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公布

本次考古工作覆盖范围超 10 万平方公里，五年间完成重点调查面积 6500 余平方公里，新发现含石制品遗存地点超 1000 处，以确凿考古证据证实，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遗址分布规模与密集度远超以往判断。遗址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形成规模宏大的 “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包含旷野、洞穴等多种类型，年代跨度完整覆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至旧新石器过渡阶段。

项目团队对和龙大洞、和龙吉地、和龙上天洞、抚松枫林、桦甸寿山仙人洞 5 处核心遗址开展科学发掘，累计发掘面积 785 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数万件，首次构建起距今约 22 万年至 1.3 万年连续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本项目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建立起以长白山为核心、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专属技术传统与资源利用模式，原料利用比例与距长白山主峰距离高度相关。

裴李岗遗址所在的嵩山东麓，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区域。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也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

裴李岗文化阶段遗存东南部发现红烧土柱和木骨泥墙墙面，是最早的红烧土房屋建筑遗迹，为研究仰韶时期红烧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遗址中东部的多室建筑F1功特殊，出土较多陶塑制品。人面形象为遗址首次发现， “介”字形冠人面獠牙像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通过多学科研究，首次确认北方地区最早利用红曲霉酿酒，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裴李岗时期已形成酒器随葬的固定葬俗，影响深远。酿酒用于日常生活及丧葬仪式，是稻作农业扩散的重要文化动因。

新的发掘，在遗址中新发现堆积深厚连续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是本次发掘的重大突破。一系列重大发现，深化了学界对中原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社会农业起源与扩散、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先民精神信仰的认知，巩固了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的核心地位，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实证。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海拔1014.6米。经调查，在宣化洋河南岸25公里的山间就分布有形制各异的积石冢100余座，仅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发现了7个地点，9座积石冢，此次考古发掘的一号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积石冢之一。

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年代距今约5300-4800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突破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年代下限，不仅将红山文化时间轴线延长了近200年，也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

以郑家沟遗址为代表的这批遗存兼具多元文化因素，既包含红山文化典型玉器，又具有庙底沟文化、庙子沟文化彩陶特征。源于中原的“玫瑰花”纹饰与源于辽西的“龙”形玉器在此相遇、碰撞、融合。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不仅再次表明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交流的 “三岔口”，更是中华史前文明连续性、包容性与创新性并存的直接证明。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在泾河上游一级支流蒲河和马莲河之间的董志塬上。

遗址主体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碳十四测年距今约5100~4700年。核心区由大型建筑区、大型夯土台及环壕组成。在核心区北部中央发现一座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院落（一号院落）。这座建筑南北长约35米，建筑面积约690平方米，是我国五千年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高等级院落择中而居、主次分明、层层递进，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

核心区的夯土建筑群体现出以F1的中轴线为基准进行布局的特征。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

考古调查发现在遗址周边100平方千米之内的台塬地带分布着多处遗址点，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以南佐遗址都邑聚落为核心的南佐遗址群。

南佐遗址以F1为主体的大型夯土院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圈层的聚落结构。聚落核心区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基本形成了古代城市的中轴线格局。如此规模巨大聚落的营建，体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调动能力，这是黄土高原出现区域王权的有力证明。

钟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钟村。已公布的资料显示，钟村墓地是目前发现夏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

考古队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开展了多学科合作。墓中出土的扇贝可能为来自黄渤海的虾夷扇贝。墓葬的葬具和墓祭所用的木材均为来自本地的松木。钟村M10的绿松石嵌片形状与二里头铜牌饰相同。钟村绿松石的矿源为洛南辣子崖矿区，朱砂极大概率来自湘黔汞矿带的万山地区，与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矿源一致。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疑似漆器作坊的线索，钟村所见的漆器可能来自二里头文化。综合观察，钟村遗址的贵族可能是通过贸易从二里头等地获取了来自远方的奢侈品。

