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老店与故宫博物院同龄！寻访百年邃雅斋（上）
自百年前起，西方人渐渐摘下“有色眼镜”，开始以更客观的目光打量中国。彼时不少游记作家与摄影师深入东方，用文字与镜头记录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市井百态，捕捉中西交融的瞬间。一位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德国摄影师，曾在北平琉璃厂抓拍下一家古旧书店的工作场景——后来德国某杂志刊登此照，图注写道：民国时期琉璃厂邃雅斋店员王志鹏。一同入镜的还有邃雅斋东家、篆刻名家张樾丞。一时间，王、张二人成为琉璃厂的生动缩影，而邃雅斋则如一张名片，走向世界。
这家与故宫博物院同龄的老店，是京城古旧书业的杰出代表，昔年被誉为琉璃厂“三大古旧书店”之一。更难得的是，无论时局如何变幻，其字号沿用至今，已成书界传奇。今年12月适逢邃雅斋创立一百周年，笔者特意展开调研，通过实地走访、查阅档案、探访后人等方式来追忆邃雅斋的过去，记录其当下，下笔前心情久久难平——历史如此深厚的邃雅斋，是否当得起“古旧书业里的小故宫”之称？
邃雅斋诞生于琉璃厂。这片沃土赋予它独特的文化基因；而它的出现，也为琉璃厂悠久的文脉注入了新的生机。
琉璃厂的历史可溯至辽代，原名“京东燕下乡海王村”。元代建都北京，于此设窑烧制琉璃瓦。明永乐五年（1407年），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城，在此设立“琉璃厂衙”，琉璃厂由此得名。永乐二十年（1422年），工部设“五大厂”，琉璃厂位列其一，专司都城与宫殿建材的烧制与储备。
琉璃厂向文化街转型，始于清代旗民分城之策。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至清中期，琉璃生产迁至京西琉璃局（现门头沟区琉璃渠村），但地名保留下来。旧窑址周边渐建屋舍，形成街巷。据《琉璃厂小志》载：“琉璃窑前之隙地，自康熙年间，经窑厂监督汪文柏之倡议，建筑房舍，招商承租，自此商贾云集，乃成喧市。”汪文柏身为文官，工诗善画，富于藏书，曾赋诗记其盛况。
在文人官员推动下，宣南地区的汉族官员与文士纷纷于琉璃厂周边筑园建宅。历史学家邓之诚考证，清代居京有记载的文士中，六十余位曾寓居琉璃厂一带，如孙承泽的后孙公园、顾嗣立的小秀野堂、李渔的芥子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数十家会馆亦相继设立，琉璃厂遂成文人、学子、官员荟萃之地。诗文往来之间，这条街渐渐洗去窑厂尘灰，染上浓郁墨香。
康熙后期，琉璃厂逐渐定型为书肆街。北京书市从慈仁寺（现报国寺）东移至此，迅速繁荣。汉族官员与文士成为书肆常客，直接带动书业兴起。乾嘉时期，文人官员“无不往游琉璃厂，盖收集善本，罔不求厂肆也”。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更为琉璃厂注入强劲动力。各地书贾纷纷涌入，图书交易活跃，连带其他文化业态一并兴盛。翰林院编修每日校勘后，常携书目至琉璃厂查考资料，成为街头一景。清代大学者翁方纲曾记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官员“午后归宿，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
随着清末政局动荡，外强入侵，琉璃厂书肆街步入起伏阶段。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量藏书散落民间；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宫廷、官府及私家藏书再遭浩劫。然而琉璃厂书商却趁此时机，四处搜罗散佚古籍，为文化传承留下一脉薪火。
随后洋务运动兴起，西学渐入。曾任翰林院修撰的黄思永在琉璃厂首创工艺局，开民族工业与中西交流之先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亦建于此。1917年，海王村公园开放，书商纷纷入驻，琉璃厂从此规划为永久性文化商业区。这条街的记忆里，不止有窑厂、书肆、公园，更烙印着一部民族手工业的振兴史。
正是在这般新旧交汇、书业蓬勃的背景下——1925年，邃雅斋诞生。同年，故宫改制为故宫博物院。
邃雅斋创立不久，琉璃厂经历空间重构。1927年，北洋政府开辟和平门，城内为北新华街，城外为南新华街。南新华街将琉璃厂分为东西两段：东以古董珠宝为主，西以书肆、南纸、字画、碑帖为盛。自此店铺鳞次栉比，盛极一时，格局延续至今。
邃雅斋1925年诞生于琉璃厂。这片沃土赋予它独特的文化基因；而它的出现，也为琉璃厂悠久的文脉注入了新的生机。
“邃雅斋书店，西琉璃厂路南甲一九二号，主营线装书、平装精装旧书，主理人董会卿，河北新城人，59岁，住琉璃厂国门关胡同八号（现西北园）。私塾四年，十八岁来京在福润堂学徒，1914年改在述古堂书店当伙友，1918年出外收买线装旧书至1925年邃雅斋书店成立，任经理至现在。”这份存于北京市档案馆的《北京市私营企业设立登记事项表（1953年）》，犹如邃雅斋的官方“身份证”。从创立至今已隔百年，那些创业初期辛勤经营的掌柜与伙计也都已随他们经手的古书一同隐入历史，成为我心中敬仰、恨不得隔空鞠躬的“古先生”。笔者本欲寻访他们的影像或手泽遗墨借物思人，却所获甚微。如今仅能借一些间接的佐证材料，尝试还原邃雅斋旧日风貌与业界影响，虽不免有“旁门左道”之嫌，却实属无奈之举。
