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 田野觅千秋 ——陕西泾阳小堡子西汉列侯墓园发掘收获
墓园所处地势南高北低，用宽大围沟与小堡子墓地中的其它墓葬隔开，相对独立，未见被其它墓葬打破的现象。以围沟为区分，可划为2座相互毗邻的墓园，自北向南依次编为一号和二号墓园，共有大型墓葬5座，其中一号和二号墓园各2座，二号墓园南侧外 1座，这些墓葬形制保持一致，平面均呈“甲”字形，为带长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圹墓，墓室有多级内收台阶，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外皆填木炭，椁底有垫石，墓道两壁设龛。
M1和M2位于一号墓园内，平行分布，坐西向东，过洞式甬道，甬道南北两壁各有1龛。M1总长36.4米，墓道长21.6、宽1.4~2.5 米，甬道长5.4、高1.5~1.7米，墓室长11.8、宽8.3、深10.4米。木棺位于墓室西南部，棺外南侧发现保存较好的人骨一副，初步鉴定为男性，年龄30~35岁。墓室西北部及东部可见漆箱痕迹。M2位于M1南侧，总长42米，墓道长28、宽1.8~3.4米，甬道长6.2、高1.5米，墓室长11.7、宽9.5、深11 米。因严重盗扰，棺形制不清，墓室内的人骨散乱且保存很少，初步鉴定包含有成年女性个体和成年男性个体。值得注意的是，M2墓室周围有向心式丛葬的6座外藏坑，南、北、西各2座，均作竖穴墓道土洞墓式结构，深约9米，出土大量车马明器。
M3和M4位于二号墓园内，平行分布，坐北向南，无过洞式甬道。M3总长47.1米，墓道长35.6、宽2.8~6.4米，墓室长11.5、宽9.1、深10.3米。在墓道北部距墓室口3.7米处有一道砖墙，高约2米，其北置木箱，出土车马明器。墓道近墓室口西壁有2个壁龛。木棺位于墓室西北部，人骨散乱且保存差。墓室北部及东部可辨3个漆箱的痕迹；M4位于M3东侧，规模稍大于M3，被盗尤为严重。
M5与M1、M2形制相同方向一致，但规模略小。
与已经发掘确认的西汉列侯墓葬相较，上述5座大墓规模接近，且都配置了宽大围沟等墓域设施。
这些墓葬虽经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器以及金器、螺杯和封泥等珍贵文物。
陶器有鼎、盒、壶等仿铜礼器以及罐、仓、灶等生活类明器；原始瓷器器形主要为瓿、壶；铜器包括胡人骑马俑、封泥匣、鎏金铜钫、熏炉以及大量车马明器，铜钱均为“五铢”；玉器包括口琀、窍塞、玉握、耳珰、带钩、玉璜、玉璧以及四角有孔的玉片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些较为珍贵的文物。金器除金印、麟趾金外，还有400余件金饰片，包括动物、人物、几何图案等形象，原应为漆箱等器上的贴饰；螺杯18件，其中7件口沿内壁带有彩绘，打磨光滑、制作精致，初步鉴定其材质包括鹦鹉螺、宝螺等海螺；二号墓园M3出土封泥30余件，印文内容主要为“富民家丞”“田异士印”“田贤友印”。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彰显着墓主身份等级的不一般。
根据墓葬形制和陶瓷器器型，小堡子5座大墓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期，结合其区位和共用围沟的毗邻关系，我们认为该墓园应为西汉中期居住于长陵邑的列侯的墓园。
“富民家丞”印文及田姓私印为进一步判定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根据相关研究，汉代列侯的丧事主要由其家丞执办，“轪侯家丞”“汝阴家丞”“利成家丞”均为例证，可见二号墓园之墓主应与富民侯相关；遍索文献，汉代获封富民侯者仅武帝朝最后一位丞相田千秋，至其子田顺因罪免侯，与“富民家丞”封泥共出的田姓私印可证史事。考古实物与文献之间的互证，使我们倾向于将二号墓园墓主推定为西汉富民侯田千秋及其夫人。
根据相关史籍，田千秋，又名车千秋，先祖为先齐大族，汉高祖时徙至长陵邑，本次发掘出土的螺杯或可作为田千秋的“籍贯”证据。千秋初为高庙寝郎，于“巫蛊之祸”后为戾太子鸣冤上书，得以荣升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并在几个月后速迁为丞相、封富民侯，历武、昭两朝，任宰相12年，最后终老于相位，是汉武帝时期少有的得以善终的丞相。
西汉封侯共计800余位，但经考古实证的列侯墓葬不足40座，相关研究尚处积累阶段。本次发掘确认的小堡子列侯墓园规模宏大、布局有序、葬品丰富且部分墓主身份可考，在西汉列侯墓葬形制、丧葬礼制、西汉陵邑制度等研究中均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理念中的课题意识，以本次发掘为基点和抓手，系统梳理咸阳原东部长陵邑、安陵邑周边墓葬考古资料，结合陵邑内一般居民墓地的已有认识，综合分析西汉陵邑的丧葬制度及其所反映的陵邑管理形态，为西汉京畿地区“大考古”模式的构建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