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老店与故宫博物院同龄！寻访百年邃雅斋（下）
宋版珍稀，明刻次之，邃雅斋却常能觅得。著名版本学家、中国书店业务顾问雷梦水在《琉璃厂书肆四记》中详载：“董、刘二氏通目录学，前后经刘氏收得宋刊本约二十余种。董氏所收善本亦伙……中不乏《穴研斋钞本》、明活字本《容斋五笔》、明写本《册府元龟》等珍品，后多归北京图书馆、天津藏家等。此外，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原为周叔弢旧藏，最早是1929年前后由董会卿自陕西购得，1931年经文禄堂转入周手。1952年，周叔弢将大批古籍捐予国家，此本即在其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书界传颂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被誉为“文化战线上的反侵略战役”。邃雅斋亦参与其中。郑振铎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五号工作报告》中提到从邃雅斋购书之事：“平肆邃雅斋历年得山东毕氏、黄冈刘氏及各地藏家之善本不少……收下八十余种。”所列包括宋刊《鬳斋考工记解》、元刊《三体唐诗》等。这些善本因此免于战火与掠夺。笔者在纪念郑振铎诞辰展上，亲眼见过盖有“北京琉璃厂邃雅斋书社”印章的收条，日期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月、九月等。
旧书业有言：“新书靠出版，旧书靠收购”，邃雅斋作为买主的事迹同样精彩。
邃雅斋成立初期曾购得《四库全书》进呈抄本，为四库纂修重要佐证。此书得自晚清藏书家柯逢时后人。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载，1927年柯氏次子将部分藏书以12000元售予邃雅斋，“多至百簏，无宋元本，大抵四部中重要而切用者”。伦明曾叹柯氏藏书散佚，赋诗云：“柯家山馆半成荒，百簏缣缃看过江。记听中丞违俗语，好书堪读不堪藏。”
全盛时期，邃雅斋声名远播，备受藏书家关注。抗战前夕，江北最大私家藏书“池东书库”后世主人王其毅恐藏书流落外邦，将部分转让邃雅斋。北平各图书馆、学术单位争相购藏，次年以“池东书库藏书”名义影印出版，轰动学界。1938年来琉璃厂学徒的萧新祺，是琉璃厂的老书商，他在《宿迁王氏池东书库藏书纪要》中称：“家中全部藏书于民国廿三年，售于北京琉璃厂肆邃雅斋书店。”
今人赞王氏藏书之珍，亦颂邃雅斋之慧眼与胆识。这些古籍今藏于国内各大图书馆，而池东书库所藏书画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尽散。可以说，邃雅斋等旧书肆在动荡年代，为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存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邃雅斋既有琉璃厂书肆的共性，亦具独特气质。
胡金兆《百年琉璃厂》中记一事：“董会卿与副手刘、郭二位合作几十年，关系融洽。后郭子章病逝，按理人去股消。但董会卿力主保留其人力股，归其家小。东家张樾丞亦念旧，予以同意。郭家一直领取股息，直至公私合营。”此事折射出邃雅斋“以人为本”的精神。
邃雅斋人亦能直面错误，从中成长。藏书家姚一鸣在著作《中国旧书局》中记一轶事：1947年前后，长沙一书商得南宋书棚本《江湖群贤小集》，联系邃雅斋刘英豪并寄纸样。刘误判为影印本，未及时回应。书商转而携书至上海，经汉学书店郭石麒、来青阁杨寿祺及专家徐森玉鉴定，确认为宋椠珍本，遂以十两黄金购下。消息传开，刘英豪特赴上海查看，见面后“面红耳赤，追悔莫及”。此事可见邃雅斋人不讳失误、敢于反省的坦诚。
