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林寨“四角楼”

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的林寨村地处东江上游，是东江流域广东客家民系重要的集聚地，也是重要的客家文化区。

林寨村得名颇具传奇色彩。相传秦朝末年，南越王赵佗在龙川开县，为防御来犯之敌，乃积草屯粮，征兵集勇，派一林姓将军来此筑寨据关守隘，颇有建树，官府便用他的姓命名为林隘，元代时成为龙川古县第十二都。因语言渐久演变，讹名林寨，距今已2000多年。

东江客家民居以“四角楼”为主要特色，林寨村“四角楼”，更是名闻遐迩。目前，林寨古村旅游区约185公顷，现存古民居280多座，其核心区保存完好的客家“四角楼”24座（明清20座、民国4座），总占地面积3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文化底蕴之厚重，在全国亦属罕见，堪称我国最大的四角楼古建筑群。

典籍中的“坞堡”“坞壁”“坞”“障”

有关汉代典籍中，对“坞”的记载较多，其称不唯一，还有“坞垒”“坞候（侯）”“坞壁”“营坞”“城坞”“侯坞”等名。譬如：

“坞垒”：“于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坞垒城镇抚诸国”（《前汉纪》卷第十九）。

“坞”：“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后汉书》卷六）。

“坞壁”：“于是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后汉书》卷四十六）。

“障”：“后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规素悉羌事，志自奋効。说文曰：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后汉书》卷九十五）等。

据文献可知，汉代“坞”多设于边境以屯兵防守，主要具有防守、屯兵及屯聚物资的作用。此外，亦见地方豪强筑坞囤积大量财富、粮食，并以此为据点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可见，“坞”最初应为保卫边界的一类防御工事，随着地方豪强势力增长、野心膨胀筑坞自守，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居住建筑形式。然此种情况下，坞均以居住、防守、储藏为其主要功能，为后世土楼建筑的源头，并逐渐发展完备。

出土资料中的“城堡”“坞堡”

和平林寨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与福建、江西接壤，此处山峦叠嶂，地势险要，处东西南北咽喉要冲，为秦汉时偏安一隅的南越国与中央王朝对峙之地。特别是西汉时，闽越数次叛反，此处征战激烈；西汉末期，中原动荡；东汉末际，世乱人离，均使得南越境域越发紧张。这些可在广东出土的汉代墓葬建筑明器中得到佐证。

广州汉墓中陶屋建筑模型明器自西汉中期出现以来，以后各段出土数量均相继增加；其建筑形制也在不断发展，由最初的Ⅰ型干栏式发展出Ⅱ型干栏式、Ⅲ型曲尺式、Ⅳ型楼阁式及Ⅴ型复合式等四个新的形制，若将坞堡也归入其中，则一共应为6型。从广州汉墓出土陶屋自Ⅰ型至Ⅴ型再到坞堡来看，陶屋存在由开放性较强的建筑形制向封闭性、防御性突出的形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干栏式陶屋下层通空，进入房屋仅需通过房门，其建筑的开放性较为明显；而曲尺式将下层也变为封闭的房间，并围出后院，其建筑封闭性已显现；楼阁式更为强调防守性，而三合式则再次加强了封闭性；坞堡可谓是强烈的封闭性与防守性需求结合的产物。再者，从各型陶屋及坞堡的出土时段来看，可以发现开放性较强及防守性较弱的建筑形制在随着建筑形制的进化而逐渐被淘汰，这也体现了当时对封闭性、防守性功能的需求。

东汉前期的广州汉墓中，出现了两种新的陶屋型制，即曲尺式陶屋与楼阁式陶楼。楼阁式陶楼主体建筑为上下两层的结构，或具有望楼探视敌情之作用，如4024∶34号陶楼模型“主楼高耸，应属望楼”。同一时期，广州汉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陶望楼模型明器，体现当时对于这类监视性建筑的需求与使用。由此推测，楼阁式陶屋或为曲尺式建筑与陶望楼的结合物，而此种建筑形式的进一步融合、发展、演化，就是望楼在建筑群中的位置逐步外移向四角，便于各方向的瞭望、防御，因而与四角原有的建筑（如楼阁）相结合，形成东汉晚期出现的坞堡。广州汉墓中出土的坞堡与和平林寨“四角楼”的造型已颇为类似，如出一辙。

林寨“四角楼”外观

穿越的“四角楼”

河源市位于粤东北，是东江流域的纯客家地区，林寨四角楼是客家民居“客家围”的其中一种类型。赣南亦为客家民系的聚居地之一，当地客家民居多为方形、矩形围楼，围楼四隅设角楼。河源市和平县与赣南仅一岭之隔，联系密切，故该地四角楼与赣南地区围屋形制相近。

