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究

我国不可移动文物具有数量大、地域广、类型多、价值高等特点。据最新统计，截至2021年7月，全国共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①、世界遗产56项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7座③、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99个④，传统村落、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新的文化遗产类型亦在不断扩展。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灾情复杂多变的综合自然环境，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趋势，致使我国不可移动文物所处外在条件恶化，干扰影响加速，文物因灾损毁、自然破坏的事件频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图1）。

图1 不可移动文物因灾致损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也是文化安全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要求“要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1]“要深刻汲取国内外重大文物灾害事故教训，督察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隐患整治，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2]，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因此，在坚持“文物保护为主”和防灾减灾救灾“两个坚持”“三个转变”⑤的方针下，系统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究对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风险评估理论方法不足

1. 既有理论存在局限性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灾害风险评估是对灾害系统进行风险评估，即在对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分别进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对灾害系统进行风险评估[3]。狭义的灾害风险评估是对灾害系统的致灾与成害关系的评估，是对承灾体进行的风险评估，亦是常见的灾害风险评估。虽然考虑角度不同，但二者都包含一个核心要素，即对承灾体的脆弱性评估。在灾害风险领域，承灾体脆弱性指承灾体遭到致灾因子打击时的脆弱程度，通常将行政单元作为承灾体，其脆弱性常以能够反映人口结构、经济社会结构、医疗卫生水平等社会经济统计指标为基础来获取。

灾害风险评估理论框架主要包含三大学派[4]：“损失可能性”学派、“未来损失”学派以及“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学派。“损失可能性”学派的代表观点是风险为未来损失的可能性，未来失事概率越大，风险越大。该学派理论广泛应用于江河防洪工程。但对于不可移动文物而言，受建造时间、材料、工艺及现有维修工程等多方面的影响，其失事概率难以评定。“未来损失”学派的代表观点是风险为不同概率水平下的危险性，在某一概率水平下，危险越大，风险越大。该学派理论常用于洪水灾害风险图中，风险图表示了不同概率水平下洪水及洪水灾害损失特性，与洪水发生频率相关联。但该学派不适用于其他自然灾害类型的风险评估。“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学派观点是风险为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或风险为未来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差异。认为损失期望越大，风险越大。该理论常用在灾害风险区划领域以及灾害保险行业，而对不可移动文物价值损失如何评定尚无定论。综上所述，既有的三种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见表1），对以不可移动文物为核心的风险评估尚缺乏针对性研究，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理论亟待完善。

表1 灾害风险评估理论中的“三大学派”对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的适用性

2. 既有评估模型与方法的不适用性

传统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与方法较为成熟、丰富，但与不可移动文物价值评估关系不够密切。如（1）PAR（Pressure-and-Release）模型[5][6]，即“压力-释放”模型，灾害被明确定义为承灾体脆弱性与致灾因子（扰动、压力或冲击）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在其脆弱性中尚无与文物价值相关联的内容或定义。（2）BBC（Bogardi、Birkmann和Cardona三人共同建立）概念模型[7]：该模型将承灾体放入系统反馈回路中，关注未来的发展状态，在强调当前脆弱性、暴露度和已有适应力重要性的同时，展示了潜在调控措施的必要性，但其与承灾体价值关联性较差。（3）RH(The RiskHazard)概念模型[8-10]：该模型将致灾因子造成的破坏理解为暴露度和承灾体敏感性的函数，即“遭遇-反应”关系，强调承灾体对致灾因子或环境冲击的暴露度和敏感性，关注的焦点是致灾因子和灾难后果，但弱化了承灾体本身价值的影响。（4）HOP（Hazards-ofPlace）模型[11]：该模型引入了空间位置属性，通过特定地点的脆弱性来综合分析自然、社会对承灾体的影响，能够及时体现风险、减灾活动的变化，但与文物价值关联性较差。（5）综合指数法[12]：该方法目前应用最为广泛，其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脆弱性的形成机制、表现特征、产生与变化的根源等方面理解灾害现象，从而确定概念模型；通过查明影响因素及其内在联系为影响因素选择指标，建立评估体系，并对指标进行量化与权重赋值，最后估算出危险性、敏感性及脆弱性指数。但是该模型中目前也缺少与文物价值相关联的指标。