被誉为“中国古旧书业第一书”的《琉璃厂小志》是琉璃厂的“家底书”。作者孙殿起，在书中《琉璃厂书肆三记》一文中简述邃雅斋：“董金榜，字会卿，新城县人；刘英豪，字子杰，深县人；郭景新，字子章，三河县人，于民国十五年开设，多板本书。于（民国）二十五年发行《邃雅斋丛书》。”《琉璃厂坊肆匾额录》则载：“邃雅斋由姚华书，藏书处三字为郑家溉书。”姚华即姚茫父，近代学者，与陈师曾、张樾丞并称“近代铜刻三大家”；郑家溉系清末翰林，抗战时期因拒任日伪职务殉国。董会卿与孙殿起同龄，同属河北人，皆深谙厂肆往事。有“琉璃厂圣人”之称的孙殿起与伦明经营通学斋，于贩书之余开启书商著说之风，一改以往仅文人雅士笔记厂甸的传统，撰有《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清代禁书知见录》等。
笔者在中国书店琉璃厂店曾见著名藏书家、首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题“邃雅斋经籍铺”原件，系刘子杰向傅所求，虽未刻匾，墨迹犹存。
《百年琉璃厂》一书对“邃雅斋和它的创业者董会卿”记载尤详。作者胡金兆生于琉璃厂、长于琉璃厂，父亲为民国会文堂新记书局经理，与邃雅斋对门而居。胡金兆自小见过大掌柜董会卿，与其长子董学敏为同窗。他凭记忆手绘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琉璃厂名店位置图：邃雅斋位于西琉璃厂与南新华街交叉口西北角，路南第五家，东邻富晋书社，西接观复斋。
“张樾丞不仅是邃雅斋出资的东家，而且慧眼识人，非常看重董会卿。可以说，若没有董会卿出山当掌柜，张樾丞是否出资开邃雅斋还要另说。”胡金兆在书中透露。张樾丞以刻铜闻名，开设同古堂墨盒铺，收入颇丰，为琉璃厂一带富贾。既已有店，为何还要开旧书店？
胡金兆写道：“他的同古堂生意越来越好，家底愈厚。他又不是发财就图享受的人，生活简朴，便想以资金再投资。正好西琉璃厂一爿店要出兑，张樾丞认为位置好，想开旧书铺。”然而开店不仅需好地段，更须好掌柜。董会卿如何入他眼呢？
原来同古堂近邻述古堂，张樾丞常常见到这位年轻后进。胡金兆描述：“张樾丞几乎经常可见这个比他小十三岁的书界后起之秀，见他老成持重，腹内渊博，且通目录学，知之甚广，料定日后此君必是书界栋梁之才。”相处日久，二人成忘年之交。张樾丞又物色了述古堂伙计刘子杰、郭子章。店址、人员、资金齐备，张樾丞取名“邃雅斋”，请姚茫父题匾，筹备开业之际，董会卿因父丧返乡守孝。张樾丞遂对刘、郭直言：“你们各有所长，但非掌舵之人，需请会卿回来。有他，邃雅斋立即开张；他不来，此事暂且搁置。”二人即赴河北力劝董会卿，言“你不去，张樾丞不出资，买卖开不成”。厚道的董会卿葬父后返京，出任掌柜，刘、郭辅之，均享人力股。1925年，邃雅斋在琉璃厂西街开张。孙殿起所记“民国十五年开设”或许有误。
那么，邃雅斋究竟是一家什么性质的书店？晚清相国瞿鸿禨之子、国史家瞿宣颖在《北游录话》中指出，当时琉璃厂书铺分几种：一类卖闱墨、替翰林卖字、为举子置办文具，科举废后转为贩卖教育用品，不新不旧；另一类则真正买卖旧书碑帖，“承袭乾嘉以来风雅朴学之风”，主顾为京朝学士大夫，他们对版本、碑帖如数家珍。邃雅斋正属后者。
在书肆如林的琉璃厂立足不易。珍本价昂，许多书店皆有后台，如梁启超资助藻玉堂，康有为支持长兴书局，伦明投资通学斋。邃雅斋虽无显赫靠山，但东家张樾丞身怀绝技，董会卿与刘、郭善于经营，不久便壮大起来。
董会卿作为大掌柜，总揽经营，并亲赴各地收书——这最考验眼力，也最辛苦。外出时铺务交由刘、郭主持，各展其长。二掌柜刘子杰以“手艺好、眼睛亮”服众：手艺好指抄补修复技艺高超，眼睛亮谓鉴定版本独具慧眼。三掌柜郭子章精细谨慎，专司编写书目，如《邃雅斋书目》《邃雅斋方志目》等，以广招徕。
董学敏曾告诉胡金兆“幼年在家见一长牌，刻‘北京邃雅斋董会卿收购线装书’。询之父，云系外地收书时用作广告印版，刷贴四方。随身带足现洋，见好书即购。”董会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大量珍本古籍源源运京，使邃雅斋藏书雄厚，实力大增。
著名史学家、藏书家谢兴尧在《书林逸话》中称：“北京书业，自以隆福寺之文奎堂、修文堂，琉璃厂之来薰阁、邃雅斋等为最大。”后来邃雅斋已与来薰阁并称琉璃厂最大两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中国书店业务顾问郭纪森曾言，琉璃厂旧书业有三位掌柜字号皆带“卿”字，并称“琉璃厂三卿”：文禄堂王晋卿、通学斋孙耀卿、邃雅斋董会卿。
自1925年开张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余年是邃雅斋的全盛期。两间门脸，后院宽敞，窗明几净，书架及顶。主顾登门，常被请至后院待茶选书。胡金兆说，邃雅斋的书并不急售，可留存待价，更吸引学者方家前来。邢赞亭、周叔弢、傅斯年、郑振铎、蒋廷黻等常来购书，或委托寻购。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亦曾致信邃雅斋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