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金元祭祀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被深刻阐述和概括，它们分别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这五大特性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辽金元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三个王朝的国家祭祀活动，不仅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悠久传统，更融入了独特的民族元素和时代印记，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本文将以辽金元国家祭祀考古发现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以期揭示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传承，得益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国家祭祀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考古发现，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在传承中持续发展的显著特征。辽庆陵遗址的三座帝陵前的享殿，其平面布局和建筑形态与唐宋帝陵的享殿相似，均采用了前朝后寝的格局，这明确地揭示了辽代帝陵祭祀制度在陵园布局、建筑形态等方面对中原王朝传统的继承。此外，辽代亦继承了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并将其与契丹民族自身的自然崇拜相结合，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群出土的祭坛、祭祀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祭祀用品，证实了辽代祭祀山川的仪式。金代国家祭祀同样展现了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北京房山金代皇陵建筑遗址群的布局规制，体现了对中原王朝陵寝规制和建筑风格的借鉴与吸收。此外，黑龙江阿城刘秀屯建筑遗址被认为是金代祭祀日神的“朝日殿”，表明金代亦继承了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元代国家祭祀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多元化的祭祀体系。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在继承中原王朝传统的同时，也融入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国家祭祀制度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持续展现出创新的活力，源于其开放与包容的特质。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时，该文明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活动，在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彰显了中华文明在融合中发展的卓越特性。辽代的国家祭祀体系，展现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契丹的自然崇拜和萨满信仰与中原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祭祀对象，包括天地、祖先、山川、日月星辰等。罕山祭祀遗址体现了契丹对山川的祭祀，而柴册仪遗址则展示了仪式的创新：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与中原皇帝受册仪式相结合，祭坛采用了方形与圆形相结合的独特设计，象征着斯基泰与汉式文化的融合。金代国家祭祀展现了女真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创新精神。他们将长白山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形成了独特的长白山祭祀文化。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创新之举。其建筑布局、祭祀遗物等，都体现了女真族对神山的崇敬。元代国家祭祀融合了蒙古草原文化和萨满信仰，祭祀敖包、祭天等仪式，形成了更为多元的祭祀体系。辽金元三朝的国家祭祀制度，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形成了多元创新的祭祀体系，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强大生命力。

中华文明乃众多民族共同缔造之成果，辽金元国家祭祀体系恰为该特性之生动体现。此等王朝作为多民族共融之政权，其统治者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积极采纳并融合各民族信仰，终铸就统一之国家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于交融中形成”之显著特质。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特征，在辽代帝陵及贵族墓葬之祭祀遗址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辽代帝陵及贵族墓葬之祭祀遗址，皆可见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痕迹。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怀陵遗址出土之文物，融合了契丹、汉族等多种文化元素，既有汉式建筑风格之享殿，亦有契丹传统之祭祀用品。金代国家祭祀体系，在吸纳汉族礼仪制度之同时，亦融入了女真族自身之传统习俗，形成了独特之国家祭祀体系。元代正蓝旗羊群庙祭祀遗址亦展现了文化交融之景象。石雕像服饰上之变形缠枝花卉图案与江南地区元代瓷器图案风格相一致，卷云龙纹图案亦见于其他地区元代器物，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特征。此等考古发现表明，辽金元国家祭祀非单一民族文化的体现，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之产物，反映了统治者通过国家祭祀活动，将不同民族之信仰和文化融入国家祭祀体系中，增强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与世界各地文明的深入交流与互相学习。辽金元国家祭祀考古的发现，揭示了这些北方王朝独特的祭祀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在碰撞中互鉴”的开放姿态和兼容并蓄的特点。佛教的影响在辽金时期尤为显著，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中的琉璃寺遗址，其布局和建筑风格体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和佛教造像，亦说明佛教已经融入金代国家祭祀活动。元代国家祭祀同样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土的三尊汉白玉石人雕像，这些雕像融合了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元素——身穿绣龙袍服，脚蹬蒙古靴，腰带上系有蒙古刀、打火石等饰物，体现了元代国家祭祀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尊重，以及统治者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重视。辽金元时期国家祭祀对不同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也展现了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深植“和而不同”的理念，追求和平，这一理念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深刻地体现了对和平和谐共处的追求，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共存中延续”的和平基因。辽怀陵M1祭殿址出土的莲花纹柱础、花纹方砖以及陀罗尼经幢和石造像残块，不仅体现了辽代对佛教及汉文化的尊重，也对促进民族间的和谐与文化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反映了统治者希望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愿望。金代同样注重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元代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和平理念，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减少文化冲突至关重要。羊群庙石雕像“握杯坐椅”的姿态也与突厥石人“手握刀匕”的尚武姿态形成对比，体现了元代统治者有意淡化武力征服，强调文化融合，维护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辽金元时期的统治者都致力于通过国家祭祀活动，来表达对和平的追求，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和平基因的世代传承，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共存中延续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辽金元时期，国家祭祀的考古学发现生动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显著特征：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这些发现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试图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联系的偏颇史观，例如“征服王朝论”、“文化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以及“长城以北非中国论”。这些观点通常将少数民族政权视为与中原文化相分离，并贬低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或过分强调文化差异。然而，考古学发现与历史文献均显示，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体系并非是对中原模式的单纯模仿，亦非固守于所谓的“落后文化”。相反，这些政权的祭祀活动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展现了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追求。辽金元国家祭祀的考古学发现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及其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