总之，不可移动文物作为珍贵且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目前我国对其保护和研究，既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指导，也缺少方法上的最佳适用。在文物保护工作实践中，自然灾害造成文物承载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等价值信息损失程度如何表征？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特点，既有灾害评估理论模型及方法的适用性如何增强？急需作为当前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重点。

（二）风险要素信息采集与利用不畅

1.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自然灾害信息采集与统计涉及应急管理、地震、气象、水利等多个行政部门，文物部门凭一己之力很难及时掌握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所需的信息数据。部分建设有独立气象、地质、水文信息观测平台的文保单位，也尚难与省域、县域信息系统衔接，阻碍了自然灾害风险信息的互联互通。

2.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指标精度不足

单纯依托地面观测数据较难对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进行精确刻画，且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脆弱性信息采集目前仍以传统人工方法为主，结果多为定性分析，受限于操作人员的经验，数据精度的不足也影响了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3. 不可移动文物信息化相对滞后

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技术多样化与信息体系不健全的矛盾愈发突出，由于缺乏技术手段适宜性评估，文物系统信息化相对滞后（如第一、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信息⑥多停留在纸面）、碎片化明显，原始文物信息的有效利用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风险程度表征不明

早在1970年代，意大利就已开发风险图展示、管理和应用平台，1990年代专门拨款1400万欧元进行风险图体系建设，其有效性在2009年拉奎拉等地震中得到证实。该风险图系统，可支持多用户、多要素、多源异构数据的空间展示与分析计算，极大提升了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管理水平。

与之相较，我国在风险表达与图示方面，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可移动文物风险图的相关研究尚存以下不足：

（1）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图示化表达，成果主要集中在不可移动文物病害、规划和监测图示等方面，对于整体性、区域性的风险表达显示较少，与国际的差距较大。（2）风险图示专业化特征高深，难以满足管理决策、修缮保护、风险评估和公众教育等多元主体的需求。（3）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风险评估系统理念时，尚不能突出考虑和充分体现我国国情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特点。

（四）风险监测预警能力不强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监测技术不断进步，传统监测手段与高新科技共同服务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在监测技术多样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技术种类不清晰、选用标准不明，监测设备集成不足等问题。针对严重自然灾害及文物本体的动态监测及预警，存在着需求不配套、阈值不明确、缺乏统一标准、难以大范围应用等问题。

（五）风险管理框架不系统

风险管理框架不系统主要体现在：（1）灾害管理主要侧重于灾害的应急救助、灾情评估和灾后救援，涉及灾前的风险调查与评估较少。（2）风险管理能力欠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原则、方法、内容和程序管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文物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二、提升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能力的对策

（一）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体系

与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系统中的承灾体不同，不可移动文物多属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在空间尺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通过构建“省域－县域－文保单位”三级尺度下的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模型，不断化解因致灾因子、孕灾环境过于宏观与不可移动文物相对微观而产生的矛盾。即在省域尺度上，侧重于自然环境特征的影响（如致灾因子与孕灾环境）；在县域尺度中兼顾局部自然环境与文物特征；而在文保单位尺度，则强调文物本体和文物保存环境特征。三者相互沟通、紧密联系，基于完整性、系统性、典型性、简明性和科学性的指标选取原则，构建不同尺度下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关联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结果，最终形成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应急处置的策略。

1. 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致灾因子-文物保存环境”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首先，基于《统计年鉴》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等数据，结合文物抽样与补充调查，统计和形成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的类型、规模及其分布情况；其次，针对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属性和地理分布等特点，分析文物本体脆弱性因素（如暴露程度、敏感性、结构性脆弱等）、暴露性因素（如文物本体总量及其分布）、致灾因子危险性（如种类、规模、强度、频率、影响范围、等级）和文物保存环境不稳定性（如地形地貌、断层、地层岩性、水系、高程、风速等）等特性，归纳其自然灾害风险特征；最后，基于“文物本体－致灾因子－文物保存环境”（V-H-S）风险评估原理，针对不同类型文物本体特征，分别建立适用于地震、洪涝和大风三种主要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科学体系。

2. 构建面向不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主要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体系

