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 瓷韵千秋 岁月凝光——江西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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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7 11:23 来源:中国文物报
景德镇市位于江西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是我国重要的制瓷产区。据志书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域内分布有大量瓷窑址遗存，如兰田窑址、湖田窑址、落马桥遗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遗址等，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厘清了景德镇自唐至近现代的瓷业发展脉络。为了深入挖掘景德镇瓷业文化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市开展联合考古工作，以大课题意识为指导，从产业链角度出发，着眼于镇区瓷业发展、原料来源产区、燃料来源产区、道路交通网络和多元宗教信仰五个方面，探索景德镇瓷业文化的基因内涵。
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点分布图
体现于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观音阁窑址三个区域的考古发掘中，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历史变迁和南宋至近代镇区民窑的发展脉络。
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瓷业发展及其与民窑互动关系的发展脉络。考古发现明代早期御器厂东围墙中段、西围墙南段、东围墙门道、东围墙内侧排水沟、东围墙涵洞、清代东辕门、明中期至民国时期道路等遗迹，其中结构较为完整、功能明确的御器厂主排水沟是首次发现。上述建筑遗迹为进一步认识明清御器（窑）厂四至范围、平面布局、路网水系结构、厂内外遗存关联与历史变迁提供了考古实证。另于东围墙内侧发现永乐时期瓷泥遗迹、宣德时期的落选瓷器堆积，西门内侧发现叠压反复使用的早于宣德时期的龙缸窑、正德时期的低温釉上彩炉，对于认识御窑厂内窑炉形态与窑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在御窑厂内首次发现了明代中晚期地层的瓷石遗存，对于了解镇区内原料加工提供了重要证据。
落马桥遗址发现了元代晚期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基址、明代早期和中期的葫芦窑、清代的蛋形窑、近代的圆包窑等窑炉形态和各时期的作坊遗迹和柴、沥青等燃料储存库，并进一步发现从元代至民国时期的生活、道路相关遗存。其中，元代晚期的建筑基址进一步印证了该区域具有高级产品仓储或管理的推测。明代早期和中期的窑炉以及相关作坊遗迹的发现证明在元代建筑群废弃后，遗址区在较短的时段内转而承担生产功能，大量明清作坊遗址也进一步展示了遗址区明清时期窑作集中生产的分布情况。至迟在清代中期，发掘区东北部形成西南—东北走向的大型作坊布局，部分墙体相沿使用至近现代。综上可见，该遗址区从北宋到近代一直从事陶瓷生产和陶瓷贸易等相关活动，实证景德镇陶瓷文化延续传承，亦实证景德镇镇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演变、瓷业的生产和发展都因时代发展而变化。
观音阁窑址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作坊特征、产品类别等基本信息，为观音阁窑场的烧造年代及其沿革提供了新证据。南宋和元代原生窑业堆积地层的发现，改变了观音阁窑址为明清时期窑场的传统认识，初步断定该地南区窑场至少可追溯到南宋时期至元代。通过发掘出土的明代中期至明末清初叠压有序的地层堆积，可以推断明代中期观音阁窑场兴起后，迅速遍布由东至西的山坡下台地直至昌江岸畔，形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民间制瓷窑场。明代晚期规模宏大、类型多样的制瓷作坊遗迹，反映了瓷业生产的精细分工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南宋至元代、明代中期、明代晚期至末期等不同时期的民窑瓷器产品，类别丰富，形制多样，纹样繁多，为分析认识观音阁窑场的兴衰变迁及其原因提供了丰富资料。
