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行脚”60年——访王炳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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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08 15:24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编者按：王炳华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分配至新疆工作后，40年如一日奔波在考古一线，为新疆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00年退休至今，他依然没有停止对新疆考古与西域文史领域的思考与追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史研究动态》约请王炳华先生畅谈学术新知，以期为读者带来一些启发与帮助。
问：中国学者在新疆考古的肇端可以追溯到有着“新疆考古第一人”之称的黄文弼先生，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考古第一代的卓越代表，在多年的一线考古中，您几乎对全疆各地多元化的考古内容均做过深入的工作，成功接续了前辈学者的事业。您是如何将新疆考古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对于新疆考古从总体上有怎样的感受或认识？
答：黄文弼先生一生曾四次来新疆考察，最早一次是1928年，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考古学家首次至新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黄文弼之外，国内学者对于新疆普遍缺乏认识，黄文弼凭着自己对于传统西域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进入到新疆考古与历史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于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第四次赴新疆考察，同当地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一道，用了一年时间跑遍了天山南北，培养和带动了一批有志于新疆考古工作的后备力量。在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也开始有意识地认识、研究新疆。
我196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同年秋季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考古研究所（自治区考古所前身），从此开始投入到新疆考古工作中。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来到新疆，并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逐渐融入这片热土，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觉得当时新疆考古还有很多空白点，许多研究的开展都有赖于国外刊布的资料，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祖国边疆的考古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来到新疆以后，我在工作中是比较努力的，也希望做出一些成绩，有时候一年中有11个月都在野外工作。新疆地域辽阔，南北疆气候变化非常大，北疆气候变冷，我就去南疆；南疆转冷，我就去吐鲁番，随时选择可以工作的地点。在野外考察之余，自己也拼命地学习、吸收新的知识。特别是在考古发掘结束后，我也不愿意只停留在写一些浅层次的考古文化报道，总想透过表象把考古发现中的深层意义搞清楚。从时间上看，我比黄文弼先生第四次来新疆稍晚两年，虽然没有能够和黄先生一起进行过考察，但所幸在日后的工作与学习中，也经常通过书信向他请教和探讨相关问题，得到过他的指点。
我于2000年退休，40年来都工作在新疆考古第一线。我总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马马虎虎，一辈子很快也就过去了。回顾几十年来的工作，不敢说成功接续了前辈学者的事业——以黄文弼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对于新疆考古、新疆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非常巨大。但我也曾跑遍了天山南北，在伊犁河流域、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罗布泊地区、天山腹地、帕米尔高原等都进行过考察；关于尼雅、楼兰、古墓沟、阿拉沟、乌孙的考古与研究，都写过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可以说是沿着前贤的足迹在继续前进，我也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前辈们的工作得到传承和发扬。
新疆从史前时期起就是连接欧亚大陆古代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出现以来，它更成为中西文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这里保存下来的地上古迹遗址与地下文物遗存尤其丰富，长久以来都是全世界新疆考古、历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从事新疆考古可以很快出东西、出成果，但是实际难度也非常大，要求研究者具有开阔的视野，不断地思考，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而且新疆考古工作的确太苦太累，长年累月的野外考察会牺牲自己照顾家庭的时间，从事这一工作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要能耐得住寂寞。我自己对许多问题的体会，也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慢慢变得清晰和成熟。
