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质文物保护若干问题的思考

1. 开展石质文物防风化研究迫在眉睫

图01/云冈石窟第4窟北壁风化石刻

图02/炳灵寺石窟雕像表面粉化

我们是否观察到一个现象，同样是唐代的古建筑与石窟、摩崖石刻，为何大多数人对它们保护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差异？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石质的东西耐风化，放一放还来得及保护；另外，可能是石质文物保护的难度大，要承担风险。实际上，我们关注一下石质文物的总体保护现状，其破损、劣化程度是触目惊心的。例如，云冈石窟的石雕造像，历史上号称大小石佛10万尊，但经过20世纪60年代当地文物管理所统计，仅剩下一半。现有造像51531尊，其中1474尊缺失佛头。暴露于窟外壁与窟内下部的雕像与题记几乎已全部消失（图01）。北京故宫太和门栏杆上的汉白玉凤凰望柱，经1923年与1985年的两张照片对照，仅相隔60多年，原来十分清晰的雕刻花纹，已风化得模糊不清，甚至有些地方手触即掉粉末，风化剥蚀的深度已达10～20毫米。通过X－衍射和液相色谱等测试结果表明，汉白玉石雕表面已被腐蚀成石膏。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华表、石狮等石刻受到的污染环境侵蚀更为严重。刘家峡水库的兴建使其上游黄河库区内的炳灵寺石窟受到小气候温湿度骤变的影响，石雕在近20年内由圆润光滑变得掉粉、落砂、粗糙、模糊（图02）。原因是岩石胶粘物黏土矿物蒙脱石受温湿度影响，膨胀、收缩造成。酸雨对露天石质文物的损害也是严重的，连云港孔望山石刻造像，尽管是岩石中最耐风蚀的混合花岗岩，但也已受腐蚀而出现空穴、剥落等病害。再看龙门石窟奉先寺前的唐碑（图03）和乐山大佛两侧的唐代弥勒石像与《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图04），已经风化得无法辨认原貌。近日听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原所长郭相颖说，大足石刻最精美的北山第136窟日月观音石雕造像，原来丰满光滑圆润的脸部，已出现石质纹理的横向条纹，粉化明显，说明劣化到肉眼能看出的程度。仅举这几个例子说明，石质文物的保护，已刻不容缓，不能让它们消失在我们这几代人的手中。尤其现在提出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的文物保护原则时，不能把着力点全放在预防性保护上。石质文物需要抢救的地方还很多，再困难我们也要不间断地科学、慎重的努力去进行保护。

图03/龙门石窟看经寺罗汉像风化

图04/乐山大佛侧面唐代石像、石碑风化

2. 要对石质文物保护的过程进行全面评估

如何做好这项评估工作，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1. 科学、合理的程序。从保护需求、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到保护成效，每一个环节都要十分明确。首先，要对保护理念和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全面评估，评估可能带来利弊的后果；要对文物价值的风险评估，每个实施过程不能对文物有害，是否会产生次生病害，找出影响保护效果的潜在因素。其次，兼容性是文物保护技术与文物价值评估时须考虑的准则，还要考虑到社会文化与可操作性等方面的因素。

2. 对文物材质的特征、环境及病害要有深入的了解。文物材料的性质包括：力学性质、表层的物理性质（颜色、孔隙率、吸水性、光泽度、粗糙度等）、化学性质（化学组分随深度的变化、盐分对石材组分的变化）、内部结构（裂隙、孔穴等）、漫长历史时期的变化过程。要进行定量评估。对石质文物劣化诊断的标准程序是：肉眼观察、确定劣化类型（现象、状态）、劣化过程的分析、环境评价、室内试验（包括物理力学性质、岩相分析、化学成分、矿物组成、微观结构、生物学分析等）、现场检测（回弹锤击，表面吸水率，声波测试，微电极测深等无损、微损测试技术）（图05）。还有环境模拟加速劣化试验。要注意，应将石质文物的结构损伤与材质表层的劣化分开评估。