（1）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主要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通过对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进行物质结构和环境要素测量，基于自然灾害风险特征，在持续性、普遍性、延迟效应和危害能力等方面，对致灾因子进行识别和预估，遴选不同类别文物所在地的主要自然灾害时间频率及空间分布特征，运用遥感、三维激光技术、地理大数据等手段，采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构建洪涝、大风、地震灾害主要致灾因子对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的危险性评估体系。

（2）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脆弱性评估。通过采集不可移动文物自然、历史、文化属性、保存现状及保存环境等基本信息，分析文物本体制作材料、工艺、结构、构造、理化性质等基本参数，厘定不可移动文物的“本体脆弱性”。同时，结合不可移动文物病害、特征、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综合文物本体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厘定不可移动文物的“位置脆弱性”。最后，基于“本体脆弱性”与“位置脆弱性”确立脆弱性评估模型。

（3）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环境敏感性评估。通过梳理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等文物本体所在区域孕灾环境，提取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环境敏感性特征因子，分析不同文物类型等因素对自然灾害敏感性的影响。结合历史灾害数据提取文物保存环境敏感性特征因子，对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保存环境进行敏感性分析。

总之，通过综合考虑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等文物本体的脆弱性，地震、洪涝及大风致灾因子危险性，文物保存环境敏感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四个要素的影响，分别构建不同文物类型与致灾因子对应的风险评估方法，形成面向不同文物类型的主要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体系。

（二）提出针对文物系统信息采集的“天-空-地”协同观测与表达方法

1. 文物本体脆弱性指标信息获取

为准确表达不可移动文物抗风险能力现状，通过采用多种无损检测设备对不可移动文物本体信息进行获取，在基于各类信息采集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文物保存环境、材质、年代、结构体系多因素影响，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脆弱性指标获取技术体系。

2. 致灾因子信息精细提取

在宏观及中观层面，基于星地多源协同的遥感动态监测技术，如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实现对不可移动文物在地震、大风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下，多尺度、多时空现象与演变过程的定量观测。在微观层面，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单体的微形变时序雷达干涉技术，建立针对典型致灾因子对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病害影响的时序变化模型和定量化表达。而低空无人机技术，可以高效、灵活获取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内与自然灾害关联的典型要素（例如土地利用、微地形、坡度等），为文保单位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应对规划制定和措施实施提供及时、可靠定量专题数据与场景模型。3.文物保存环境典型特征获取针对地震，大风，洪涝等灾害对不可移动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影响因素，利用遥感卫星及地面观测信息，实现地表形变特征、典型地物类别特征等多尺度孕灾环境的特征解译和定量表达。通过对文物保存环境的时空变化分析，进而揭示孕灾环境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影响过程与规律。

（三）制作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图

1. 构建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图制作方法

风险图的制作方法可分为四个步骤：一是采集元数据，包括现场勘查、现场检测、实时监测、星空地采集等，通过对采集的元数据进行清洗、筛选、匹配、封装，形成元数据库。二是对元数据进行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根据风险评估模型中的要素建立专题数据库，例如致灾因子数据库、文物保存环境数据库、文物本体信息数据库、文物脆弱性信息数据库等[13]。三是制作专题图层。通过GIS平台调取专题数据库，并进行转换、处理、运算，建立危险性、脆弱性、暴露性、敏感性等专题图层。四是进行GIS空间叠加分析，基于数据空间运算、等级划分，在识别风险区的基础上，形成大、中、小尺度下的风险分级图。

（1）构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抽样数据库。通过选择典型省份，调研文物历史灾害案例信息、文物基础信息、文物现状保存信息、文物本体脆弱性信息、灾害环境信息等，建立统一的数据规范和数据格式转换模式。对不同来源、不同特性的矢量数据、栅格数据、遥感数据、图形信息进行逻辑整合和数据集成，构建面向风险评估服务的专题数据库（包括灾害环境数据库，文物地理信息数据库、文物易损性信息数据库、文物价值信息数据库等），分析数据库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

（2）建立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基础数据的空间标度和基础要素图层。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建立专题数据库的前处理体系和图形可视化表达方法，形成面向风险评估的基础要素图层，建立基础要素图层的规范化准则。对基础要素图层进行定量分析，形成灾害文物保存环境危险性、文物本体易损性等专题图层，确定各专题图层的内容、表示方法、图例设计要求及方法[14]。