问：您在考古生涯伊始就将伊犁地区作为工作的起点，对于推动伊犁河流域考古发展贡献良多，在此之后您又在阿勒泰地区进行过广泛的考古调查。您可否谈谈北疆地区考古的特点？
答：在1958年黄文弼先生踏查伊犁地区之前，中外学界对于新疆考古的目光大多聚焦于南疆，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对伊犁及整个新疆北部的古迹关注较少。我到伊犁进行考古工作实际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最初我们本计划在吐鲁番地区工作，但当时新疆博物馆筹备组已经进驻此地，所以我们就转至伊犁。我在伊犁的考古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年7—10月，主要考察了伊犁河流域昭苏、特克斯、新源、尼勒克、巩留、察布查尔、伊宁、霍城、绥定九县的土墩墓葬遗存，并在昭苏县种马场场部进行了墓葬的试掘，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伊犁地区进行土墩墓发掘。第二阶段是1963年5—7月，与同事易漫白、王明哲等人在昭苏县发掘夏特大型土墩墓葬，也就是现在为人们熟知的所谓“乌孙公主墓”——实际这个名称完全没有任何依据，非常不严谨。通过这两次工作，基本明确了伊犁地区土墩墓葬的形制特点，以及墓葬属于乌孙民族或塞族人遗存的性质。由出土的若干铜器、金银器、金属带扣等文物，可以了解到古代乌孙社会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伊犁河流域“乌孙考古文化”的概念，打破了以往对于游牧区历史文化遗存贫乏的误解。这在当时看来，确实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伊犁考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在阿勒泰地区的考察时间是1965年5月下旬至9月下旬，除了在克尔木齐调查石人、发掘石棺墓，了解墓葬特点之外，还对阿勒泰各地的古代遗存，如草原石人、鹿石、岩画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窟彩绘岩画，这些彩绘岩画分布在阿勒泰阿克塔斯、富蕴县唐巴勒塔斯、哈巴河县沙尔布拉克等地，非常生动传神地展示出早期人类生殖崇拜、原始信仰、围猎活动的思想和场景。
时至今日，伊犁、阿勒泰地区的考古工作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有很多新的发现。古代新疆以天山为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类型，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而天山以北的北部草原是古代游牧民族栖息、往来的重要区域，对于我们研究北疆特有的游牧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存，对于研究新疆古代人类的文化发展、社会生活均有启发。比如伊犁地区土墩墓葬竖穴木椁、圆锥形链状排列的特点，与俄罗斯谢米列契地区的塞种墓葬有着相同的特征，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斯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中也很常见，相关出土文物在伊朗萨迦文物中都可以找到诸多相同点，同时这种墓葬所反映的文化属性，和新疆天山腹地及南疆地区相关考古遗存都有关系。阿勒泰地区的彩绘岩画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它们和蒙古国科布多省霍依特采克尔河谷的岩画遗存在性质上相当一致，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有相似性。甚至这种以赭红色彩绘形式来反映人类物质、精神生活场景的方式，在法国、西班牙等地也并不少见，它们中时代最早的大概距今已有两万年之久。阿勒泰地区的彩绘岩画内容与之在主题、手法上都有类似之处，两者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关联，这都引人遐想。总而言之，北疆地区考古发现为我们考察新疆古代人类迁徙、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佐证，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问：2014年，您在多年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天山峡谷古道”的概念，为我们重新认识西域地理空间提供了启示。阿拉沟考古遗存对于认识“天山峡谷道路”是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天山峡谷道路”对于沟通古代西域有着怎样的意义？
答：天山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之一，其主体绵亘新疆境内，所谓的“天山峡谷道路”，就是坐落在天山腹地、贯通东西的孔道。有关这条道路，我最早在《古代新疆塞人历史钩沉》（《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文中就有过揭示，近年来又撰写《“天山峡谷古道”刍议》（《唐研究》第20卷，2014年）等文对此进行阐释。中国古代典籍所记载的西域地区的交通路线，主要是沿天山南北两路行进，据我多年来实地考古调查发现，从青铜时代到明清时期，穿越天山内部峡谷道路都是古代西域各民族东西穿行的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道路。塞人、乌孙人、月氏、突厥、蒙古人，以及往来于东西的使臣、商旅，都与这些古道存在既广泛又密切的政治、经济关联。
阿拉沟峡谷位于中部天山，东西向长100公里，宽百米至数千米，是“天山峡谷古道”东端的起点。从吐鲁番盆地出发，经这一山谷就进入了天山峡谷道路，由此在天山腹地向西穿行，过伊犁地区可以到达中亚两河流域。若从阿拉沟中的乌拉斯台河谷南行，可达和静、焉耆；西南经库车河，又可以进入库车绿洲，可谓四通八达之区。1976年铁道兵修筑吐鲁番至库尔勒间的铁路，沿途发现了很多文物，我得知此消息后便前往调查，与铁道兵们吃住在一起，在阿拉沟从事了近三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清理了一百多座塞人贵族墓葬，发现大量的金器和其他文物，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感受到新疆古代人类利用天山峡谷道路进行交流的信息。可以说，阿拉沟的考古遗存对于认识“天山峡谷道路”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存在。
