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简：穿越千年而来 解码楚韵华章

“公元前213年，秦火焚尽诗书经纬；楚人却在长江的褶皱里，埋藏了另一种春秋……”——《楚简越千年》

长江之畔，荆楚腹地，楚纪南故城遗址静静矗立了两千余年。自1965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此探寻楚都踪迹以来，六十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考古人以手铲拨开历史尘埃，勾勒出这座长江流域东周时期最大都城的恢宏格局，更让一批沉睡千年的荆州简牍重见天日。近日，“荆州区域新发现战国秦汉简牍与中华历史文明”学术会议在湖北荆州举行，会上为自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的荆州简牍赋予统一名称——“荆州简”。从治国方略到哲学思想，从文学艺术到民间风俗，荆州简以其丰富的内涵、珍贵的价值，展开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楚国画卷。

考古筑基：纪南城考古的突破与荆州简的发现 

纪南城考古的六十年，是楚文化考古从探索到深耕的六十年，更是荆州简从发现到系统呈现的价值觉醒之路。作为长江流域东周时期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都城遗址，纪南城的考古工作始终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核心，通过持续、科学的发掘，为楚文化研究搭建起坚实的骨架，而荆州简的不断出土，则为这一骨架填充了饱满鲜活的文化肌理。

196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部门启动纪南城全面测绘勘探，拉开了楚都考古的序幕。1975年至1979年的考古大会战，对城址进行全面勘探并发掘多处墓葬，初步厘清城址结构布局与性质年代，在周边墓葬中首次发现楚简线索。2011年至2015年，随着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推进，宫城区夯土台基与水网结构被清晰辨识。2018年至2025年，东垣南门及北城垣的发掘取得关键突破，战国早期城垣的发现，将纪南城始建年代追溯至战国早期。

六十年来，纪南城考古不仅揭示了城址方正格局、“一门三道”规制、宫城的“择中立宫”和布局的“三群一环”等符合周礼又兼具楚风的营建特征，更通过周边墓葬发掘，构建起从战国早期到中后期的完整文化序列。而荆州简，正是纪南城考古最核心的成果之一。荆州博物馆馆长杨开勇介绍：“截至目前，荆州已出土战国楚简4100余枚，占全国总量的32%，秦简1200余枚，西汉饱水简牍11400余枚。这些简牍部分出自纪南城周边墓地，墓主涵盖‘士’级贵族至‘庶人’各个阶层，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信息链，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认为：“目前我们国内发现的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中，最好的还是楚国的这批，它是当时楚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凝练和概括。我们现在收藏于各个博物馆和考古单位的大量简牍，多数来自荆州，还有一批封存在各个收藏机构、科研机构或者高等院校。如何对这一批材料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概括，我想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我们的文物，还是要以它的出土背景为依托，如果脱离了这个出土情景，它就是没有根脉的，会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把它命名为‘荆州简’的话，确实是为我们的上古文明留下了可以看得见的书和文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极有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纪南城考古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作为长江流域东周时期最大的都城遗址，其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城址考古、文脉传承和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那么荆州简中关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日常风俗的记载，则让这座千年都城以更加鲜活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认为：“楚文化起源问题是楚文化演变脉络中的核心议题，纪南城是楚文化的核心物证，荆州简为这一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简牍文献证据。作为楚文化核心区域出土的简牍资料，其原始性、真实性的特质，为我们精准定位楚文化起源地、梳理楚文化早期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应充分重视其价值，不断深入研究和传播，让楚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简牍瑰宝：那些被清晰记录、填补空白的历史“之最”

为什么荆州简被誉为“战国秦汉百科全书”，它记录的内容到底有何价值？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张玉文表示，随着荆州简牍的持续发现与研究，这批创下多个“之最”的简牍文献，不仅不断修正着我们对先秦历史的认知，填补着学术研究的空白，更架起了连接古今的桥梁，展现出楚文化的璀璨成就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儒家经典传承方面。2021年王家嘴墓地出土的《孔子曰》，以“孔子曰”开篇，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是“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的原始文献，为研究《论语》的成书过程提供了全新视角。2023年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吕刑》，是迄今考古发现最完整的战国时期抄本，与传世本相比，在文字表述与篇章结构上存在差异，为校勘传世文献、探讨战国时期法律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珍贵范本。这些文献的发现，印证了楚地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区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交融。 

