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保论坛| 何砺砻：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满文古籍

作者/ 何砺砻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从馆藏蒙文本古籍中提取出来的旧藏。相对于汉文、蒙文文献来说，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存藏数量较少，所以很多古籍收藏单位将蒙、满、藏等文字古籍统一入藏，称少数民族古籍库或蒙文书库，并钤满蒙文藏书章，不再单独为满文古籍另设藏书库，这种情况在内蒙古其他满文古籍收藏单位亦很常见。另一个来源则是靠本地藏书家零星捐赠，及本馆几代工作人员多年来从各地逐渐收集、整理，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慢慢汇集而形成现有的馆藏规模。其中1956年至1987年在本馆工作过的，内蒙古著名喇嘛翻译家王庆先生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所撰的《收集民族文献记事》一文，记载了我馆满蒙文献的部分来源，据称：“还有蒙满汉翻译参考资料，如《蒙文汇书》《三合便览》《四体合璧文鉴》等资料是阿拉善王达理札雅赠送。”

达理札雅为内蒙古阿拉善末代亲王，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当年曾将家中所藏部分图书捐赠本馆。而本馆所藏满文古籍中确有一部《资治通鉴纲目》上钤“习静堂主人珍藏”朱文方印。“习静堂”为达理札雅祖上，阿拉善第六代亲王多罗特斯楞所用之堂号。由此可确定此书来源于阿拉善王府。

本馆所藏满文古籍中有四种藏书章最为常见，通过考证这四种钤印，大致可推测本馆满文古籍之渊源。

其一，钤“岱海天德堂具”朱文方印之古籍。本馆所藏满文古籍文献中确有很多部古籍钤“岱海天德堂具”或“镶红旗大海巴总管荣陞堂郝”，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与王庆先生所述一致。由此可见这批古籍确实来源于岱海地区。“岱海”为位于内蒙古凉城县境内一内陆湖，清代蒙古人谓之“岱根塔拉”，后称岱海，沿用至今。而“天德堂”之渊源，虽经笔者查阅很多资料，却无法考证。而本馆钤此藏章之古籍，大多刻印精美、字迹清晰、装帧考究，根据书中牌记、版式及装帧风格大都可确定为内府刻本或殿本。此钤印为长方形朱文方印，“岱海”二字从右至左横排居上，“天德堂具”自上而下居下，此制印风格在藏书章中并不常见。笔者遍查《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所列之印稿，只有清乾隆年间浙江藏书家鲍延博之一枚藏书章——“御赐清爱堂”的文字布局与其类似。而“具”字在藏书章中也从未见过，据《辞海》释，“具”为“有”，或“备办”之意。且此章在书中钤印位置也与众不同，并不仅仅出现在常见之封页或卷端之下，而是全书随处可见，钤印时亦不谨慎，似随手而印，以致印迹歪斜。综上所述，有此钤印之古籍属寺庙为往来僧侣之学习用书的可能性较大。

其二，钤“兵图王旗四知堂记”朱文方印之古籍。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皇太极封元太祖十四世孙奎蒙克塔斯哈拉的曾孙——洪果尔为科尔沁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亦称兵图郡王或宾图郡王），诏世袭罔替，成为该旗第一任札萨克（旗主）领科尔沁左翼前旗地游牧，所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前旗又称冰图王旗（兵图王旗或宾图王旗）。而“四知堂”，出自东汉名士杨震，意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自此后人多以此为堂号，而人称科尔沁左翼前旗的三杰之一克兴额的堂号亦为“四知堂”。所以由此可见，钤有“兵图王旗四知堂记”的满文古籍应出自科尔沁的克兴额家。

其三，钤“蒙藏事务局藏书图记”与“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藏书之章”之古籍。清政府入关后为管理蒙古与西藏地方事务，设立理藩院，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将其改为蒙藏事务局，之后北洋政府又将其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馆藏一部分满文古籍封页或封底钤有此两枚印章，可见，此部分图书原属蒙藏委员会，不仅本馆，内蒙古地区多家古籍收藏单位之满、蒙、汉古籍亦留有蒙藏院或蒙藏委员会之印记。

其四，钤“文化教育部·编译处第号”蒙文印章之古籍。馆藏共37部满文古籍钤有此印章。由此印章推断，这部分图书应来自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设立的文化教育部，首任部长为高布泽博。

清康熙年间朱批稿本《几何原本》

笔者对馆藏满文古籍细细整理后发现，有明确纪年或经鉴定属于清早、中期版本的数量较多，除已为外界所熟知的康熙年间稿本《几何原本》外，还有多部珍本、善本之前并未引起关注。其中顺治刻本、抄本三部，康熙刻本、写本、稿本四十五部，雍正刻本八部，乾隆刻本更是数量众多。经仔细对比全国各大古籍收藏单位入选第一批至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满文古籍图片和书目数据，发现本馆藏多部满文古籍与入选《名录》的满文古籍版本无论从开本尺寸、行款甚至版刻风格方面相似程度极高，如：