钟村遗址的墓葬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显示出太行山西麓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区域中心。钟村遗址为衡量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和社会等级分化程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钟村遗址所见来自远方的各类奢侈品，揭示出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郑州商城遗址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遗址总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

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城市水网、内城手工业遗存、高等级祭祀遗存、贵族墓等，分别在物资储备、水利规划、手工业布局、祭祀礼仪、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补空白，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郑州商城从营建、发展到鼎盛的历时性变迁图景，展现了早商都城文化汇聚、融合与辐射的互动模式。

总之，郑州商城遗址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解码早商都城文明、探究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实证，极大地完善了有关早商城市与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有力地推动夏商文明研究进入新阶段。

长春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长春村，地处石川河由黄土高原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地带，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

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多座带墓道大墓，确认了一处西周大型墓地。从墓葬数量来看，该墓地应是迄今发现单个西周墓地中探明墓葬数量最多者，规模仅次于天马——曲村墓地。根据陶器和测年数据可知，墓地时代从西周中期延续至西周晚期。葬俗和器物组合表明墓地的人群主体应为周系族群。

系统调查显示，石川河流域发现有西周不同时期聚落40余处，其中长春遗址规模最大，应是西周中晚期该区域的中心聚落。从宏观视角看，周人势力在该区域从早期到晚期呈日渐收缩趋势。长春大型采邑，在西周中期骤然出现在王畿北部链接黄土高原重要通道位置，可能出于加强该区域治理、藩屏王畿的战略需要。长春遗址的发现和流域聚落形态的认识，将以往零散的西周遗址纳入到聚落层级体系中去理解，为理解西周王畿的政治地理格局，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流域拼图”。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三面临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琅琊据文献记载与周代齐国“四时主”祭祀、秦皇汉武东巡等历史事件有关。

考古发掘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实证了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筑琅琊台的记载。

琅琊台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考古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大量具有标准器意义的建筑类遗物的发现，为山东乃至全国秦汉建筑及相关遗存的分期与研究提供了精确的参考。

考古发现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及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秦汉帝国的海疆观念和治理策略，也折射出秦汉时期蓬勃发展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

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绍兴古城南部。

遗址首次在绍兴古城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遗存，为探讨钱塘江以南马家浜文化分布提供了新材料；首次揭示了古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治核心区的文化面貌；实证了古城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发展史，为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遗址还首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东周时期越国城墙、宫台建筑、祭祀场所在内的都城格局。发现的一系列越国重要遗存为探寻越国都城格局、祭祀礼制、中国百越民族史提供了关键线索，实证了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是越国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

首次在绍兴地区发现的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官署建筑和官营手工业遗存，是我国郡县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会稽郡壁”铭文砖、“山阴守褒”封检、“山阴丞印”封泥、简牍等大量文字遗物，实证了遗址官署性质，为研究会稽郡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户税司法体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双重行政实证。遗址揭示的越国都城核心区域和会稽郡治行政中心文化面貌，对研究中国古代地方城市治理体系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深谷腹地，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

窑址考古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多件匣钵戳印“官”字款），产品均为精细白瓷（占比98％以上），其中碗、盘、炉、罐、香插、板瓦与西夏陵、西夏离宫及皇家寺院等跟宫廷密切相关的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实证其为西夏皇室御用窑场。

该窑址在制瓷技术方面实现了四大突破：其一，采用“黑色胎土（图五）+脉石英”的二元配方技术，将瓷胎中石英含量提升至71.8%—75.5%，烧制出透光度达40%的高石英白瓷产品，此项技术较元代景德镇窑提早两个世纪，也是我国高石英白瓷的首次发现；其二，大规模应用“釉”封匣钵口技术（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并创造性地开发出“釉”的“耐高温防粘结”功能，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首现完整的工艺链与功能提升，提高了产品优良率和匣钵使用率；其三，发现我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用煤烧制瓷器的窑炉，将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其四，发现了专门用于煅烧脉石英的石砌窑炉，将我国采用煅烧法制作石英砂的技术提前到西夏。这四大技术突破，其实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种本土化创新，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