图05/须弥山石窟进行微电极测量风化深度

3. 保护材料实效性与安全性的评估，要明确保护材料的使用原则：文物已经劣化到即将消失或病害严重到危及文物安全时；改善环境等物理措施无法实现时；对保护材料的性能、安全性、耐久性、可再处理性等，已充分了解后，方能提交保护方案。直到现在还听到一些声音，“用化学材料保护文物是危险的”“不能用××化学材料”“只要是用化学保护的方案，就不会得到批准”。我们不能将化学保护方法绝对化，一概否定。它类似人类得病需要吃药、打针，甚至动手术。文物的病害也需要治疗，轻的只要观察保养；重的，不得已还是需要根据严重程度进行干预、治疗。但是要把握好什么情况下可不干预或干预到什么程度。严重风化的露天石质文物就像得了癌症，要抢救保护，化学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如果有物理、生物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理，注重改善环境就比较理想。当然，最重要的是任何保护措施不能损害文物的价值，不能危及文物外观与结构。还要考虑干预的各种后果，因为对文物造成破坏的潜在因素是多方面的，影响的权重和形式也存在差异。就以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为例，因表层砂岩雕刻风化严重，1982年防水材料厂使用最早的有机硅材料试验，一年后就失效了。1984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使用聚甲基硅氧烷为主剂在3平方米塔面上做了试验，后来于1997年又在1.5平方米塔面上用三甲氧基硅烷做了第三次试验，在2001年的论证会上，证明经过16年的考验，化学保护的效果是有效、可行的，可惜没有进一步实施抢救性保护。到2016年，又采用捆绑、支顶等物理方法保护，效果不佳，现打算予以解除。这说明不要对任何一种保护方法绝对化，只要它符合保护原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适合当地的环境就是好方法。

4. 保护效果有效性的评估。要对以往案例进行分析，其实施后的有效性及局限性进行定量或半定量分析（图06）。试验或测试的方法应标准化，建立起可行的质量评估体系。评估过程的档案记录要有标准格式，并有多年持续不断的，可以对比的文字与影像记录。

图06/大足石刻宝顶使用有机硅防护，经20多年保护效果良好。

5. 跟踪与维护是未来的保护策略。要对以往的检测、监测方法与设备进行评估，哪些是实用、可靠的。要对保护方法的有效性、耐久性进行科学、细致的评估，以指导当下与未来的保护策略。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哪些是必要的措施，哪些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措施，早期诊断出病害的过程，能及时进行预防，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病害，付出不必要的精力和财力。要将保护目标与实施结果进行比较，尤其要关注隐藏工程的检测。日常维护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日常保养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保护手段。要制定日常保养制度，定期监测，并及时排除不安全因素和轻微的损伤，有效避免日后更多更严重的干预。它需要持续性和规律性，因而形成工作制度有助于按规范完成工作。

3. 如何定量、半定量的评价石质文物表层的风化（或称劣化）状态

笔者认为，进行石质文物风化程度、风化深度及风化速率的检测，是较为有效的途径。但是要在对它进行风化形态调查的基础上，了解风化破坏的全过程后，再做这些检测，为下一步的治理措施提出科学依据。如防护材料的选择，要求达到的性能指标、施工工艺、防护层的厚度等。

风化程度的探测主要可通过表面形态的细观研究，如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使用点荷载试验得出风化抗拉强度指标；使用声波仪测定声波速度及幅度等。

测定风化深度可通过垂向电测深（小四极）、岩石化学成分氧化物百分含量随深度的变化以及裂隙率统计等综合方法。还可使用回弹仪，从回弹值N与深度H的曲线上求出风化深度。

风化速度的测试，可通过设立风化长期观察场和定期取样试验；进行试样的表面形态，微测深试验以及声波测试（纵波与横波速度、动弹模量的变化）等，定期记录其变化速率；也可通过同一地点，间隔多年的照片对比风化形态。以往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少，在此介绍几个实例。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2001年大足石刻测定砂岩质文物的腐蚀速率。宝顶与北山的两处保护标志刻于1963年，是将崖壁的风化层凿去后刻字，可将它视为暴露样品，测出它的风化深度，除以年数，即可得到实际平均年风化速率。再用它来修正人工模拟环境推导出的腐蚀函数式。