邃雅斋人有德，书有品，更有一绝——技高。其古籍修复技艺被誉为“续命汤”，已列国家非遗。此技艺可溯至肄雅堂、邃雅斋等代表性古旧书店，王志鹏曾在邃雅斋学徒并担任伙计，后开办了自己的旧书店。他精通古籍版本鉴定，跟从刘子杰等人（刘子杰曾在肄雅堂学徒，擅长古籍修复）习得精湛的古籍修复技术，后来成为中国书店古书装订修补工作组的首任负责人，与邃雅斋学徒出身的赵树枫、修绠堂的韩斯久及羡昭栋等被称为第一代传人。这一技艺至今在中国书店已经传承至第五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在《邃雅斋和王志鹏》中记述：“补写短缺书页，须字体、墨色、行格与原书毫厘不爽。”王志鹏之妙，在于能以独特笔锋勾画行格，使补抄与原书浑然一体，真伪难辨。
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前编辑赵安民在一篇文章中简述王志鹏生平：“十四岁到邃雅斋学徒，从此走上古旧书业之路，成为二十世纪北京旧书业与琉璃厂文化的见证人。”
河北书商素有由商而士、深耕学问之风。许多人精研版本目录，编书撰文，成一时风气。董会卿即其中代表。他所辑《邃雅斋丛书》八种二十七卷，涵盖经史子集，校勘精审，序言中申明“传刻罕见不彰之书”。1934年印行后，他又为史学家张次溪排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至今仍是研究清代戏曲与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
如上所述，董会卿带领邃雅斋跨越沟坎，一路成长，直至今日。
琉璃厂提及河北人，多怀敬意。自清至民国，河北籍书商在此撑起半壁江山。郭纪森曾感慨：“琉璃厂的根基，实由河北人奠定。”地缘相接，往来便利，明代起便有河北人在此从事修书、裱褙或贩书。他们终日与书为伴，熟稔版本，亲近学者，渐成大家。董会卿正是其中杰出代表。
百年来，文献多记董会卿籍贯“河北新城”，却未详村落。今新城县已不存于区划。笔者偶闻“董会卿葬于河北定兴县天宫寺镇北斗门村”，遂循迹探访。近日，笔者偕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易臣先生驱车前往，在定兴县文联主席王振林引导下，得见董会卿侄孙——66岁的董孔宣，确认董会卿生于北斗门村，亦归葬于此。他育有二子一女，皆已离世。
董孔宣称，董会卿幼嗜读，入私塾四年。家资尚厚，宅院宽广，后因匪患家人遭绑，遂决意外出谋生，经人引荐入琉璃厂书业。据胡金兆记载，董会卿最初学徒于福润堂，掌柜王福田亦为河北束鹿人，专向清宫供书。董曾随师入宫送书，所携多珍本。因踏实细致，渐担送书之责，从无错漏。出师后留铺学习，后受聘于述古堂，深研版本目录之学。
董会卿侄孙女、82岁的董秀英在电话中说，她称董会卿为“二爷爷”。三年困难时期，她曾赴京在二爷爷家小住。当时邃雅斋门脸不大，二爷爷六十余岁，问年纪只笑答“属马的”，并让她称一旁老者为“刘爷爷”——应即合伙人刘子杰。调研中了解到，董会卿病逝于女儿董淑芹家。一行人随即转赴定兴县东落堡镇大田村，见到董会卿的外孙殷树森（78岁）、殷树坤（73岁）。殷树坤回忆，姥爷最初为东家经营，未出自资，三位掌柜按月领薪，年底分红。掌柜最高月薪十块大洋，东家张樾丞惜才，欲给大掌柜加两块。董会卿婉拒，坚持不超过两位师兄，只拿十块。可见其重义周全。
殷树森常听姥爷说起赴全国各地（除台湾外）收书，甚至骑驼至敦煌，所得多来自清末民初败落之家。董会卿交游广，曾为李大钊等人送书。一生收徒十一人，关门弟子马骥林亦为同乡。女婿殷宝臣曾随其至琉璃厂习业，后专修古医书。
谈及鉴赏功夫，殷树坤说姥爷有一绝：闭眼摸书，即知纸质年代，百试百灵。董会卿家中藏书极富，北房住人，南屋与东屋皆堆书至顶，高逾两米。殷树坤从小在书堆长大，甚至曾睡在书架边铺板上，清晨母亲发现孩子滚落缝隙间，仍光身熟睡在书本上。这座院子原是粹雅堂主人藏书的地方，老板过世后家道中落，宅子便卖予董会卿。
殷树坤说，姥爷晚年俭朴，不烟不酒，少饮茶，唯以读书看报为乐。自《人民日报》创刊即常年订阅。在殷家，笔者见董会卿生前所穿蓝布大褂，虽过四十余年，形制犹雅。
