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仲威：碑帖拓片鉴定与普查的几个关键点

仲威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2026年5月15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八周年暨金石拓片普查编目研讨会上，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仲威以《碑帖普查与碑帖鉴定》为题作主旨报告。

 

碑帖作为古籍中的特种文献，是金石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二十年来，全国古籍文献普查与保护工作快速推进，但是，碑帖普查一直迟迟未动，如今成为最后一个启动的项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碑帖整理与编目工作的难度之大。

长期以来，全国碑帖的存世总量始终是一个未知数，无法准确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经营单位及民间市场的藏品数量。开展全国碑帖普查，首要的工作就是摸清全国碑帖的家底，而一系列碑帖基础数据的获得，将为当下的金石学研究提供坚实支撑，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

有了这一普查大数据，就能掌握传世碑帖拓本品种的总数，以及在海量的碑帖拓本中碑刻有多少种，其中汉碑、唐碑、墓志等分别有多少；法帖有多少种，其中丛帖、单刻帖等分别有多少……从中分析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碑帖收藏风尚和研究重点。

从普查大数据中还能获得每一个碑帖品种的存量，比如《九成宫醴泉铭》有多少件，《颜家庙碑》有多少件，《淳化阁帖》有多少件……通过数据分析，既能掌握传世名碑经典的馆藏数量，又能明确各个品种碑帖在历代金石学者心中的受关注程度。不同碑帖的存世数量与结构的差异巨大，还能真实反映其文献价值、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的高低。

上海图书馆藏《九成宫醴泉铭》

上海图书馆的碑帖整理与研究开展至今已有30多年。通过对馆藏数据的深度分析，我们发现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譬如：馆藏拓片与拓本的比约为10:1，即每10件藏品中仅有约1件为装裱成册的拓本，其余九件是裸装的拓片；而在这些少数拓本中，普本与善本的比约为10:1，也就是说，善本碑帖在存世碑帖中有着百里挑一的稀缺，少数珍本更是万里挑一。举例来讲，作为历代书法临摹核心范本的《九成宫醴泉铭》，存世量很大。上海图书馆馆藏《九成宫醴泉铭》仅民国以前拓本就有451件，其中装裱成册的拓本303件（占67%），裸装的拓片145件（占32%），这一统计结果足以说明，装册的《九成宫醴泉铭》才是古人案头学习临摹的首选，整幅拓片并不是古人的“最爱”。

拓本与拓片的对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九成宫醴泉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老讳字忌日记》。它因刊刻行款的特殊，切割成裱本会破坏原有行款，且其书法并非汉代隶书的主流范本，因此存世裱本极少，多为拓片。上海图书馆馆藏《三老讳字忌日记》共109件，其中拓本仅有1件，其余拓片74件，卷轴34件，这一统计数字说明《三老讳字忌日记》主要是用来挂壁欣赏的。

上海图书馆馆藏《三老讳字忌日记》

再比如隋代碑刻的巅峰之作《董美人墓志》，历来真伪难辨，是碑帖鉴定的典型案例。上海图书馆馆藏《董美人墓志》共计36件，其中真本仅4件，其余皆为伪本。因此，碑帖普查绝不能止步于获得“36”这一数字，还得明确其中哪些是真品哪些是赝品，不然，最终还是一个无效的普查。

上海图书馆馆藏《董美人墓志》

碑帖普查，不能仅停留在数量统计的层面，必须同时兼顾质量统计。单纯的数量统计并没有太多学术价值，必须明确每件藏品的版本属性，也就是区分原刻与翻刻、文物与普通资料，才能真正发挥普查的作用。

另外，许多地方图书馆一定会藏有地方特色的碑帖珍本和不为人知的传世善本，碑帖普查过程中，这些“大国重器”的发现，不仅能大幅提升馆藏的学术水平与文化软实力，更能填补金石学研究的诸多空白。

在长期的鉴定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一条非常实用的经验，那就是鉴定碑帖可以“以貌取人”。也就是说，珍贵的碑帖一定经过历代名家收藏，名家一定会聘请名工装裱，所谓“好马配好鞍”。因此，绝大多数善本碑帖，都是配有楠木、红木等面板的裱册或是装潢精致的卷轴。一张裸装的拓片，基本不可能是善本。基于这一规律，我们在普查中可以先通过装帧样式快速筛选出需要重点鉴定的藏品，再由专业人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这种方法能大幅提高碑帖善本的普查效率，在短期内完成大量藏品的初步分类。

古锦面板

这里还要纠正一个行业内的常见误区，很多人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的拓本，就没有必要进行版本鉴定，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知。晚清民国拓本中同样存在极具价值的善本，其稀缺性甚至不亚于早期拓本。比如1924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三体石经》，出土后不久即被盗凿破碎为二，现碑石分藏于河南博物院与国家博物馆，其初拓本仅存13份，十分稀见珍贵。上海图书馆在历年的整理过程中共发现了5份，其中还包含于右任以270大洋购得的初拓本，要知道当时宋拓本的价格也才300元左右，这本民国拓本还带有首位奔赴洛阳现场考察的考古学者王广庆题跋，另有章太炎、李健、胡韫玉等人的观款和题记，是13份初拓本中的最精品。再比如《龙门二十品》既有同治最初集拓本，也有光绪初期/中期/晚期拓本，还有民国初期拓本，若不分清版本差异，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埋没了早期的珍贵拓本，更有可能混入大量翻刻的伪本。因此，编目中的“版本项”是最为关键的著录项目，不能轻易放过，碑帖鉴定才是碑帖编目的灵魂所在。

上海图书馆馆藏未断本《三体石经》

对于全国碑帖普查工作的推进，我有几点具体的想法。首先，要先易后难，普查培训应优先讲解最基础的规范著录标准，不要一开始就涉及过于复杂且不实用的编目知识。其次，还要利用全国统一著录平台成果，比如许多碑帖著录数据可以直接套录国家图书馆的碑帖编目数据，这样既能保证数据的准确与统一，又能极大地推进普查速度，千万不要再自行编目，有了“挖土机”，就不要“小铁铲”。

再次，要建立善本与普本两套编目系统，普通碑帖编目可套录平台数据模板，简化著录流程；善本碑帖编目须严格执行详细细则，确保版本信息准确无误。目前我们要加快探索AI技术在碑帖编目中的应用，替代重复简单低效的人工编目，未来这项技术将大幅提升编目效率与准确性，为普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碑帖普查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希望通过全国同行的共同努力，早日完成全国碑帖存世总量的统计，发现更多善本珍品，培养更多鉴定研究人才，建立完整的碑帖资源数据库，推动金石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