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帽以蔽体 ：昙花一现的羃䍦

羃䍦是 3~8 世纪时流行的出行帽饰，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以后在制度中废弃不用。自明代以来，杨慎、方以智、沈从文、杨机、周锡保等学者曾对羃䍦形象进行过专门探讨，但由于缺乏实物资料佐证，当时对羃䍦具体形象的讨论限于文字记载。

羃䍦，又写作羃䍠、羃篱或者羃䍥。“羃”字单独使用时又通“冪”或者“幂”，指的是遮盖物品的大型巾帛。周代设有幂人一职，掌管共巾，用其覆物。《小尔雅·广服》: “大巾谓之冪。”《周礼·天官·幂人》载：“幂人掌共巾幂。祭礼，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䍦，“接㒿，白帽也”。

羃与䍦最早分别指代两件物品，即巾帛和白帽。直到晋代，“羃䍦”两字才组合在一起出现。《晋书·四夷传》中记载吐谷浑男子服饰时提到 ：“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羃䍦。”西北地区多风沙、日照强烈，吐谷浑男子将帽子或羃䍦与长裙搭配穿戴，用来遮阳与避风沙。

到了隋代，羃䍦流行于吐谷浑的上层人群中，仍然多为男性穿戴。《隋书·西域传》“吐谷浑”条载：“王公贵人多戴羃䍦，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这一时期，除了西北地区的吐谷浑穿戴羃䍦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汉人也有穿戴羃䍦的风俗，这是羃䍦向东、向南传播的结果。《隋书·附国传》“附国”条载蜀郡西北二千里的嘉良夷 ：“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羃䍦。”这与晋代吐谷浑男子将帽子或羃䍦与服饰搭配穿戴非常相似。而隋代中原地区也应该流行穿戴羃䍦。在隋初平定汉王杨谅谋反的战争中，“（隋炀帝）以和为蒲州刺史，（杨）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羃䍦，奄至城中。”只有当隋代蒲州（今山西永济）妇女穿戴的羃䍦是一种日常服饰时，兵士才有可能凭借穿戴羃䍦来男扮女装。唐初，羃䍦尤为盛行，宫中骑马之人、王公之家流行使用，《旧唐书·舆服志》：“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

北齐至唐代流行穿戴羃䍦，不仅是中原王朝舆服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亦是周礼在中原王朝的复兴和重建。《礼记·内则》载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唐刘肃《大唐新语》中记载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著羃䍦。”可知传统礼制对羃䍦的制度化起到推动作用。唐高宗永徽（650~655年）之后，随着武则天政治地位的巩固和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佩戴“全身障蔽”的羃䍦显然不能满足妇女的审美要求，妇人出行开始“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此时的羃䍦已不再受妇女喜爱。为此，唐高宗李治为了维护传统礼制，专门下敕禁断，理由是佩戴帷帽“过为轻率，深失礼容”。《旧唐书·舆服志》载 ：“咸亨二年(671年) 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䍦，曾不乘车，别坐檐子。’”然而当时妇女相互效仿穿戴帷帽，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非禁令所能限制。在帷帽普遍流行的同时，羃䍦也因宫禁的松弛而逐渐衰落，以至于不久之后便被取消。《旧唐书·舆服志》：“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䍦之制。”《新唐书·五行一》亦有同样记载 ：“唐初，宫人乘马者，依周旧仪，著羃䍦，全身障蔽，永徽后，乃用帷帽，施裙及颈，颇为浅露，至神龙末，羃䍦始绝，皆妇人预事之象。”至此，羃䍦正式从唐代的礼制中取消，虽非单纯预示武则天执政的开始，但仍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到了天宝年间（742~756年），由于羃䍦不再受到士庶阶层的欢迎，佩戴羃䍦、帷帽出行往往遭人戏弄。唐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一文中，记载了自己中年时“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羃䍦，必为瓦石所及”。这些都预示着羃䍦从传统的服饰中淡出。