在阿拉沟从事考古期间，我也借机循阿拉沟在天山峡谷中多次东西驰行、南北穿越，实地踏查天山峡谷中的交通路线与考古遗存，一路都曾有许多重要的发现。阿拉沟虽然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但它的影响力实际向东辐射到更远的哈密地区，向西延展至伊犁河流域，一直到中亚地区的墓葬在文化属性上也与之同源。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古代人类的来源也可以通过这条道路找到较为合理的答案。不仅是在远古时期的居民或游牧民族使用这条道路，中原王朝对天山峡谷道也倍加重视。1964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曾出土若干唐垂拱元年的文书，其中四件涉及天山峡谷古道。这些文书表明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在天山峡谷内设置了军事防卫体系，在驻防、屯田的同时，还用以接待来自西方的使臣、官员。明朝永乐年间陈诚、李暹出使撒马尔罕、哈烈等中亚王国，留下《西域行程记》一书，其中记载他们从哈密入吐鲁番，由吐鲁番入阿拉沟峡谷，经那拉提草原、巩乃斯河谷至伊犁、伊塞克湖抵达中亚西部，所选择的也是天山峡谷古道。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后世的文献所示，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即天山绝不是封闭的存在，天山峡谷道路是古代新疆同中亚西部地区交通的桥梁，也是东西文明交流的汇聚点之一，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域古代先民的消息，以及古代新疆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问：西方学者向来比较关注古代新疆印欧人种西来因素的影响，由此提出吐火罗人在西域活动的问题，新疆古尸的发现又再次引发吐火罗人东迁的论说。您并未跟从这些流行的观点，而是将考古学意义上单纯的人种划分与具有文化共性的族群区分开来，指出古代新疆、特别是青铜时期孔雀河流域考古遗存的文化独特性。您可否对相关问题进行介绍？
答：新疆地处欧亚交通冲要地带，居民种族多源、多种文化汇聚。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新疆探险的热潮中，斯坦因在罗布泊的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尸，他判断这些古尸与印欧人种相似。此后斯文·赫定、贝格曼也在罗布泊、吐鲁番等地发现了类似的古尸。这些发现，令西方学者十分兴奋，他们开始从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出发，探寻古代新疆印欧人种来源、在南亚的扩展，以及印欧语言等问题。与之相关，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了对“吐火罗”的探讨。吐火罗本是里海、黑海北岸古代游牧民族之一，属于印欧人种，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进入阿富汗北部，并以之为中转站四处迁移。根据新疆出土的不同时段的印欧语言文字资料，西方学者们最早从语言学角度指出新疆曾存在早已失落的印欧语西支的“吐火罗语”，进而提出吐火罗人在古代新疆活动的问题。
我曾长期从事过新疆古尸的发掘与研究，如哈密五堡古尸的发掘，古墓沟墓葬群的开启，小河墓地的再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中所出土的带有印欧人种特征的古尸，一次次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再度引起了国际学界对于吐火罗问题的热议。有学者认为以古墓沟、小河墓地为代表的孔雀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遗存，都是吐火罗人的遗迹，将吐火罗问题与新疆早期青铜时代文明以“假想”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国外学者甚至借此假说发挥，认为整个塔里木盆地自青铜时期至唐代出现过的不同民族均为吐火罗。2011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美国学者梅维恒(V.H.Mair)教授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有关吐火罗研究的课题组。他认为距今4000年前，欧洲人的西支到了南亚、新疆，早期新疆步入文明阶段的是欧洲人，9世纪中期被回鹘融合。他期望将新疆各地不同时期考古遗存，均纳入到“吐火罗”的范畴当中。这一研究已经不单纯是民族问题，甚至有其明显的政治动机。实际上，吐火罗问题涉及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很难通过片面的资料得出满意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我承担了“新疆‘吐火罗’问题研究”的课题，编辑《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论集，提出了“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概念。希望集合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通过更加全面的考古学证据来研究孔雀河水系、乃至整个的新疆古代居民，从而更加深入、客观地对待吐火罗问题。