对于石灰岩质文物的风化速率试验，也有实例。20多年前，在峰峰矿区的南响堂山石窟周边分布有中、小型水泥厂、耐火材料厂、煤矿、钢铁厂、造纸厂、热电厂、陶瓷厂、机械厂等50多家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严重地损害着石窟寺。石雕被粉尘覆盖的厚度达5~6毫米，最厚处可达20毫米。当地环保部门1992－1998年的大气监测TSP数据中，1996年11月的TSP已超过国家一级标准的23.6倍，1999年仍超过国家一级标准的8~15倍。1992－1998年SO2含量为国家一级标准的16.4倍，且含量指数总体还有上升趋势。1995年国家计委下达给国家文物局一项课题：《影响文物保护的环境因素及环境质量标准》，共列出10个子课题。其中就有“工业粉尘对石雕的危害及防治对策研究”。由云冈石窟研究所与地矿部地质研究院、吉林大学承担。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南响堂山石窟。课题组曾对南响堂山石窟进行了碳酸盐相对溶蚀速度的模拟试验。为了探讨碳酸盐类石窟、石雕的风化速率，对南响堂山石窟的石雕岩石试样做了酸雨淋滤溶蚀及粉尘溶蚀试验， 根据当地的气象、环境资料，设计了两组淋滤溶蚀实验，三组粉尘腐蚀试验和一组静态溶蚀等系列模拟试验。进行了溶蚀现象扫描电镜观察，溶蚀深度与溶蚀速度计算等，作为研究风化速率的参考。石雕的风化速率，除了酸雨的溶蚀速度外，还与区域的温、湿度，降水量和其他污染物如粉尘等关系密切。但是仅取一项的实验数据：当酸雨的PH值=4，要溶蚀5毫米，推算出来的溶蚀速度仅需413年。

还可通过一个实例看如何将风化损伤与稳定性分析结合，为保护提供依据的：云冈第9、10窟前的4根列柱（图07），面对阳光日晒雨淋的一侧风化十分严重，它们的受力边界条件就是单轴的长期静定荷载，其抗压长期强度的影响因素受岩性颗粒大小、胶结形式和胶粘物成分、密度、孔隙率、含水量、温度、湿度等影响，可以用经验公式推求其长期强度。随后对列柱每天掉落的岩粉收集称重，分析。使用声波仪、探地雷达、红外摄影、热相仪等进行风化深度的无损检测，计算立柱半风化断面积。通过三维模拟的位移和应力分析，找出应力集中的薄弱部位。用强度折减法计算其稳定性，为下一步保护加固提供了可靠依据。

图07/云冈石窟五华洞第9、10窟前列柱进行稳定性检测

4. 加深对石质文物病害的认知与评估

1. 以冻融与水结合造成的严重危害为例。云冈石窟属于塞外的半干旱地区，冬季寒冷且温差大，夏季炎热，又会下大雨，给物理风化的冻融病害创造了条件。产生冻融损伤的前提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足够的水分参与及较畅通补给通道；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储水空间。而岩体冻融损伤过程受冻融环境和岩体结构的双重控制。在云冈石窟可以找到十分典型的实例：第三窟东北隅的壁面因渗水与冻融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岩体不断剥离后移1.7米；第二窟寒泉洞泉水漫流窟内，冻融造成底层岩体全部碎裂成小于10厘米的块状，前壁面滑移；凡是窟内低于地面易存水的地方，冻融及毛细作用使下部近2米的石雕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图08）。今后，我们要重视北方寒区冻融环境下，石质文物在反复冻胀荷载作用于缺陷引起的疲劳演化过程，尤其是砂岩，孔隙率高，孔隙连通性好情况下，要从细观层面研究其损伤的机理与对策。