1956年公私合营后，邃雅斋被合并到中国书店，成为所属的一个古旧书门市部，董会卿也将自己的藏书无偿捐献给国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中国书店灯市口店干杂工，特殊时期又遭抄家批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董会卿在琉璃厂的居所受损，遂携夫人返乡，安居于女儿处。1979年得以“错划改正”。三年后的1982年5月，不慎跌倒街头，卧榻数日后安然离世，享年八十八岁。依叶落归根之俗，归葬北斗门村董氏祖茔。
1956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设立登记事项表中有关邃雅斋的记录。
北斗门村历史上分属定兴与新城。康熙十二年《定兴县志》载“斗门半属本县，半属新城”。1993年新城县撤，设县级高碑店市。文献中，“斗门”之名在两县志中屡见，地域相接。
定兴、高碑店一带，文脉绵长。晚清藏书家徐坊居定兴，筑“归补堂”富藏宋元本；收藏名家郭葆昌亦出定兴；经史大家王树枏生于高碑店。然而董会卿在京书事未载于两地方志，民国《定兴县新征志料》《新城县志》及后世志皆无记。
邃雅斋栉风沐雨，已行百年。它历经民国动荡、新中国成立、公私合营、“文革”岁月、改革开放，始终屹立琉璃厂，成为这条文化街上仅存的古旧书店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号，亦被誉为“中国线装书的聚宝盆”。
1956年公私合营，北京旧书业悉入中国书店。因邃雅斋与来薰阁声名尤著、规模较大，二字号得以保留，多数老店则悄然消失。1960年后，琉璃厂渐为寻常街市，直至1986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琉璃厂古文化街”，这里才重焕生机。随后东西街建仿古建筑，定为步行街，延续至今。
20世纪90年代，邃雅斋位于海王村公园内，沿南新华街有“百米书廊”之称。笔者初中曾于此淘书。后因拆迁改造，邃雅斋暂歇，2004年12月重张。如今邃雅斋已是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一部分：一层陈文史书画，二层营线装碑帖，三层为拍卖行。2019年，中国书店在此创办“邃雅讲堂”，其名正源于老号。中国书店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东晓表示：“邃雅讲堂旨在搭建读者、学者、藏家、出版人之间的桥梁，弘扬传统文化，挖掘古旧书业务的内涵与外延，彰显其深邃雅趣。”笔者曾在此聆听多场讲座，如李致忠《中国书籍的起源及装帧形制的演变》、马学良《明代内府刻书的价值与善本赏鉴》等。如今，它已成为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平台。
与故宫博物院同龄的邃雅斋，虽在物理空间上不及宫苑辽阔、文物浩瀚，却在文化与文献意义上，承载着同样博大深厚的古籍事业。正如这般古旧书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已形成收、售、著、印、藏、修的行业“生态圈”，堪称中国古旧书业的一座微缩“故宫”。
书店兴衰，常系于主事者之襟怀学识。一家百年古旧书店，必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完满见证。2026年，恰是邃雅斋迈入第二个“百年”的开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2026年起，每年4月第四周将被设为“全民阅读活动周”。站在新的起点，古旧书店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探索数字化阅读与古籍数字化的融合之路，已成为邃雅斋乃至整个古旧书行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