据古气候学者研究揭示，距今4000年前，欧洲大陆曾遭遇过一次小冰期，生存环境恶化。我推测这次气候的变化曾引发欧洲地区一支游牧民族通过高加索走廊向南迁徙，以寻求更合适的生存空间。随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通过天山峡谷辗转来到环境、气候宜人的孔雀河流域定居，从而揭开了孔雀河谷的历史文明。这是古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生动表现，也是古代欧亚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一观点现在在英国、法国都引起一些反响。但是，仅仅据此就将公元5—10世纪前后的历史与公元前两千年的青铜时代考古混淆在一起，必然使得“吐火罗”问题更加混乱。我们认为，涉及古代民族属性的研究必须关注特定时空背景，语言、文字不能与民族等同，种族与民族也不能等同。在面对时代久远、没有文字的考古文化遗存，去探讨遗存主人的民族身份是不够严谨的，更何况“民族”还是一个晚出的概念。不仅是考古资料，还有大量其他出土与传世文献可以说明，印欧人种、印欧语系与蒙古人种、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文明，都曾在新疆历史中共存。
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上海自然博物馆曾对我1986年在哈密五堡发掘的57具青铜时代人类头骨进行测量，其中有13具古尸为蒙古人种，33具为欧洲人种。DNA检测结果也显示，这些古尸中同时存在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混合的类型，这些结果都说明哈密五堡古代人种的多元性。此外，我在1987年夏天，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隐藏在天山深处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这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遗迹。通过对岩画的仔细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画面中既有狭面高鼻的欧亚人种形象，也有面型较宽的蒙古人种形象。这些实例都说明新疆的历史文化进程是多种文明互相渗透、互相吸纳、互相交融的过程，作为文明交汇通道的古代新疆，有印欧人种活动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过分片面地强调西来因素、西方文化的影响，既不符合新疆古代文明发展的真谛，又会造成新的问题。
问：在尼雅、楼兰、克里雅河流域等地的考古工作中，您都表现出对古代新疆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生存空间转换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您可否就此谈谈古代塔里木盆地及周边绿洲地区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
答：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不仅要适应自然环境，也要能动地改造环境，以求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塔里木盆地处于亚欧大陆腹地，它的中心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盆地周缘由一个个绿洲组成，成为古代新疆人类聚居的重要空间。塔里木盆地绿洲的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因此，此地古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也表现得非常显著，且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大体的规律是，在大约一万年之前的细石器时代，塔里木盆地绿洲中就广泛分布着人类活动的踪迹，一直到青铜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对是比较小的。从公元前5世纪到3世纪期间，塔里木盆地出现众多步入文明阶段的绿洲城邦，此后进入到秦汉、魏晋唐各个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塔里木盆地周缘绿洲的自然环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过去人们研究新疆环境变化，研究冰川者就局限在冰川，研究气象水文者就专注于气象水文。我曾组织过一次规模很大的讨论会，把不同领域的专家请到一起探讨塔里木盆地绿洲环境变化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干燥的气候、有限的水源、人类的发展等多重因素，导致了绿洲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变化。然而具体分析塔里木盆地古代人类与自然互动留下的遗址，情况又各有不同。
我曾将新疆古代绿洲社会分为了五种类型，即克里雅河流域类型、尼雅河流域类型、安迪尔河流域类型、以楼兰为中心的古遗址类型、塔里木盆地北缘土地盐渍化类型。在对克里雅河以西的古河道进行探查时可以发现，克里雅河流域绿洲社会的废弃与变迁，与河流的改道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可以肯定，该地区绿洲城市的废弃也明显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树木的砍伐，等等。尼雅河水系我也全部走过，尼雅河西边是克里雅河，东边是安迪尔河，东西相隔一百公里左右，这中间就是沙漠绿洲。人类活动使自然绿洲成为人工绿洲，人工绿洲又在尼雅河流域不断变动，除了气候干燥、河流改道和资源有限等多种原因导致绿洲的消逝和居民的迁徙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动荡、军事冲突等。过去在尼雅考古中，人们认为没有社会的原因，但随着尼雅精绝王族墓地的发现，种种考古发现的证据都表明，精绝王国最后消失，与环境、生态变化及军事动乱等社会灾难密切相关，这是我在考古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新观点。此外，安迪尔遗址与楼兰古城的废弃，大多也是由这种社会因素引起的。楼兰遗址不在塔里木盆地周缘，但它周围环境的变化对于考察其他绿洲城镇兴废也有可以借鉴之处。楼兰作为西域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公元4世纪突然消失，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当地气候变化、水源减少，主要还是因为政治重心的转移与交通道路的改变，引起其交通枢纽地位的改变和人口的迁徙，最终导致整个绿洲地区环境的恶化。