图08/云冈石窟第3窟后部（左），第1、2窟受冻融破坏（右）。

2. 要开展花岗岩质地文物病害的系统研究。石质文物的材质最多的是砂岩、灰岩、汉白玉、砂砾岩等，因此对它们的特性与风化病害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近年也有学者对凝灰岩质文物的特性与病害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但是对花岗岩质文物的系统研究却很少有业内学者的成果。

花岗岩的风化特性与沉积岩有明显的区别，各矿物成分的分布组成，直接决定其损伤、破坏等力学性质的变化。花岗岩球状风化的特点是由表及里，层层风化剥离，受不同方向裂隙切割岩体造成。尤其是裂隙交汇处，风化强度、深度都大（图09）。风化分布不均匀，矿物力学性质差异明显（图10）。未风化花岗岩绝大多数的孔隙都很小，其中的云母质地很软，风化首先从其周边开始，随后长石绢云母化，成颗粒状脱落。孔隙度随之增大。因此，其检测、试验方法也会有不同。希望能选择有代表性的遗产地，进行系统性的勘察、试验、研究。

图09/珠海宝镜湾花岗岩石刻风化严重

图10/北京古崖居花岗岩石室破坏

3. 要重视干旱、半干旱地区石窟内水汽运移造成对文物的危害。最早我听到在石窟内有水汽运移的问题是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日专家在龙门石窟潜溪寺讨论保护方案时，日方专家提出要打钻孔研究水汽运移的问题。为此双方因有不同意见而引起争执，我们认为龙门石窟的水患主要是大气降水造成石灰岩地区岩溶水的病害。没有想到水汽运移的危害，在雨量稀少的敦煌莫高窟得到证实。敦煌研究院的学者通过在第98窟西壁下部没有壁画部位钻孔取样测定可溶盐，并在钻孔内布设温湿度探头监测以及电阻率测定得出，盐分主要富集在表面到35厘米深的岩体内，含盐量高达3928mg/kg，在岩体深125厘米有凝结水产生，盐分随着岩体内水汽含量的上升而下降。在高湿度和崖体内大量盐分的作用下，造成壁画的严重病害。这就启发我们要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千佛洞、榆林窟、钟山石窟甚至麦积山石窟的壁画病害是否存在水汽运移危害等进行思考，这也是有待今后关注的问题。

4. 要加强对灾害的预警及应对措施。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台风等对文物造成危害的案例不少。因地震具有突发性，破坏性极强，尤其对紧依山体的石窟，开展防震保护研究，预防和减轻灾害，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由于地震曾经造成麦积山石窟东西崖之间的大面积崩塌（图11），莫高窟壁画、塑像的塌落，龟兹石窟山体崩塌掩埋大量洞窟（图12）等，文物的损失巨大。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文物部门通过震后勘查，研究文物震害症状，分析震害原因，提出防震措施和建议，因此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同时这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如何建立起风险评估体系和突发灾害时必要的应对措施，这也属于”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应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明确风险定义、分析、评估和处理程序。要评估风险的后果和频率，特别要关注风险后果严重，发生频率高，损坏速率快的风险。要对石窟环境在风险的识别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评估，提出合理的处理意见。如对高而断面小的石阙、经幢、干砌的石塔、华表、陵墓前的石像生等，要采取适当的防震保护措施。最后建立起风险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地震发生时的应急管理措施，要在保证人身安全前提下尽快进入现场抢救文物，并得到第一手文物损坏信息。将灾难的管理和控制形成指导性文件，定期组织在职人员培训。

图11/地震造成麦积山石窟东西崖间大量石窟崩塌

图12/地震造成克孜尔石窟山体崩塌

5. 重视对石质文物所依附地质体的研究

1. 在卸荷层内的石窟、摩崖病害特征。为何要研究卸荷层？因为大多数石窟、摩崖都在岩体的卸荷层内，对石窟、摩崖的稳定性与保存环境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在地质体上开凿石窟、摩崖之前，已经存在卸荷层，其特点是：已导致岩石沿卸荷方向产生强烈的体积扩容；通过释放自身的储存能量，已经实现破坏；岩石的力学参数发生变化，黏聚力增大，内摩擦角减小；地质体的体量、高度影响岩石破坏的程度。开凿石窟、摩崖以后，卸荷层进一步产生变形、破坏。它与开凿石窟、摩崖的历史与技术有关；与岩石的性质、细观结构、破损发展过程与特性有关；与遗产地周边的环境，如气候、地下水、地震等有关；还与石窟、摩崖的型制、结构密切相关。因此，对卸荷层的研究，实际是对石窟、摩崖整体稳定性和岩体力学分析计算，物理力学性质评价的需要。它与风化表面的研究是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内容。