历史认知重构方面。秦家嘴楚简中一篇暂拟为“四王五霸”的文献，首次将楚文王列入“春秋五霸”名单，排列为齐桓公、晋文公、楚文王、越王勾践、吴王阖闾，与《史记》记载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的传统说法有所不同。这一发现印证了战国时期对“春秋五霸”认知的多样性，展现了楚人的历史观。此外，望山楚简、天星观楚简等记录的“燕客臧宾问王于郢之岁”“齐客祝窔问王于郢之岁”等大事纪年，以及秦客公孙鞅（商鞅）聘问楚国的记载，更是生动再现了楚国与诸侯国的交往，填补了楚国“外交史”的空白。 

科技文化医学方面。王家嘴楚简中发现的乐谱类文献，由数字、天干及符号组成，包含“宫”“角”等古音律名，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乐谱，为实证先秦礼乐文明提供了坚实的文字资料，有望填补中国早期音乐史的研究空白。秦家嘴楚简中的“九九术”乘法口诀，将中国最早乘法口诀的实物年代提前了约一个世纪，比此前发现的秦简《九九表》更早。而秦家嘴楚简中首次发现的“字谜”，如对“州”字的解说为“三乙结中，凡其数九，州也”，反映了当时楚地楚人对汉字字形奥秘的探索，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秦家嘴楚简中保存的“药方”，是迄今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楚简医方。药方结构完整，包含病位描述、症状记载、药物配伍、服用方法，甚至复诊记录，如“民有疾，居少腹……以酒煮而饮之……乃瘳。”展现了2300年前楚国的医疗水平。

这些“之最”共同构成了荆州简的核心价值体系，展现了楚文化在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卓越成就。“‘荆州简’的时代意义，在于它们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重要实证，不仅修正了我们对历史的既有认知，更揭示了先秦文化的多元面貌。这些简牍，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道路。”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王石如是说。

守护传承：让千年简牍“活”在当下 

荆州简的保存、解读，离不开文物工作者的匠心守护与学者们的不懈探索。从出土时的饱水脆弱到如今的对公众展示，从零散的考古发现到系统性研究，荆州简的保护传承之路，彰显了新时代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与创新实践。 

在文物保护方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作为有机质文物保护的“国家队”，承担了全国约80%的简牍保护工作。简牍出土后，面临着水分流失、干缩变形、字迹褪色、微生物侵蚀等多重威胁，尤其是饱水简牍的保护，堪称文保领域的“世界性难题”。荆州文保人历经数十年探索，攻克了清洗、脱水、脱色、封护、包装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发出“草酸脱色法”等突破性成果，成功让肉眼难辨的字迹重新显现，让干缩变形的竹简润胀复形，为中华文明“信史”的守护提供了坚实保障。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自荆州简牍出土之初，保护工作便已启动，历经数十年，已完成对近65%出土简牍的修复工作，目前正全力推进近年来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和秦家嘴楚简的修复保护工作。“荆州简是我们积累经验的源头。荆州文保人将继续秉持专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荆州简保护工作。”方北松说。

张家山汉简

秦家嘴楚简

在学术研究方面，荆州简的整理与解读工作也在持续深入。“目前，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旅厅和武汉大学三方合作，启动了为期10年的湖北出土简牍整理项目，荆州简是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表示，“通过对这些律令简牍的整理、复原、解读和研究，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当时国家的制度架构、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治理模式，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此外，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趋势，冶金考古、陶瓷考古、植物考古、数字考古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与简牍文献相互印证，构建起更为立体的楚文化认知体系。荆州博物馆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出版研究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向公众展示荆州简的魅力，已出版《楚系简帛文字编》等10余部专著，发表相关论文数百篇。 

面向未来，荆州简的保护传承工作有着清晰的规划与愿景。正如湖北省文物局局长陈飞所言：“站在纪南城考古六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荆州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实证了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些墨书于竹木上的文字，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未来，随着保护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深度的持续拓展、传播方式的创新升级，荆州简必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建设文化强国、传承中华文脉提供坚实支撑，让楚韵华章在新时代焕发出不朽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