商业性拓印活动对于大部分碑刻石刻文物管护机构而言，亦多随大流甚至属无奈之举。近期，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加强石刻文物拓印管理的通知，提出“四条禁令”，体现了保护为主的文物工作首要方针。相关措施如能切实落实，拓碑这一古老行业及相关传统技艺必将逐步回归其学习、研究和保存文物资料之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