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2025年底一件书画作品的真伪，会在中国文博系统引发震动。它如一石击水，在不同方面都掀起了风浪，大家讨论的话题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书画鉴定问题。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为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经常充满分歧和争议？中国古代书画有何复杂性？

实际上书画作伪自古有之。最初摹制古画只是一种学习和传承的手段，唐朝皇宫内设临摹机构，宋朝士大夫圈子流行金石学；而后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出现大量画廊、画铺，艺术品成为一种流通商品；从宋到明清，经济繁荣地区往往聚集着一批民间作画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比如明代的“苏州片”“开封造”，清代的“天津造”“广州造”，以及晚清民初的北京“后门造”等。

明朝苏州地区相继出现了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著名画家，史称“明四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单国强介绍说，明代晚期，苏州便形成一个书画造假中心，通过作坊式运作，打造出一条产销并举的艺术品产业链，人们如今称为“苏州片”。当时苏州一带主要仿工笔重彩绘画，且主要仿仇英的书画，是因为仇英作品价格高、雅俗共赏且易仿造。按照单国强的估算，现在全球仅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就有一百多本存世，其中有不少明清时期仿制的。

但书画仿制向来不等于简单的造假，而是融合了各种技艺和能力的一门复杂“学问”。随着人们对伪作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很多明代创作的“苏州片”如今甚至能在拍卖会上卖到几百万元。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前院长尹吉男介绍说，实际上，即便在如今人工智能如此普及的时代，也没有什么现代科技手段能够帮助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真伪。鉴定书画不像鉴定青铜器和瓷器，通过碳14测年技术检测古纸样误差大，且后人用前朝旧纸作画的情况很多——比如一幅宋画有空白的拖尾，有人把这部分拖尾切下来，再用这块宋纸做成假的宋画。书画鉴定像一门远古的手艺，至今还是需要靠眼力和经验。

有的时候一幅书画全假，有的时候半真半假、前假后真。甚至有的时候书画商为了赚两份钱，会把真的题跋割下来配一张假画，再把真画配上假题跋。印款可以作假，常见手法有挖款、补款、后添款等。题跋也可以作假，有的整段题跋都是假的，有的真假题跋掺和在一起。甚至还有一幅原本的真迹被割成了四段，每段都被单独装裱，作为单独的书画来卖钱。

书画辨伪中更复杂的情况是“代笔”问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介绍说，历史上有些书画名家因苦于应酬，往往请他人代为书画，这些人常常是门生或者后人，此类作品称为代笔。代笔情况复杂，有代笔人作画而署名画家自己款印的，有代笔人作画并落款而署名画家自己加盖印章的，还有两人共同完成而只加盖署名画家一人之印的，这种现象在书画收藏之中屡见不鲜，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

书画鉴定极其依赖实物。“这对于当今生活在高清图时代的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尹吉男说，无论幻灯片、PPT、高清图还是画册，都无法把原作的真实尺度表达出来，不论一幅大画还是一幅小画，都被缩放到一个屏幕或者一页画册的大小，尤其是画册，一幅长卷被印成了好几行。

对于辨伪同样如此，必须要看原件。“平时在展览上，隔着玻璃看书画，光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挖补、后添款，隔着玻璃根本看不出来。可一旦上手书画，把它拿到阳光下，就能清晰地看到挖补的痕迹，所以人们常说伪作‘怕见光’。”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物鉴定活动，要数上世纪80年代的古代书画鉴定组进行的全国巡回鉴定了。1983年，文化部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由文物局代表谢辰生组织，汇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六位当时最顶尖的中国书画鉴定大家，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持续八年的巡回鉴定工作，遍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全国大部分公立博物馆馆藏的古代书画进行真伪鉴定。尹吉男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工程，天时地利人和，所有因素汇聚到一起，不仅造就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的最高峰，也奠定了如今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格局。

当时鉴定组里的几位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顾问谢稚柳74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72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73岁，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杨仁恺69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九庵69岁，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傅熹年51岁。年岁铸就的阅历让他们各自掌握了书画鉴定的“看家”本事。

私人书画市场中练就了超凡的眼力，1949年后又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工作，因此当他们巡回鉴定时，几乎阅尽全国博物馆的书画藏品，这是任何一位古代书画鉴定大家都无法做到的，米芾、董其昌都没有他们看的书画多，数量和质量都不在一个量级上。”尹吉男说：“更关键的是讨论，古代私人藏家没有讨论的机会，而书画鉴定组还可以边看边讨论，讨论的结果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这让他们的书画鉴定能力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

