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晚生,有幸在杨光辉老师的引荐下,于一个安静的小房间采访到了当代版本目录学大家——沈津先生。我仍记得沈先生对我的嘱咐,那是在嘈杂环境中难得的一份静谧。
去国万里,心为古籍。我从一些报道上看过沈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故事,但等见到真人,又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感。哈佛燕京图书馆大约有4000种古籍善本书,其中很多都是在别处再难看到的,而沈先生的使命就是将它们揭示给有需要的人。哈佛燕京图书馆至今已有97年的历史,从馆长裘开明、吴文津、郑炯文到如今的杨继东,不变的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沈先生也在演讲中多次讲到这一点,可见其影响之深。
自广收古籍善本以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便开始思考如何揭示藏品内涵、充分挖掘利用馆藏资源。第二任馆长上任后,有志于完成裘先生的志业,便一直想要请人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沈先生在众多人选中脱颖而出。
1986年,沈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先后4次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打前站”,并在媒体上分四期刊载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见闻。有了这样的基础,1992年,吴文津馆长盛情邀请沈先生去哈佛燕京学社任访问学者,继而留在燕京图书馆工作,一待就是18年。
沈先生强调版本学和目录学是紧密相连的,而连通两者最重要的就是实践。任何一本书的构成都是很简单的,无非是书名、作者、版本等信息,但真正的研究是要进一步揭示版本的特征,这就要用上版本学的知识了。沈先生认为,古籍版本鉴定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借的东西,而是要有自信,形成自己的判断。沈先生在新作《沈津说古籍版本鉴定》中设有藏书印专章,所涉辨别伪章的经验,都是沈先生在多年实践经历中总结的。
对于有志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同学,沈先生推荐入门先看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其次还可以看毛春翔、姚伯岳等人的著作,他认为,“书不在多,贵精和用。”沈先生在谈到《书林清话》的时候,讲到诸如叶德辉这样的大家,也不可能动用大量资源去买书,只能利用各家书目去引发自己的思考。因此,参考他人的成果固然重要,但有条件的话更要去实践。不亲自摸一摸、看一看古籍,是难以把握纸张、字体、印章等细节的。

沈津和恩师顾廷龙
沈先生说做学问最重要的有三点。首先,认准了目标,就坚定走下去,喜欢版本目录学,就要坚持,不要因为领导安排或别人建议就轻易改变方向;其次,要有一个好导师,一个好导师能传授很多书本没有的知识,能用自己的实践去引导学生成长;最后,要有大量的工具书、参考书,且要多看原书,要经常去图书馆,把善本、普通书都调出来勤看,看多了才能有感觉。
当我问完问题后,拿起手机一看,已过去了一节课的时间。我起身道谢并打算送沈先生离开,这时在场有位藏书家问:“在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做?”沈先生回答道:“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是要将自己的所藏‘化身千百万’,便利更多人。”
紧跟着这个问题,我又发问:“我们这一行是不是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沈先生轻轻地在我肩上拍了几下,笑着说:“你要知道你的肩上有图书馆员的责任和担当,我们都在为读者做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