以上五种绿洲社会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其中的共性在于，环境变化、城市的兴废及人类生存空间的转换，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相对于自然环境的缓慢变化因素，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自然环境改变的决定性因素。我认为，大的考古应该对我们现代人、现代生活也有所启示。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古代绿洲社会，总体上看是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里，去探寻绿洲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找出引起这些变化的内在动因，也能够给我们今天的塔里木绿洲开发、治理带来现实借鉴。
问：尼雅遗址于20世纪初由斯坦因发现并进行过发掘，以之为例，您如何看待西方探险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疆的考古与探查活动？在对精绝王陵发掘的过程中，您见证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的出土，您可否就考古发现谈一谈古代西域与中原王朝的交流及其影响？
答：自1991年开始，我曾担任中日合作尼雅考察队的学术队长，对尼雅遗址进行了长达7年的调查与发掘，在这7年里，每年我至少在沙漠中坚持工作、生活一个月，一个月几乎就到了人的生理极限。通过对尼雅河流域古代遗址的全面调查，基本了解了整个尼雅遗址，以及尼雅地区古代人类的活动情况。作为尼雅遗址发现者的斯坦因，曾四次来到尼雅，但是他在这里考察的时间实际总共不过40多天，这么短的时间，他根本没有办法将尼雅遗址摸透。他的考察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问题，他进入尼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取佉卢文文书，以期通过这些文书认识印欧文明的存在，因而舍弃了遗址主体，只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发掘。比如，斯坦因曾经放弃发掘尼雅唯一存在密集建筑群的遗址点，他所认定的“果园”遗址实际上是一处佛寺遗址。而且斯坦因并没有以审慎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大部分时间都是放任民工自行发掘，发现他需要的东西就给赏钱。这种挖掘给遗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与斯坦因情况相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德国、俄国探险家的新疆考察，受到各自国家利益的影响，都抱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背后离不开政府的资助，相关的考察更多的是为开展殖民活动服务。他们的探查活动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间接开启了世界对于新疆的瞩目，但同样对新疆的地下宝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的考古活动与相关研究，大多都是从自己有限的印欧文明知识储备中展开的，或者从希腊罗马文明中找他们熟悉的东西，能够与之呼应的就提，呼应不上的就避而不谈。而且由于个人、时代的局限，他们对于欧亚文明中很多重大问题都有所不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都应进行客观对待，既要对他们的成果加以重视和利用，也要看到其中所存在的偏颇。即使在今天，西方考古学家的观点也仍然有许多不足，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尼雅遗址是汉晋精绝国，它的发掘被评为“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就在1995年尼雅考察结束前夕，我在沙漠中意外发现了尼雅1号墓地，“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等文物就在该墓地的三号墓穴出土，与之紧邻的八号墓穴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精绝国是汉西域都护府属下的沙漠绿洲王国，《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它的地理位置、户口、人口、兵力、军政设置。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为代表的考古发现，则清晰揭示了西域绿洲小国与汉王朝紧密的军政关联。汉王朝曾以《仓颉篇》作为文字教育的基础读物，精绝王陵中即出土了“王”字纹陶罐和《仓颉篇》木简，显示出精绝王室成员已经开始接受汉字学习。可以说汉文曾是他们最早引入、使用的文字工具。在尼雅考古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精绝贵族的服饰和埋葬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墓主身上所穿的汉锦是汉王朝赠予的绸锦，其埋葬方式也跟《礼记》的记载相合，级别较高的墓主人袍服大多右衽。墓葬中的丫形木叉用于悬挂衣物，即《礼记》所载之“楎椸”制度，可见汉文化在此地影响之深远。