但书画鉴定更像是一种极其主观性的求真的过程，每个人的经验、价值观不同，使得每个人心目中对真的理解也不同。即便是这些在鉴定方面最有名的老先生，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经历、兴趣和研究方向也不同，这造就了他们不一样的书画鉴定路径。

书画大家出身的谢稚柳善于“望气”，他认为一幅书画的归宿是“风骨与气韵”，侧重通过艺术直觉和一幅画的整体气韵来鉴定。徐邦达注重笔墨，认为笔墨像人的指纹一样，各家有各家的特点，每个人执笔的方式不同，每个人的经历也不同。著名的碑帖鉴定家和书法家启功文献功力深厚，根据书法和题跋上的历史掌故来判断作品的时代和真伪。刘九庵从14岁开始在北京琉璃厂做学徒，对所谓“中小名头”的三流画家非常熟悉。杨仁恺则用毕生精力追寻、收集溥仪带出故宫的清宫散佚精品书画。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傅熹年则会从绘画上的建筑样式角度来辅助判断绘画年代。

上世纪90年代初七人书画鉴定组合影，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从左至右），当时他们平均年龄已70多岁（受访者供图）

鉴定组巡回鉴定期间，在对各地公立博物馆馆藏的诸多传世经典名作进行真伪鉴定时也曾产生过分歧和争议。老先生们各自给出的理由，实际上就是人们在进入古人世界采用的不同路径。这也直接说明了中国古代书画的复杂性。

虽然分歧会让鉴定过程出现紧张气氛甚至争吵，但我这次接触到的所有采访对象，每每谈到书画鉴定的分歧时，都会给予肯定价值，对他们来说，书画鉴定组留下的争议才是最有价值的。在后来文物出版社为这次巡回鉴定出版的图录、目录中，最终很多书画的鉴定结果，是没有集体意见和最终定论的，每幅有争议的书画都会标上注脚，把每位老先生的鉴定意见都写上，有些意见很详细，认定为伪作的，还会写下判断理由，以及是哪个朝代的伪作，这些老先生鉴定结果的分歧之处，反而一直是后人研究的重点。

刘九庵生前使用的鉴定笔记和工具书（蔡小川 摄）

我们这期封面专题，想通过采访这些书画鉴定大家当年的助手和弟子，去回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这段历史，回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书画鉴定活动，以此展现中国古代书画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书画鉴定，如何看待书画鉴定中的分歧和争议，乃至如何观看中国古代书画。

我们从中国古代书画馆藏排名前四的公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出发，通过采访去展现它们各自不同的馆藏构成，以及当年这些书画鉴定大家对这些博物馆的影响。

实际上命运多舛的中国古代书画从清末民国开始，经历了从古董字画店散佚，再到上世纪50年代汇集到公私合营之后成立的文物商店里，随后在“文革”中因抄家集中于各个博物馆中，最后又走进市场化的拍卖行，从散佚到急剧回笼再到市场化流通，每一次都是逐渐从秘不示人向公众开放转变的过程，每一次都是更进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正是书画鉴定组中老先生们对这些古代书画的全面鉴定，从专业上重新赋予了书画收藏和观赏的新秩序，并为我们构建起一条联结我们现代人与古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渠道，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为书画鉴定组巡回鉴定的成果总结，《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和《中国绘画全集》历经十余年相继出版，不仅将他们鉴定过的6万多件藏品信息记录在册，还包含了他们的鉴定结果和分析。天津博物馆前副馆长李凯说，书画鉴定是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基石，书画鉴定组多年的巡回鉴定摸清了全国博物馆和公立机构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底数，也为各博物馆保护与展示中国古代书画提供了最科学的依据，更是对中国最杰出古代书画鉴定家研究成果的抢救。

此外，24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共收录了20117件作品，制作35700幅图版。“古代著录从来没有图像，只有文字描述，因此图目具有重大价值，是我国公立博物馆的书画藏品资料首次向公众全面公布，这背后代表了极大的开放性。并且也只有古代书画做到了这一点，至今也没有青铜器、瓷器等其他类别的博物馆所藏文物做到像古代书画一样，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这样经权威专家鉴定后，如此大规模编辑的全面、系统的藏品图目的出版著作。要知道直到现在，国内也只有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有部分书画藏品照片可供阅览，但在书画鉴定组成立之初，鉴定组的专家们就已经规划出版书画图目了，这是超越中国博物馆的开放性的，也为学术界乃至广大书画爱好者了解和利用这些藏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便利，是公立博物馆藏品资源全民共享开放理念的最好实践。”李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