最早出现于西北地区的羃䍦，伴随着穿戴方式逐渐内传，其在晋代之后的一些诗文中也多次出现，最初写作“羃䍥”或“冪歷”，大多用来描述类似羃䍦形状的自然景象，描述对象包括山崖上的小瀑布、女萝草、 野 烟 等。《水经注·温水》记载 :“其崖小水羃䍥，常吐飞溜，或雪霏沙涨，清寒无底，分溪别壑，津济相通。”南朝齐王融在《咏女萝》中写有 ：“冪歷女萝草，蔓衍旁松枝。含烟黄且绿，因风卷复垂。”唐代诗人豆卢回在其《登乐游原怀古》一诗中描述道：“幂䍥野烟起，苍茫岚气昏。”羃䍦被古代文人引入诗文后，不仅烘托出了诗意，而且更能清晰地勾勒出事物的具体形象。唐代以后，羃䍦，虽然在舆服制度中被取消，但是民间还偶有所见，也曾多次出现在诗文中，如北宋梅尧臣在《张斯立遂州司理》中写有 ：“自身买马箠，为妇置羃䍦。”南宋陆游《观花》中有“黄金络马照路光，自护羃䍦观海棠。”清赵翼《题周昉背面美人图》诗中写道：“既无琵琶半遮面，又非羃䍦全罩身。”

《旧唐书》记载唐初李密和唐高祖李渊的一次战争中，勇士也是用羃䍦遮蔽面容和武器，男扮女装混入桃林县舍，曾对局部战争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战争中“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有关“藏刀裙下”，古代下裳可称“裙”，帽檐周围下垂的薄纱细网亦称“裙”，但由羃䍦全身障蔽的特点来看，勇士藏刀亦应在羃䍦垂裙之下。

唐高宗李治在咸亨二年下敕令禁断帷帽，在百官之中恢复佩戴羃䍦。燕妃于咸亨三年（672年）陪葬唐太宗昭陵，该墓是李治下诏修建的，墓葬及设施应遵从当时礼制。1990 年的考古发掘，燕妃墓前室北壁西侧室出土了一幅捧羃䍦女侍图。从图像分析，羃䍦是侍女为侍奉墓主人穿戴而备，侍女双臂前伸捧有一顶呈钵形的黑色圆帽，帽檐连缀丝织物打结并自然下垂至女侍腿部。侍女手捧的圆帽檐连缀丝织物虽然打折弯曲，但仍下垂到侍女的腿部位置，根据羃䍦有“障蔽全身”的特点，此即为唐初流行的羃䍦。

羃䍦在起到遮蔽全身作用的同时，有些还用图案或者饰物进行装饰。南朝梁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之一云 :“羃䍥悬青凤 , 逶迤摇白团。”诗文中讲到羃䍦上附有青凤图案。隋朝宗室秦王杨俊曾为喜爱的妃子过度装饰羃䍦，使羃䍦丧失出行佩戴的功能。《北史· 隋宗室诸王·秦王俊传》记载 :“（杨）俊有巧思·为妃作七宝羃䍦，重不可戴，以马负之而行。”且羃䍦在使用时常常需要撩起，以便清楚视物。梅尧臣的《陌上二女》中则有 ：“素手搴羃䍦，柔纤明春荑。”

从文献记载结合实物资料分析，羃䍦具有四个特点 ：由帽子和轻薄柔软的巾帛两部分合成，下垂的巾帛称为裙 ；面积较大，自上而下贯之，可遮蔽面容和大部分身体；羃䍦为半透明，骑马出行时可以透视前方，清楚视物时，可用手撩起；裙上可以进行装饰，如“悬青凤”和“装饰七宝”。

唐代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䍦的繁冗而流行起来的，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1972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唐西州时期墓葬中出土了 2 件残彩绘骑马女泥俑，后经过对陶俑及帽裙（四周丝质纱网）的修复，可现原貌。其中 1 件彩绘骑马女俑身穿碎花对襟长衫，外套蓝色长裙，长裙上勾画有黑色图案。足蹬尖头黑靴。头戴锥形帷帽，帽檐连接有黄色丝网，可略见眉、眼、口、鼻，帽裙至颈。这是流行时期帷帽的真实写照。

羃䍦起源于西晋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作为制度定于北齐，历经隋代，终于唐代中宗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原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一种符合中原礼制的服饰，体现出魏晋以来“胡文化”与儒家文化继续融合的时代特征。早期具有遮阳蔽沙实用的功能，后逐渐转为女子出行时遮颜护面的礼制约束。唐代以前，羃䍦多存在于文献记载中，不见具体形象，有时男子亦可使用。唐初女子佩戴羃䍦作为一种舆服制度和社会风尚，普及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唐代中宗以后，流行近 5 个世纪的羃䍦从古代舆服制度中退出。

帷帽在隋代开始出现，与羃䍦并行使用。武则天时期帷帽以“拖裙至颈”、出行佩戴方便的优点迅速取代了“障蔽全身”、礼制意味浓厚的羃䍦。唐玄宗时期两者均被开放性更强、可以“靓装露面”的胡帽所代替。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唐代妇女的审美情趣，更反映了唐代社会包容开放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