2. 当前对石窟、摩崖进行稳定性分析的数值方法有：有限元法在处理复杂介质的小变形行为有独到优势，如陕西彬县大佛，当时中德合作项目中，就采用了激光扫描结合有限元分析方法建立计算机模型，对大佛进行了稳定性分析；离散单元法解决离散介质大变形问题有显著优点，如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前的五工点危岩体稳定性分析；边坡与洞室结合的三维应力场分析，如莫高窟与榆林窟陡岩体与多窟洞窟之三维应力分布与薄弱环节的分析；如何确定石窟、摩崖岩体变形控制值，如采用解析法、类比法、数值法、模型试验、现状监测等方法，再与变形预测值（或称变形现状值）比较等，因为数值法中选取的参数，都有主观因素的考虑，如何使这些方法更符合实际，都有待我们去深入实际案例去探索创新。

3. 石窟岩体稳定性计算，对安全系数的认知。在进行石窟岩体稳定性分析时，经常遇到如何确定安全系数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参考建设部门的规范作为依据。尤其在保护方案中，设计人员往往会因涉及的是国保单位而提高一个安全级别，成了拍脑袋，没有任何依据的行为。当前在岩土工程领域长期的实践中，对边坡稳定等计算，已形成行业内广泛被接受的安全系数体系。安全系数允许值在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指导，是经验积累的产物。现在业界把结构可靠度分析理论作为建立岩土工程风险控制标准和准则的依据。提出在失效概率基础上的风险评估和分析方法，将成为科学、定量地研究和保证工程结构安全性的重要手段。联想到在文物保护工程中，像石窟、摩崖岩体的稳定性，包括对危岩体的稳定性分析，能否引入岩土工程结构领域的“结构可靠度分析理论”，作为文物岩土工程风险控制标准和准则的依据？对石窟的锚固体、栈道梁、防洪堤，甚至灌浆效果等，提出“失效概率”的风险评估和分析方法，成为今后科学、定量研究和保证工程结构安全性的重要手段。

4. 如果将石窟的建造史与地质、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分析思考，我们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就以云冈石窟为例：云冈的建造史可分为三个时期，昙曜五窟是最早的鼎盛期。当时窟前的十里河靠石窟岩体很近，根据砂岩体的特性，被切割成河谷的边坡不会是陡直的。而当时昙曜和尚要找到能开凿拓跋鲜卑五位帝王十多米高的雕像，定要找到巨厚层的砂岩体，他不仅找到了，而且此处透镜状的软弱夹层较少，说明他至少具备了一些地质知识。估计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他将前面的边坡挖走，也等于挖掉了卸荷层，露出未风化的新鲜岩体。卸荷层的体积扩容、卸荷裂隙都避开了，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也得到加强（图13）。而后期建造的东、西窟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岩层薄，软弱夹层多，且裂隙相对较多，包气带的渗水也不少，因而产生的病害多。为什么第三窟开凿到一半就放下了？当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的严重渗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由于它没有避开卸荷层，前室上部的两个塔柱风化十分严重。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初唐，在后室开凿的主尊佛像，由于岩体总高度的限制，只好将两只脚放到地面以下，形成一个洼塘，为以后的积水，冻融破坏创造了条件。目前佛像腿以下的部分已风化殆尽。再看其南壁有一很特殊的地质现象：壁面风化成凹凸起伏的波浪状，表面仅剩粗颗粒的石英、长石。砂岩多半是裂隙渗水，这里却是明显的孔隙渗透造成的风化。经过调查发现，原来在营造时在南壁顶部开凿了12个方洞，计划埋置建筑柱子用，被废弃后，成为存雨水的空间，在雨水长期不断地下渗作用下，岩石内的胶结物溶滤被带走，便形成如此形态。这就启发我们在研究地质病害时还要注意石窟的型制、构造。