明末开始，景德镇瓷业发展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大分工，影响范围从镇区扩散至周边区域，镇区内的原料加工开始向原料生产地转移。在此影响下，高岭、瑶里成了镇区瓷业生产的重要原料产区，前者生产高岭土，后者以瓷石为主。
高岭位于鹅湖金、高岭土矿田，所以具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通过对高岭瓷土矿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揭露了三期文化遗存：第一期为矿脉遗迹，为高岭土开采后遗留的花岗岩面，年代最晚至清代中期；第二期为尾砂堆积，是高岭土淘洗后的废渣堆积，遍布高岭山，根据勘探结果最深可达9.8米，年代为清代中晚期，这一时期是高岭瓷土矿遗址的盛采期；第三期为淘洗池、排沙沟、排水沟、挡土墙、晾晒场、灶台、工棚等高岭土加工和工人生活相关的实物遗存，年代为晚清到民国时期。三期遗存的叠压关系，表明了高岭土开采是轮耕式的不同地点轮换作业的生产模式。此外，根据发掘成果初步可以判断高岭土的开采是以矿坑露天开采为主，矿洞主要为看矿、验矿的功能。
东埠村依靠高岭古道连接矿采区，依靠东河连通镇区，所以是高岭土运输的重要节点。通过发掘成果可以看出，东埠村的发展与高岭土的开采相辅相成。清代中期以前，东埠村的范围在东埠古街以东，古街西侧为河滩地。清代中期以后，随着高岭土开采规模扩大、高岭土转运经济的发展，东埠村范围向古街西侧的河滩地开始拓展，形成了现有东埠村的村落格局。
长明大午坑明矿遗址是瑶里重要的瓷石矿区，长度1500米，延伸至安徽祁门地区，宽5至8米。经过考古发掘，表明其开采年代最晚为清代中期。地层中出土的砾石块较大，且剥裂面规整，表明其开采是以火烧水浇形成的热胀冷缩物理方式为主，与文献记述基本相符。
本次开展的考古发掘是对景德镇原料产区的首次发掘，初步厘清了高岭、长明地区原料开采的时间、方式、加工工艺等信息，补充了景德镇瓷业文化研究中原料研究的历史信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明末以来景德镇快速发展的瓷业文化和“瓷都”的形成。
松材是景德镇制瓷的重要燃料。景德镇自古就有“一里窑，五里焦”的谚语，根据《景德镇陶业纪事》等文献资料的记载推算，当地制瓷业每年耗费窑柴数百万担。而窑柴的主要供应地就来自于景德镇市浮梁县的山地林区，《饶州府志》记载，浮梁“西南树木植，至沿河一带，倚舟楫柴土之利自给，无素封之家，亦无流离之苦”。
考古调查过程中，在建溪流域发现了多处与窑柴生产和运输有关的碑刻、文书图册等文字遗存，明确了以建溪支脉上游的礼芳村为中心的历史窑柴产区，和以建溪河为核心的水路运输通道。上游生产的松柴经河流顺流而下，历堤堰堰口、桥梁、码头，输往镇区制瓷作坊。窑柴水运体系中窑柴痕迹已不存，但其沿途的礼芳水堰、庆福桥、樟村坞码头、建溪码头等水上遗迹仍存，是这一水运体系的见证。
通过对建溪下游的建溪和樟村坞两座码头的考古解剖与发掘，全面揭露了码头的建筑结构，即主体由码头石阶、护岸、登岸石阶、护墙等部分构成，整体呈“人”字形的布局。码头使用的建材均为采自附近山区的青石，砌法考究、结构科学；通过对护墙、石阶等重点位置的解剖，可以确定码头修建过程中采用了开挖基槽和平地起建两种方式；护岸及护墙多采用平砌与竖砌交替叠压的做法，以增强结构稳定性。
在发掘过程中另外发现了与码头直接关联的道路、房址等建筑遗迹，拓展了码头的空间结构和功能，体现了其作为交通枢纽的综合性。通过对建溪码头的地层及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判断，码头的主体结构及道路、房址等主要遗迹均为同时期遗存，从建溪码头南侧登岸石阶下的碎砖瓦垫层及F1南墙基槽出土的杂花纹等青花瓷片判断，码头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明晚期。樟村坞码头考古对护坡墙、道路、登岸石阶及护岸进行了整体解剖，从护坡墙基槽及护岸垫层解剖出土了粉彩碗、草叶纹等青花瓷片，推断码头的始建年代为清晚期前后。
码头的考古发现实证了建溪河在窑柴运输线上的重要地位，正面反映了当地窑柴业在明清时期以来的持续兴盛。结合在河流沿岸发现的记录林业生产、水柴放运的文字史料，使我们获得了对窑柴生产制度、运输体系的综合认识，为深入研究景德镇古代制瓷业体系补充了重要链条。
道路交通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选取詹家下弄、刘家下弄、狮子下弄三处街区进行考古发掘。
詹家下弄清代街区的发掘，共布设发掘探方5个，解剖沟5条，发掘面积106平方米。遗迹主要包括道路、房址、排水沟，以及道路南、北两侧的垫土、墙体、铺砖地面、砖墩、柱础石等建筑遗迹。其中排水沟、房址、墙体等多有沿用，部分沿用至近现代。根据层位关系，结合遗迹和遗物的整体变化可将所揭露遗迹分为清代早期、清代中期，清末至民国时期。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铜器、铁器、建筑构件等。其中，陶瓷器数量最多，又以青花瓷为主，兼有少量青白瓷、白瓷、青瓷及酱釉、霁蓝釉瓷器等，少量带有年号款（“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乾隆年制”“嘉庆年制”“咸丰年制”等）、斋号款（“余庆堂仿古制”“尚友堂制”等）。
