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东巡存古迹 统一融合添新证——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获重要新发现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和封建王朝建立，秦始皇、汉武帝等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面对空前广阔的疆域，除实施了郡县制等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往往采用出巡的方式对各地宣示主权和治权。今山东地区是秦汉皇帝东巡的重要区域，周代齐国境内有八神主祭祀，文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等曾出巡八主祠所在的芝罘、成山、琅琊等地，祭祀神祇并大兴营建。琅琊是八主中“四时主”的祭祀地，2019年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了持续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诸多重要遗存，基本揭示了遗址文化面貌，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琅琊台遗址考古发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的重要见证。

 

遗址鸟瞰（西南-东北）

 

历史上的琅琊台

 

琅琊台遗址位于今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遗址东、南、北三面濒临大海，中心为海拔高度183.4米的山峰。《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引经云：“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水经注》中描述：“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旁滨巨海。”遗址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独特，是古人登山望海的绝佳地点。

 

琅琊是“四时主”的祭祀地。《史记·封禅书》载：“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战国策·齐策一》苏秦游说齐宣王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可知琅琊不仅为祭祀地点，还是齐国滨海要塞、东方重镇。文献中亦有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记载，《竹书记年》卷下：“（周）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琊。”此类记述增加了琅琊历史背景的复杂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先后三次东巡至琅琊，并于二十八年筑台立石，史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秦二世初即位遂登台，复刻诏书于始皇所立刻石旁。秦琅琊刻石几经崩裂修复，现存部分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汉武帝亦曾东巡琅琊，先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北至琅邪，并海上”，又在太始三年（前94年）“幸琅邪，礼日成山。登芝罘，浮大海”。汉宣帝亦曾“祠四时于琅邪”。

 

西汉以后，琅琊台逐渐没入荒芜，所在“滨海僻遐，人迹罕至”，偶有文人名士追迹造访。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在山顶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因掘山巅地，多得古瓦文石”。晚清时期，金石学家陈介祺曾对琅琊台进行调查并制作刻石、瓦当拓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顶中心建成军事设施；九十年代，琅琊台风景区成立，于山顶及周围建设了一系列现代建筑。

 

考古工作概况

 

自1973年全面普查以来，经过三十多年来陆续的调查、勘探与抢救性清理，琅琊台遗址的基本面貌被揭示出来。遗址内主要分布有两处大型台状夯土基址，即位于主峰顶部的“大台”和“大台”以东约1.2千米海边的“小台”。遗址保护范围内还发现窑址、道路及其他多处夯土基址，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以来，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区分位于主峰的“大台”、东部的“小台”、山南的“窑沟”“台西头”和东南的“亭子兰”等多个地点。通过持续系统的发掘，遗址的规模、布局及主要遗迹面貌基本呈现。在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在遗址及其周边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探，亦取得重要收获。

 

主要新发现示意

 

新发现之一：山顶建筑基址(“大台”地点)

 

“大台地点”位于遗址中心和制高点位置，一直以来是考古工作的重心所在。经详细勘探，山顶夯土分布区域平面大致呈“T”字形，“T”字一横长近300米、宽约100米，西宽东窄且东端地势更低；“T”字一竖由山顶向南延伸，长约180、宽70~100米，略有层级，呈缓坡状。夯土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经考古发掘证实“大台”主体是一座“秦修汉葺”的高台建筑基址，其周围还分布有附属建筑及院落，整体规模宏大且结构复杂。

 

汉以后建筑圯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之描述。以发掘成果为线索进行测算，最上层台基东西长约61、南北宽约39米。虽然台顶被占压目前无法开展工作，但在多年度持续发掘中，台基东、西两侧部分区域被揭露，辅以调查勘探，为推测建筑整体形制提供了一定的线索。揭露的夯土台基壁面可观察到厚度8厘米左右、非常均匀的夯层，夯土质地坚硬，夯面平整，夯窝直径约7厘米，推测采用金属平底夯具，工程质量极高。

 

山顶建筑基址西部发掘区正射影像（上为东）
 

发掘区域主要分为以下几处：

 

高台建筑西侧：揭露台基西侧壁面，西北角已坍塌，西南角保存较好。西侧较低一级台面上建筑分为三期，第一期建筑存有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水设施、石铺道路等遗迹。

 

靠近台基西南角处发现空心砖铺成的登台踏步，东西向，台每三级为一组，两组间有平台以供歇脚。部分踏步砖面饰有凸线龙纹。

 