这里只是说了精绝故址尼雅，类似的考古成果是举不胜举的。在哈密距今一万年前石器遗址中，可以看到华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影响。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墓地发掘时，曾发现原战国时期的铜镜。前面谈到的阿拉沟墓葬，在其发掘过程中，曾出土了具有战国时期风格的金、银、铜器，以及楚文化风格的凤鸟纹刺绣、漆器、绫纹罗，类似的文物，还曾在俄属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葬遗址出土。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其中也不乏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既然有利益争逐，就难免会有冲突和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以及在西域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复杂问题，都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地方。汉武帝开辟由敦煌西进天山南路的关键，是必须要拿下处于孔雀河三角洲的楼兰，当时楼兰还同时受到匈奴的制约，在汉、匈两边摇摆不定。匈奴占据西域时，实行的是掠夺式经营，只是向当地百姓征税、收钱。而汉代则完全不同，作为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王国，文明程度更高，非常重视孔孟之道。所以在控制楼兰之后，在儒家观念的支撑下，它致力于商旅保护、交通经营，建立了土垠这一水上交通枢纽。同时顺应绿洲地区城郭之国农业社会的特点，以楼兰为基地大力发展屯田，推广犁耕技术，大规模建设水利灌溉工程。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西域地区的农业生产，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至今在卫星遥感地图上，仍然可以看到汉代伊循地区的水渠体系。我在南疆考古过程中，也看到不少古河道和古代屯田遗址，感觉非常亲切。
说到古代西域与中原王朝的交流及其影响，还不能不说拜城县境内发现的“刘平国刻石”。这是位于拜城县黑英山乡博孜克日格沟沟口的一处摩崖石刻，记载了东汉永寿四年，龟兹国左将军刘平国率领汉族人孟伯山等6人，来到山口修筑亭障之事。事成之后，由长安人淳于伯作诵，在山崖边刻石纪事。该石刻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是中国西部存世最早的汉代隶书真迹，具有历史学、文学史和书法史的多重价值，它比“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膊还要早，1957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平国带领各民族同胞一同修建亭障，捍卫边境，并以汉文刻石表达心声，“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铭文，反映出远在两千年前各族人民交流融合、共同开发西域的历史事实，以及向往统一与和平的美好愿望。值得注意的是石刻中以“秦人”来代指汉人，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应该不是偶然。我们知道，汉朝对秦朝是不断贬低的，而东汉时期的西域将汉人称为秦人，这说明当地人民知道秦的存在。甚至古代印度、阿富汗、伊朗都将中国称为“秦”，这也不是什么奥秘。所以我们由石刻中的这种文字表达能够推测，中原文化自先秦就不断传到新疆，秦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可见。这些都是新疆考古给人带来的启示，并非空穴来风，对于当下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维护新疆稳定发展的政治局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支撑和学术支持，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汲取。
问：您在研究中经常强调古代新疆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联，您能够结合考古实践来谈谈这些观点的现实来源与表现吗？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古代欧亚历史的发展有何意义？
答：新疆在古代欧亚大陆上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历史、文化发展绝不是孤立存在的点，这应当说是新疆考古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清晰的启示。我在伊犁、阿拉沟、塔里木盆地周缘从事考古工作时，不时会涌现这种零星的感受。2000年离开新疆之后，我在冯其庸教授的推荐下至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登上了大学讲台，在20多年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以“新疆考古与西域文明”这个问题为中心，对新疆的历史、文化逐渐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古代中国在与南亚、西南亚、伊朗、波斯、贵霜、南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交往过程中，新疆作为主要通道与核心地带的重要意义。这种交往肯定不如现在这样频繁密切，但一定存在。
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天山峡谷道路”的概念，就建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我对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关系的认识，也是由孔雀河、古墓沟考古悟出的道理。同样，古代中原地区北邻朔漠，东南为大海，四面八方只有西面有路可通，向西走虽然困难，却是必然。所以早在中原人民发明文字之前，我们的先民已经一步步地将华夏文明带到了西方。丝绸之路上欧亚古代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背后充斥着一系列的追求，生存空间的追求、物质利益的追求，等等，这种交流本身往往显得不是那么和谐，甚至会有许多差异、冲突、矛盾，但确实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就考古发现来说，孔雀河流域古墓葬出土的人面木雕、木偶等，与俄罗斯历史博物馆所藏高加索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文物类型相同。