刘家下弄清代街区遗址的发掘，共布设探方6个，解剖沟4条，发掘面积168平方米。遗迹主要包括道路、大型下水道和制瓷作坊等，遗迹分为清代中期、清代中期至清末、清末至民国时期。同期遗迹组合空间关系较为清晰，各期遗迹之间沿革情况较为明确。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金属器、石器等，陶瓷器主要为民窑青花瓷残片。
刘家下弄历史时期道路及其南侧大型下水道、制瓷手工业作坊（上北）
狮子下弄街区发掘，共布设探沟三条，发掘面积43.37平方米。遗迹主要包括房址、墙体、道路等；发掘出土遗物主要有瓷器、窑具、工具、建筑构件等。出土的两条道路遗迹上下相叠，下层道路主体以青砖横向错缝平铺，为清晚期遗迹；上层道路以青砖与红砖横向平铺，为民国至近代遗迹；两条道路走势均呈西南—东北方向，可见从明代末期至民国这一时期落马桥窑址区外围的生产运输道路总体没有发生较大变化，早期狮子下弄道路应与早期刘家下弄道路相连，并最终通向昌江河岸。
上述道路交通遗址的相关发掘，为认识这一时期的景德镇镇区御窑厂区域至昌江、落马桥民窑区域至昌江区域的街区形态、道路形制、瓷业面貌等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证资料，为进一步开展景德镇城市考古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于了解明清以来景德镇道路空间格局、城镇功能形态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为探索景德镇瓷业人群宗教信仰的变迁和特征，选取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三个建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天后宫（即福建会馆）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出明中期至近现代的连续堆积文化层，包括了多期不同时代的建筑遗存。发掘结果初步明确了天后宫主体建筑的格局情况，表明天后宫建设年代或可早至明隆庆开海前后，其建设、重修历经明晚期、清早中期、清晚期、民国等多个时段。天后宫及其背后的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象征，是新航路开通后福建商人参与景德镇瓷器的全球贸易活动并定居景德镇的实物证据，为探讨景德镇陶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参与全球贸易网络、景德镇地方建筑特色等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清真寺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了南宋晚期至近现代的文化层，揭露出丰富的瓷业遗存，表明这一地点的瓷业活动可早至南宋晚期，并经历了明中期、明晚期、清早中期及近现代等多个时段的发展。发掘结果表明，清真寺礼拜殿现存地表建筑始建年代不早于乾隆时期，与清代早期的建筑格局有所不同。该区出土的阿拉伯幻方瓷、藩王用器、官搭民烧瓷器、道教用瓷、外销瓷等，揭示了其产品的丰富流向和其所面向的广大消费人群，以及复杂的文化交流情况。综合各类资料来看，在清代早中期，景德镇清真寺区域曾是景德镇通过陶瓷产品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地，是景德镇陶瓷世界贸易网络中极具特色的重要节点。
泗王庙供奉杨泗将军反映了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盛极一时的水神信仰，据倒塌梁柱题记确认今泗王庙主体结构为1932年南昌籍旅居景德镇人士出资重建，与这一时期南昌帮对这一区域码头搬运行业的垄断密切相关。对泗王庙内部和正门前区域的考古发掘表明，泗王庙遗址堆积单位可分清中晚期、清晚期至民国两期，道路、柱网走向延续至今。正门前面向昌江多层沿用的活动地面，展示了泗王庙的公共空间属性。泗王庙的建设与存续是昌江水运繁盛的重要见证，其表明了水运在景德镇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景德镇陶瓷贸易的兴盛。
此次对天后宫、清真寺、泗王庙等遗址的发掘，厘清了它们的建造年代和变迁历史，揭示了其社会功能和特征，由此展现了景德镇瓷业社会人群多元信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对于深入理解景德镇手工业社会的历史内涵与文化底蕴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