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明的长度、深度与高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辽宁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石破天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直言：“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学界开始把对中华早期文明的关注重点从距今4000年的中原地区转向距今5000年以前的辽西地区。因此，1983年红山文化“坛”、“庙”、“冢”的考古发现成为直接推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不过，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明虽然也有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相关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并未取得新突破。最新的考古工作表明，红山文明才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现的最早文明形态，标志着中华文明的正式起步，她将目前距今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继续向前推进500-800年。

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早期文明

红山文化继承了东北本土小河西文化（距今9000-8200年）、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000年）和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500年）的内涵与传统，正式形成于距今6500年，并逐步与小河沿文化（距今5800-4500年）一起融合为以辽西地区为分布中心、北界至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南界至河北燕山的“大红山文化”，完整构建起东北地区查海时代、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史前三代”文化主动脉。以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装饰为代表的独具区域特色的陶器文化面貌，以石耜和细石器为代表的农业、渔猎采集并重的“兼业”型经济生业模式，以房屋并列整齐分布、门道朝向相同的“非向心式”聚落为代表的社会结构形态，以“崇玉尚龙”为代表的精神信仰理念，在东北地区的史前三代文化中一脉相承。距今6000-5500年，在传承东北本地文化的基础上，红山文化借鉴、吸收、融合了同时期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的周邻文化精粹，聚落规模和结构变化越来越大，墓葬、礼仪性建筑的等级差异愈加明显，随葬玉器所显示的“礼制”特征愈加清晰，对同时期周邻遗存的文化辐射强度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物质文明发达、礼制文明规范、精神文明丰富的红山文明，她奠定了中华史前早期文明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理念。辽宁牛河梁遗址和河北郑家沟遗址的新发现表明，红山文明的上限可达距今5800年，下限可突破距今4800年，文明长度极有可能突破1000年。

奠定了中华早期文明的“礼制”根基

以“坛”、“庙”为代表的祭祀制度。红山文明出现了圆形和方形的祭坛、供奉各类“神”的庙宇和包括“金字塔”式建筑在内的各类积石冢，清晰展示出红山先民以努鲁儿虎山为依托，在辽西地区构建起以凌源-建平-敖汉区域为核心的特大型祭祀区、以阜新-朝阳-宣化区域为重心的普通祭祀区，形成了以建平牛河梁遗址为超级中心、以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敖汉元宝山、凌源田家沟和朝阳半拉山等遗址为次级中心的完善祭祀体系。坛旁设庙，庙中供神，高规格的祭祀场所和成熟的祭祀体系在同时期的东亚地区独领风骚。

以“冢”、“玉”为代表的丧葬礼仪。红山文明贵族阶层形成了积石为冢、冢内列墓、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高大的积石冢经过统一规划，冢周边紧密陈列制作精细、规格统一的空心筒形器，用以沟通天地神灵。带有阶梯状墓道的大型墓葬居中而设，中小型墓葬有序排列环绕在其周围。墓内随葬品罕见陶器和石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唯玉为葬，这些玉器经过高超的雕、琢、磨、钻等先进工艺技术制成，形制多样、造型逼真，首次达到了东北乃至全中国对玉器的认知新高度：数量上，从原来的零星出现到红山文明的规模化生产与专业化制作；种类上，从早期单一的玦、环到红山文明复杂多样的飞禽走兽、人龟熊龙。与高等级墓葬形成强烈的反差，普通墓葬不仅规模小，而且随葬品匮乏，鲜明的社会分层和成熟的丧葬礼制业已成型。

以“敬祖”、“崇神”为代表的精神信仰。牛河梁“女神庙”中不仅供奉与真人规格、形态完全一致的彩塑“女神像”，还发现了以鹰和熊为代表象征力量的动物，半拉山、东山嘴等其他祭祀场所也清理出陶塑、石雕的人物及动物造型。这些不论是以女性先祖为代表的祖先敬拜，还是以某些具有特殊能力动物为象征的多神崇拜，都显示出红山文明社会复杂而稳定的精神信仰体系已经完整构建。

确立了中华民族“崇玉尚龙”的精神内核

“玉龙”（或称“玉猪龙”、“玉熊龙”）在红山文明玉器中特征最鲜明，它是东北史前玉礼器制作的集大成者。玉器的制作在黑龙江流域小南山文化（距今9000-8500年）已位居东亚之首，“龙”的形象在东北地区年代较早的左家山下层文化（距今7500-6500年）以立体式的“C”形石龙形态出现，在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500年）以平面式的陶器器表刻划龙纹形象呈现，红山文明则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环形玉龙和勾云形玉龙，“崇玉尚龙”的观念自此成为定制。从红山文明开始，中国各地的早期文明此起彼伏，相互辉映，它们面貌有别、内涵各异，但“崇玉尚龙”在这些早期文明中一脉相承，成为文化认同的最强标志。南方地区的长江流域，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琮”、“璧”、“钺”等玉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常现身于高等级贵族大墓，玉器上的“徽标”虽被解读为“兽面”，但“龙”的因素始终若影若现。北方地区的黄土高原，距今4500-4000年的石峁文明和陶寺文明，精致的龙形石雕图案见于尊贵的“皇城台”，罕见的彩绘盘龙漆盘随葬在高等级贵族墓中，玉铲、玉钺成为特殊祭祀场所或贵族墓葬的标配。中原腹地的嵩洛地区，距今4000-3000年的夏商文明，绿松石龙形饰赫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葬的墓主身旁，玉牙璋成为夏商时期各地不同群体最高阶层的权力和身份代表，牙璋上隐藏的龙形饰也被考古学家明确揭示。在商代，如果说青铜器与玉器是“商礼”的两大支柱，那么距今3000年以降的西周至今，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已成为彰显“周礼”核心的“六器”。从红山文明开始，玉已逐步升格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龙”的形象也逐渐定格为中华民族的唯一象征。

作为出现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史前文明，红山文明还有诸多待解之谜。田野发掘方面，与超级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群）相匹配的大型生活聚落尚未发现，辽西地区红山文明及其之后龙山时代普通社会阶层的居址和墓地也有待更多揭示。学术研究方面，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和第五地点为代表的重要积石冢是否属于“王陵区”，中心大墓墓主人是否为“国王”，周围小墓是否为“王室成员”。诸多祭坛到底为谁而建，是一坛一祭还是一坛多祭，这些坛是否兼具祭祀和天文的双重功能。新发现的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与牛河梁遗址（群）究竟有何关系。红山文明出现的诸“神”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时间上有无早晚先后，地域上有无方位差别，级别上有无高下之分。红山文明与小河沿文化究竟是“分立”还是“一体”。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也未达成共识，亟待学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