欧亚大陆最早培育种植小麦的地区是两河流域，古墓沟、小河墓地都出土过小麦，而与此同时，这里的古代居民还在种植产于华北平原的粟。小河墓地发现的贝珠，用料是产自南海的海菊蛤。孔雀河青铜时代的居民崇信麻黄，与古印度、伊朗人的信仰也完全相同。隐藏在天山深处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与伊朗扎格斯山地出土青铜器上的造型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在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禹贡》中记载过一种形似珠子的宝石叫作“琅玕”，它们被古代的贵族视为可以带来生命、去除邪魅的神物。琅玕实际是公元前14世纪甚至更早产生于埃及的一种蜻蜓眼玻璃珠，在山西地区春秋时代的墓葬中就有过发现。至少在公元前9世纪，这种蜻蜓眼玻璃珠已经出现在新疆轮台地区。我在尼雅精绝王陵墓中也曾采集到此物，它们佩戴在精绝国王和王室成员的身上，表达着求安祈福的愿望。再如哈密五堡等地的考古资料，揭示出青铜时代此地与甘青地区之间的文化关联。阿勒泰的考古遗存，展现出它与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的紧密联系。从以上种种考古发现来看，说明古代欧亚大陆居民之间的交往、联系虽于文献无征，但是发生的非常早，这都是欧亚旧大陆古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表现。
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西部的门户，认识新疆，必须将之置于更加广阔的亚欧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舞台。不能止于新疆、止于所能看到的，应该认真深入地关注新疆及周邻地区的考古文化。考虑到这些因素，能够更好地认识古代东亚文明在欧亚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对于新疆古代历史的看法，甚至能够建构起一部新的、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新疆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历史。
问：从您众多著述来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能够将考古实践与对传世文献炉火纯青的运用紧密结合，从而更加立体地把握丝绸之路研究，您可否就此谈谈自己的感受？您对于从事及热爱新疆考古、西域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答：从事新疆考古与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定要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结合在一起，考古发现为传世文献提供了历史实证，而相关的文献记载又是对考古发现进行研究的史料基础。比如我曾写过《“土垠”遗址再考》（《西域文史》第4辑，2009年）一文，以多次对土垠遗址的考察为基础，利用黄文弼先生当年所发掘的“居庐訾仓”汉简、《魏略·西域传》的记载，系统阐述了土垠地区的交通状况和屯田情形，进一步明确了居庐訾仓在丝绸之路交通线的地位。还有对于伊循城故址的研究（《伊循故址新论》，《西域文史》第7辑，2012年），是通过《汉书·冯奉世传》关于伊循城交通路线的记载，结合在米兰地区的实地考察，以及当地的古代灌溉系统遗址，考证出伊循城故址在今米兰。除了传世文献，还应当对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给予重视，在阿拉沟考古过程中，我曾发掘了位于阿拉沟峡谷东口的一处唐代戍堡遗址，获得了数件文书。根据这些出土文书确定这座戍堡为唐代鸜鹆镇（《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8卷，2002年），为唐代西州的镇戍、军事形势乃至天山交通路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
总体来看，新疆考古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大舞台，它给新疆史、中国古代史研究、欧亚古代史研究都打开了很多扇不大不小的窗子，透过这些窗口，我们能够感受到新的气息，发现新的历史。对于青年学者的建议，我想首先是要立志于相关专业的研究，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重视文献功底的积累和培养。此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在从事考古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带着问题去看现象，从大处着眼，做系统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比如在尼雅河、克里雅河进行考古时，不能局限于局部，也不能只是一味地捡东西，没有一点思考和认识是很可惜的。应该把一条河流从下游到上游都走一遍，从整体上把握生态环境变化的因素、人类社会发展派生出来的各种现象，从而做出系统的研究、得出系统的结论。在考古实践中还要多观察，不断积累经验，不能完全盲从教科书中的知识和概念。在沙漠中进行墓葬发掘就是值得一说的情况，沙漠考古发掘有自己的特点，关键是要看地层的情况，如果两个墓葬相邻，挖掘后一个墓葬，流沙会流泄到更早的墓葬当中，如果不加以判断，很容易就将墓葬的时间混淆或者搞反。
二是在研究中要勇于开拓自己的研究思路，应当在交流、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我2000年离开新疆之后，有机会去美、法、日、韩、瑞典、西班牙等国讲学、交流。西方学者对于印欧人起源问题非常关心，他们也非常希望听我讲新疆考古的情况，在那里我把新疆考古里面的很多东西奉献出来，大多都是他们无法接触到的。我也利用讨论的机会吸取他们的意见，虽然对他们的很多观点我不能苟同，但是经过这种碰撞之后，我对新疆在古代欧亚大陆上的特点与意义逐渐有了新的理解。如果仅仅局限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于欧亚大陆文明相关问题的研究肯定是不够完善的。希望我自己的这些经验也能够对年轻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