图13/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上部风化轻微

6. 预防性保护在露天石质文物中如何实施

预防性保护的理念在我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如大家熟知的“防患于未然”，尤其在传统中医的“上医治未病”“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其哲学思想对我们给文物治病具有重要的启发和传承作用。西方对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始于1930年罗马的一次艺术品研讨会上。而有影响的是1963年意大利的切萨雷·布兰迪在《文物修复理论》中提出：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和优先的原则是对艺术品采取预防性保护的措施。我国在1995年国家科委发布的《影响文物保护的环境因素及环境质量标准》与2006年科技部《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研究项目，实际上是对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已将预防性保护纳入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酸雨、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发生。现在的问题是预防性保护如何在露天的石质文物中实施呢？是否可从加盖保护性建筑，变成可控的小环境；进行安全可靠性评估，设立专家咨询机制；实施监测、建立档案、数据库；重视日常保养等方面入手。

加盖保护性建筑是比较常用的手段，它可以使石质文物的保护环境变成可控的小环境。但这不是简单易行，谁都可做的工作。其涉及保护理念，建筑形式是否与环境协调，对文物本体是否真的起到保护作用等多种因素。从已建成的云冈石窟五华洞、广元千佛崖试验段保护建筑（图14）、周口店猿人遗址保护大棚和龙门石窟潜溪寺的仿唐木构建筑等处，听到的意见是褒贬不一，争论不断。所以保护性建筑的建设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尽量减少遗憾。如要始终将文物尊为主角，保护性建筑不能喧宾夺主，去宣扬设计者的思想；建筑形式易简不宜繁，建筑材料易轻不宜重，并具有可逆性；要全面考虑文物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以保护文物的基本功能需求为主，找到最适合文物保护环境的方案等。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露天石刻都能盖保护棚，它受到许多条件限制。也许前辈经常建的窟檐更能解决问题。

图14/广元千佛崖试验段保护建筑

如何将前面提到的安全性、可靠性与风险评估结合起来，在实施保护方案之前就开展多方面研究。如对文物进行现状评估，全面的价值评估，保护措施的安全可靠性分析，比如结构力学分析等。必要时须进行室内模拟试验，这才能保证修复后对历史信息的真实传承。此外，如轨道交通建设对文物安全的影响评估，一些石窟已使用几十年栈道的安全性等，也是预防性保护的范畴。

监测目的是为科学保护与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并作为预防性保护措施的依据。监测数据涉及遗产地本体监测、影响因素、保护管理行为等内容。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专项评估分析，预测其发展趋势。并为遗产地提供专家咨询的功能，进一步提高监测工作的效果，有效反馈管理措施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预警体系。然后就要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它是以计算机网络、通信、光学等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利用数字化三维重建、编辑、虚拟修复等以再现、保存、分析研究文物本体及其环境的现状与病害（图15），并以此融合成信息时代的新业态，提升文物信息的挖掘、处理、存储、共享的模式和效率以及同社会公众的实时交流。这对以石窟为代表的大量艺术雕刻品尤为重要。

图15/大足石刻大佛湾三维扫描影像图局部

前面提到的日常保养在某种程度上比一次修缮保护更重要，日常保养可以延长保护加固的周期，应成为预防性保护的科学、合理内容。从目前石质文物保存现状来看，可以将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结合起来实施。比如，在一些石质文物风化严重，有可能消失的遗产地，先做三维扫描等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最宝贵的信息资料记录保存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一步，否则再等研究保护方法和材料，方案申报批准，恐怕为时已晚。为此，一方面要对需要抢救保护的地方，做到胸中有数；另一方面，要允许保护人员科学、谨慎地进行试验、研究，尽快突破目前抢救不力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