清顺治十一年（1654）内府刻本《诗经》（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十四年（1675）北平朱之弼刻本《朱子节要》（入选第二、三、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十九年（1680）内府刻本《日讲书经解义》（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大清全书》（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内府刻本《日讲易经解义》（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刻本《古文渊鉴》（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三十年（1691）武英殿刻本《资治通鉴纲目》（入选第二、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金瓶梅》（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西厢记》（入选第二、三、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内府刻本《御制避暑山庄诗》（入选第三、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康熙刻本《七本头》（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除此之外，亦有三部书值得注意。

满文《抄本医书六种》

满文《抄本医书六种》。馆藏一部满文抄本，蓝绫封皮、装帧考究、缮写字体工整流畅，从装帧及版式风格上看，应为清早期内府刻本。全书共六册，佚名撰、满文本，开本高30.8厘米，宽20厘米，半叶七行，行字不等，以“礼、乐、射、御、书、数”分册，保存完好，无缺卷残叶。是书各分册提名分别为《药性赋》《诸病论》《伤寒赋》《用药歌诀》《王叔和脉赋》《难经》。视其分册各书名，此书应为同名汉文医书之满文译本。通过查询《中国中医总目》发现，编号11837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院之《抄本医书六种》与此书分册名完全一致。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专家吴元丰夫妇甄别，确认其翻译自《抄本医书六种》，且吴元丰先生确定其成书时间为清早期，甚至为顺治时期。满文本医书本就稀见，加之成书年代如此之早，且出于内府，弥足珍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听松楼刻本《清书全集五种》不分卷

康熙三十八年（1699）听松楼刻本《清书全集五种》不分卷。是书由五部分组成，分别为：“清书十二字头”“新刻满汉同声”“满汉切要杂言”“新刻满汉备考”“清书对音谐字”。“清书十二字头”卷后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汪鹤孙撰序，康熙三十八年（1699）凌绍雯撰序。内封牌记镌“满汉书名/听松楼藏本”。内封牌皆钤“大学士校正满汉字无讹”朱文圆印，“听松楼藏板”朱文方印。“清书十二字头”书签上钤“广□堂”。“满汉切要杂言”书签上钤“光裕堂”朱文方印，卷端钤“耕烟”朱文方印。“清书对音谐字”卷末钤“王缵曾印”白文方印，“愧先”朱文方印。该书刊刻年代较早，为清代最早成书的满汉文对照日常用语词典及语音辞书，由序可知编撰此书是为当时“国史馆”翻译书籍提供参考，还为初学满文者学习满汉文翻译及为参加科考者利用，是清代重要的翻译工具书之一。据故宫博物院春花女士所著《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一书中所言：“此书流传不广，只有内蒙古图书馆藏本保存完好，大连图书馆、国家图书、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均缺卷。”

清早期刻本《格言》

清早期刻本《格言》。本馆藏另一部刻本很特别，该书无书名、无著者、无牌记、无序、满汉合璧、字体超大，半叶两行。书分四册，其中两册汉文行三字，另两册行四字，板框高21.2厘米，宽13.5厘米。视其版式风格应属清早期刻本。经查阅相关资料，国家图书馆满文专家黄润华先生曾在《文献》（1999年4月第2期）杂志上撰文，题为《满文坊刻图书述论》。文中提到：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刻本，满汉合璧，全书两册，内容都是格言……这部书无书名页，亦无刊刻年款，在编辑《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时，将此书拟名为《格言》，根据刻书的风格判断是顺治年间的坊刻本。……到目前为止，此书尚未见过第二部。

印刷术发展至清中晚期，铅印、石印技术相继在我国出现，对比雕版印刷，铅印及石印有节约成本、制版周期短、出书快等优点，随着铅印及石印技术在制书行业被广泛使用，汉文铅印本与石印本大量出现。在大多数古籍收藏单位，汉文刻本、抄本的数量远不及铅印本和石印本，而满文古籍却恰恰相反。以本馆为例，所藏满文古籍大多数为清中早期刻本、抄本，中晚期刻本、抄本较少，石印本仅见一部。纵观北京地区与辽宁地区满文古籍书目，此两种印本也属凤毛麟角。此现象与满文、满语的衰落息息相关，满文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清人入关后，其文化逐渐被汉文化“征服”，满族人日常亦使用汉语。为保存其文化血脉，清皇室用强大的财力推动满文的发展，所以在清早期出现了大量的满文刻本、写本、抄本。但随着清朝逐渐没落，国家财力衰退，满文也失去了其支撑之源泉，越来越少的人习满文、懂满文，无人读，自然也就无人印，即便更新、成本更低的印刷技术出现，满文书的印制亦日渐稀少。

中华文化为多民族文化，几千年来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化包容、融合形成了我们现有之文化共同体。通过对满文文献的研究，可以比较、对照不同文化和语言之异同，对于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发展亦有非常重要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