（3）构建多尺度的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图。明确不同尺度下风险图应包含的基础地理信息、不可移动文物信息和风险区划信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根据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评估理论模型，叠加专题图层信息，结合文物级别、类型、价值损失及社会关联等因素，确定典型灾害下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等级划分的标准与方法[15]。以单个不可移动文物为最小单位，绘制典型文物在地震，大风，洪涝三种灾害下的风险图；以文保单位和行政单元为尺度，对单体风险的后果进行加权评估，形成灾害风险图。

2. 开展面向不同用户的灾害风险图定制及展示研究

基于灾害系统理论，耦合灾害（地震，大风，洪涝）风险因素、文物本体脆弱性和文物保存环境特征，结合单灾种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和多灾种耦合风险评估模型，模拟不同情境下文物本体受灾程度和潜在损失，刻画文物本体受灾的变化过程和灾害风险等级变化趋势；依据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遗产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公众对风险信息的关注偏好，构建差异化、定制化的灾害风险符号系统和制图规范体系，实现文物本体受灾过程中自然特征、模型模拟结果、实际灾害损失和应急抢险预案的可视化表达，编绘面对不同用户需求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专题风险图产品，推动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图应用研究[16]；综合考虑中国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区域社会经济水平和各类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需求，结合各地文物防灾减灾能力水平，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研究，编制风险区划图，为文物部门提升不可移动文物灾前准备、灾中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修复能力提供借鉴。

（四）构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适宜性评价体系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策略研究分为概念定义，指标框架，变量计算及策略表达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定义监测策略框架中的基本概念与内涵，为后续工作做基础；第二部分监测指标框架主要包括指标的类型与构成，不同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组合的监测指标都需逐一确定；在此基础上，采用关联与算法明确的变量监测方法、监测数据，采集和计算变量，提取与处理数据；最后基于知识图谱模型、合适的数据库、实例应用以及虚拟场景模拟，实现监测策略的表达。采用该框架可有效从源头上解决监测环节薄弱和缺失的问题。

（1）既有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技术适宜性评价。通过文献调研、现场调查、专家咨询与数据挖掘等手段，总结凝练各种监测技术及其组合的监测范围、监测时效、监测精度、监测成本以及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扰动性等信息，综合开展适宜性评价。

（2）不同气候条件区域和不同类型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策略。通过GIS、BIM等三维模型仿真系统，采用案例分析、专家知识及技术解构方法，完成监测对象、类型、范围、尺度、精度、周期、等级、设备等监测内容设计及监测指标体系完善。通过决策树算法和关联规则分析方法，协同完备的监测指标体系与多维度的监测技术体系，构建支持度和置信度约束下的监测技术方案的优选策略，以实现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的一体化和精准化。

针对监测数据分析处理，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确定监测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及存储的原则与要求，厘清监测数据相关性、趋势性等分析处理的需求 [17]。

（五）构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

通过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目标体系，构建三类典型不可移动文物（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灾前、灾中、灾后的主要工作原则、步骤、任务，厘清灾害管理各阶段主要利益角色与相关责任边界。

按照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周期，选择适宜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技术，利用不同气候条件区域和不同类型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策略，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理方案。在灾害发生前，以风险防范为目标，研究不同类型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等级预防保护方法，包括风险评估、风险预防、应急准备等；在灾害发生时，以现有组织架构与资源为前提，利用风险监测数据、实地调查数据等，核准不同类型文物在不同灾害发生时量变质变准确数据，力争精准抢救；在灾害发生后，以损失评估和重建修复为目标，研究不同类型文物灾后风险处理措施，形成以灾害风险管理周期为指导原则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主体内容（图2、见表2）。

图2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图

表2 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内容

以现有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将垂直管理内容和水平管理进行划分，综合考虑风险管理的整体协调性，以不同自然灾害风险级别的管理能力、自然灾害类型及风险管理周期为坐标系，构建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体的灾害风险管控阶段矩阵。基于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管控阶段矩阵，对灾害风险实行精细化循环化管理，最终形成面向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

三、示例探讨

（一）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理论应用示例：福建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遗址-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