林寨村四角楼平面多呈方形，由高大坚固的外墙围合，四隅设有角楼（炮楼），内部为“客家围”普遍的堂横式布局，是较为独立的建筑体。外墙面几无装饰，多不设窗（新中国成立后四角楼分配与村民居住，始于外墙凿窗），每层主体建筑及角楼于外墙按一定间距设置瞭望窗或射击孔以供观察与射击，瞭望窗多为细长的矩形窗口。角楼往往高出主体建筑一至两层，外侧墙体亦凸出主体建筑外墙，以利于勘察四周情况。角楼上层墙体开有瞭望窗，有的甚至在墙体转角处设小窗以减少视线盲区。由此，四角楼整体严整而封闭，结构精巧、布局严谨，宛若一个坚固不摧的城堡。

林寨四角楼内部为堂横式结构：中轴线往往设一进或多进厅（堂）及其两侧的厢房，每两进之间以天井作为间隔，轴线上的建筑地面层层递高，气势渐强，并利于排水；中轴线两侧按进深方向排列有横屋，横屋与轴线建筑间亦设天井。厅堂建筑属公共空间，装折多集中于这一区域，其中中厅或后厅多用于供奉祖先，此外则作为待客之处；横屋为居住空间，装折较少；而天井既将前述空间加以区分又将其联结，并承担着四角楼内建筑通风、采光及排水等重要作用，也是楼内休闲之场所。此外，楼内天井中往往挖有水井，满足生活用水需求。

四角楼的建造就地取材、因材施用。其墙体利用熟石灰、沙子、卵石及糯米汁混合后夯筑而成，主要承担空间划分及承重之功能，既可防火亦可防洪。夯土外墙自下而上具有收分，下部墙体厚1米左右，既符合夯土墙体的力学结构亦有较强的防御性。楼内建筑亦多利用墙体划分空间，石材厚重而坚固，其使用多见于建筑之基础、地面铺设、柱础及部分柱子、门框等部位。四角楼屋架多为硬山搁檩形式，厅堂及横屋的廊架部分亦辅以梁、柱等大木构架进行承重。建筑内部室内空间与公共空间则利用门、窗等小木作进行隔断，同时门窗的可开合性及通透性又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相联系，并构成室内采光及通风的主要途径。

与施用的建筑材料相对应，四角楼中的装折主要为石雕、木雕、彩绘等形式，装折部位亦与建材施用部位相一致。雕刻采用线刻、浮雕、镂雕等多种手法，彩绘则多为黑漆描金手法；雕绘图案多为花草、瑞兽、吉语、家训等表达美好生活寄托及家族追求之内容。以颍川旧家为例：正门的匾额、门框、门前户对、柱础等多以石雕进行装饰，手法多样；部分梁、柱等大木构件，门、窗、雀替及隔断等小木作多有精美的木雕及彩绘。

由此可见，林寨的四角楼向外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防御性，向内则是设施完善的聚居空间。实际上，和平林寨的“四角楼”可称为“坞堡”、“坞壁”或“坞”，是防御性较强的一种民居建筑形式。“坞壁”的起源很早，可追溯至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年代，相关古籍，如《前汉纪》《后汉纪》《后汉书》的记载不绝如缕，是当时的一种防御性的建筑，具有居住、防守、储藏等主要功能，胡肇椿先生曾有遗著《楼橹坞壁与东汉的阶级斗争》对此有深刻的说明。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制坞堡建筑模型来看，其具体建筑形式是四周以高大的墙垣围绕，墙垣上端均有排列整齐的细长矩形或圆形窗孔用于瞭望与射击；四隅各设一高耸的警戒、瞭望建筑——角楼，角楼向外两侧墙体设瞭望窗。就建筑造型及功用而言，坞堡与四角楼均有着很强的相似性，且在地域上也具有统一性，可以说随着装饰逐渐发达、构架更加巧妙，建筑技艺逐渐成熟——林寨的“四角楼”据此而生！

此前有学者研究认为，祖籍中原的客家人南迁时将中原地区的坞堡引入赣南而形成围屋（与林寨村四角楼建筑形制相近，然分布地区不同，称呼有异）这一建筑形式，而后随着客家移民的扩展将坞堡带入闽西、粤北和粤东等地区。客家民系自中原的南迁约始自东晋。

然而，就广州汉墓出土考古资料来看，东汉晚期广州地区已见坞堡这一建筑形式，其出现早于客家人南迁之始，故此说与考古材料相悖。林寨村四角楼与汉代坞堡应存在承继关系，且汉武帝灭南越、东越两国后，闽越文化及中原文化的交融发展，东汉晚期陶制坞堡模型在闽越地区的出现应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却非始自客家南迁才得以引入闽浙赣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