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丙午马年新春到来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在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绵阳市博物馆支持下,推出“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展览遴选与马相关的精品文物120余件(套),通过良驹伴文明、车马昭礼制、鞍辔有工巧、蹄声通万里、神骏绘流年五个单元,多角度展示马在中华文明长卷中的千姿百态。

马为六畜之首,饲养与役使的历史源远流长。距今约3700年前的甘肃省齐家文化遗址发现有马骨遗存,至商代晚期以车马坑陪葬的做法已较为常见。春秋战国时期相马术已逐渐形成体系。随着西域良马的传入,马的驯养与利用成为推动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车马自商周以来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与军事装备,更是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至迟从商代晚期开始,以马牵曳的战车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拥有战车的数量一度成为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而其在军阵中的排列与使用亦遵循着特定的礼法规范。汉代以后,战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但车马数量、形制与装饰,仍持续彰显社会等级与礼仪秩序。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始,在中原单骑战术逐渐取代传统车战。马鞍、马镫不断变革,马具装备逐渐完善,其设计、制造与变革过程,体现了古代制造工艺与匠作技艺的发展进步和巧思独运。鞍辔驭马,骑兵逐步发展为战场主力,深刻影响了战争形态与边疆经略的格局。骑乘普及,为丝路贸易、驿传通衢的交通繁荣奠定了技术基础。
马以其卓越的速力与耐力,拓展了人类活动范围,成为推动文明交流的重要动力。西汉时中亚骏马已沿草原之路进入中原;张骞“凿空”西域,天马西来,丝路交通体系日趋形成。此后持续的绢马贸易与茶马互市,马匹成为欧亚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与文化载体。伴随马匹往来,文化亦在东西方之间传播交融。外来马文化元素经中原文明吸收与再造,融入礼仪、文学与艺术传统,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图景中,动物远非自然生灵的简单摹写,它们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马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动力与生产劳力,其矫健的形态也成为各类艺术创作中经久不衰的母题,融入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承载着大众的审美情趣与朴素情感。昂扬向上的精神更使马成为连接物质与精神、凡俗与理想的独特载体,成为表达美好愿望的文化符号。马在中国历史上是行地无疆的脚力,是负重致远的伙伴和文明交流的鲜活脉络。历史不止于回望,已成为汇聚奔腾的力量,在文明的长路上,跃马扬鞭,长啸驰骋。
鞍马俑
秦
1977 年陕西省西安市秦兵马俑二号坑出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鞍马是骑兵的坐骑,四蹄矗立,劲健有力,两耳如削竹,耳前有鬃花,尾巴成辫形,马背上皆有鞍鞯。其两端微隆,中部下凹,鞍面上雕有鞍钉,鞍鞯周围缀有缨络和短带,马肚下有一条肚带将鞍鞯固着于马背,带头相接处有一参扣。秦人养马,以此崛起,鞍马俑塑造了秦代战马健壮有力的形象,反映了秦代筛选战马的严格标准。
彩绘陶兵马俑
1965 年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杨家湾西汉兵马俑分大小两种,自成方阵。大骑马俑毛色有黑、红、紫三种,骑士及马俑体格壮硕,马身彩绘马鞯和辔头等。骑俑着有红、白、绿、紫等服饰,有的披有黑色铠甲。小骑马俑体格更为轻巧。马姿态生动,或静立或作昂头嘶鸣状。骑俑一手呈持兵器状,一手作勒缰状。汉兵马俑军阵中大量骑马俑出现,反映出西汉初年骑兵已具有一定规模。
青铜轺车
东汉
1969 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轺车是古代一种轻便的马车。此件铜轺车由轺车、马、伞盖和御奴组成,和斧车一起为仪仗队列的前导车,是雷台汉墓仪仗俑队中的一部分。
《传驿马名籍》简
汉
1990年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出土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

彩绘牵马俑和彩绘陶马
唐
2018年陕西省咸阳市窦家村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胡人陶俑衣着华丽、造型逼真、刻画精细,表面彩绘鲜艳明丽,宛若新制。陶马以泥质黄陶制成,双目圆睁,双耳高耸,腹部微鼓,四腿直立于方形薄踏板上,体态雄健。胡人牵马俑组合是探索唐代社会文化、丝绸之路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实物资料。
粉彩四马图碗
清道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