针对暴雨洪涝灾害，以福建省18个县（市）2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遗址为例，采用指标体系法从致灾因子、文物保存环境及文物本体三个方面构建不可移动文物季节性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经实践印证：风险评估结果能很好地反映出暴雨洪涝灾害的季节性差异，说明该评估方法具有可行性；福建省第二季度暴雨洪涝危险性最高，其次为第一和第三季度，不同季度危险性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第一、二季度沿海和北部县域的国保古遗址暴雨洪涝风险高，中部县域风险较低；第三、四季度风险整体为沿海高、内陆低。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季节性差异评估结果，可为不可移动文物防灾减灾规划与监测防范措施提供科学参考[18]。

（二）基于星地协同的致灾因子遥感信息精细提取方法应用示例：江西省昌邑北垱遗址

利用2020年4－11月共21幅多时相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简称SAR）遥感图像，对江西南昌昌邑北垱遗址开展了水域淹没监测研究。通过不同时相遥感图像提取的水体范围与昌邑北垱遗址叠加分析，发现受长江及鄱阳湖汛期影响，昌邑北垱遗址在2020年7－10月，约有4个月处于受淹状态（图3）。表明：基于遥感技术的不可移动文物洪涝灾害信息提取技术，可为文保单位提供第一手观测资料，为后期风险预警和应对提供技术支撑。

图3 不同时相水体范围与江西昌邑北遗址范围叠加分析（红框为昌邑北垱遗址范围，蓝色为遥感图像所提取的水域范围）

（三）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应急响应示例：青海省玛多古建筑群

2021年5月22日，青海省玛多县发生7.4级地震，波及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据地震烈度空间分布区位初步判断，查朗寺位于地震烈度5度区域内。继而调取InSAR（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即合成孔径雷达的干涉测量）同震形变监测判断：查朗寺地表位移在2.8~5.6厘米（图4），墙体可能出现开裂。通过现场实地调研和无人机航拍，证实地表位移与InSAR同震形变监测数据基本一致，且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图5）。实践证明，空、天、地协同观测不仅能精细刻画文物本体脆弱性及环境要素信息，还能反映文物环境及提供文保单位自然灾害应急响应背景等关联问题。

图4 青海玛多地震查朗寺InSAR同震形变监测结果

图5 青海玛多地震查朗寺现场调研实拍图

四、展望

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管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构建与实施应用中还需重视以下节点：

（一）夯实文物灾害风险管理基础工作

各级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文博单位必须把防灾减灾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重点内容，增强基层文物管理部门防灾预警意识和能力，加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监测体系建设；强化各级政府对自然灾害风险理论学习意识，提升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对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的识别、分析和预判努力，针对典型自然灾害事件应及时开展灾后调查和灾害损失评估工作[19]。要有序推进将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与管理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长期性、宏观性工作布局中[20]。

（二）强化文物灾害风险管理科技创新

结合各地特点，积极推进不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的“天－空－地”协同观测与表达方法、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图、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适宜性监测体系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究成果的应用实施。持续加大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研发资金投入，围绕灾害防范及预防性保护理论、方法等文物保护领域的迫切需求，力争解决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实现创新性突破。

（三）加强文物灾害风险管理保障工作

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的文物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不可移动文物日常养护和预防性保护工作。加强灾害应急处置，确保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发生时各相关部门快速响应、有效应对、妥善处置；加强人员调配、应急资金和物资保障储备管理[21]。

（四）加大文物灾害风险管理人才培养与宣传力度

加快编制系统化、实用性的不可移动文物灾害应急抢险技术操作指南、技术规程、规范等，加强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能力培养[22]。同时，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及时向社会介绍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和自然灾害防范的基本知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与文物守护意识。

（五）建立健全不可移动文物防灾减灾应急管理法规体系

明确不可移动文物应对自然灾害的原则，建立健全不可移动文物防灾减灾应急管理法规体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勘察设计规范标准，将不可移动文物防灾减灾作为文物保护规划、设计、施工方案等技术文件的强制性内容，确保防灾减灾措施与修缮工作同步考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23]。

五、结语

面向文物保护国家创新战略需求，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研究，解决相关领域的科学与技术前沿问题，对减轻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提升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意义。通过多领域、跨学科协同创新，系统构建防灾减灾体系，应用新科技手段实现对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的科学、准确评估和有效管理，事关文物安全、历史传承、国家兴荣，文物部门及有关单位当全力以赴，共同做好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