台下中间偏南位置发现依附于台基的房间一处（F1），由台基凹进空间与夯土墙合围而成，推测坐东朝西，面阔约18米，由于西侧被完全破坏，进深不详。室内地面未见铺砖痕迹，东北角、东南角存留有壁砖。地面北部发现石砌地漏一处，平面呈长方形，边长1.2~1.4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凿有方形孔洞。东北部发现门道一处，四角存有方形柱础石，门道向北发现与夯土台壁面平行排列的三个石柱础，推测原有带屋顶的走廊。

 

发现排水设施一组，平行于夯土台基边缘，由入水口、地下管道和石砌地漏构成，自北向南排水。入水口在房间F1以北的走廊西侧，由夯土上挖出的水沟和石砌水池两部分构成。水沟沟底倾斜，北高南低，水池位于水沟南部，底铺石板，石板南端与地下管道相连。水池和水沟交界处发现带有镂孔的薄砖，推测为过滤之用。地下管道由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陶管逐节套接组成，两列并排，残存长度约26米。管道为地基夯筑过程中预埋，陶管与夯土之间普遍有一层红褐色致密黏土，起到加固和防渗作用。房间F1内的石砌地漏下与管道相连，因其位于入水口的下游，推测污物排入管道后可由上游来水进行更彻底的冲洗。

 

据台基西壁约23米处发现石铺道路一条。道路南北向，宽约0.9米，因遭后期破坏，两端通向皆不可知。以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石块铺成，边缘立有路沿石。石块经过精细加工，形状规整，棱角分明，部分石块呈弧形凹面，组合后路面中部明显下凹，推测除供行走外，可能还承担排水功能。

 

第二期建筑主要是对第一期的修补和有限改造，包括增加踏步砖，地下管道改为地上明沟等。第三期营建则是以夯土填充废弃后的台下房间。

 

高台建筑东侧：主要建筑集中于东北部，发掘区内揭露两级台面，海拔高度均低于西侧台面。亦发现三期建筑活动迹象，第一期建筑存有石铺路面、台下房间、排水设施、院落门址等遗迹。

 

发掘区内较高一级台面上发现石铺路面一处，南北向，北端被破坏，宽1.95、现存长约15米，用经过加工、形状规整的石块铺砌。路面西半部明显下凹，部分铺路石块呈弧形凹面。路面西侧靠近南北两端处各有一石块铺成的东西向坡道，向西延伸出发掘区，推测两条坡道为西侧一处面东建筑的堂前两阶。北坡道南侧发现与坡道同期且平行的东西向排水道，排水道为石块垒砌，上铺石板，西端入水口在发掘区外，东端出水口与石铺路面相接，故可证实路面西部下凹是为排水而特意设计。

 

路面北端约2.3米发现一处台下房间，南依夯土台基壁面，东部、北部有夯土墙，房间内地面低于石铺路面约2米，发现壁柱石础，地面南北边缘铺方砖及碎瓦片。门朝东，两侧发现石柱础，门外发现立瓦铺装的道路。房址北部有自室内延伸至室外的排水设施，南段为地下陶管道，北段改为立瓦铺装的明沟。明沟东侧发现门址一处，门道南北各有两块规则的石柱础，推测门上原有屋架结构。门址高于其东西地面，南北连接夯土墙，西侧为与明沟相接的瓦铺散水、东侧为瓦铺慢道，再向东连接南北向瓦铺道路，推测为一处院落的东门。门外北侧发现三列并排的管道，陶管体量普遍较大，推测在院落之外还存在有较高排水需求的重要附属建筑。

 

第二、三期建筑遗存主要包括排水管道、石柱础及夯土等，基本叠压在第一期同类遗迹之上，仍是规模有限的修整和改建。

 

山顶建筑基址东部门址及慢道、散水（西南-东北）

 

山体南坡道路：山体南坡通过勘探、试掘发现道路线索。道路沿山顶夯土“T”字形一竖向南，向西拐后又转向南，沿南侧小山平缓山坡，分成两股延伸至山下。小山缓坡上分布多处夯土，经解剖发现，其结构与山顶夯土一致，唯夯层呈倾斜状，推断道路与山顶建筑基址同期营建。

 

出土遗物：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秦代，包括绳纹板瓦、筒瓦，夔纹大半圆瓦当、云纹圆瓦当和素面砖、龙纹空心砖等；第二期为西汉时期，以瓦棱纹筒瓦、板瓦，“千秋万岁”文字圆瓦当和组合菱形、三角形纹砖为代表。另外，第一期遗物还包括大量石质建筑构件，发现的竹叶状灰岩质石构件，纹理斑驳，具有较好的装饰性。此种岩石不见于本地，应是特意选择，远距离运来。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龙纹踏步空心砖局部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石构件

 

 

新发现之二：山下建筑基址(“台西头”地点)

 

通过调查勘探，于“大台”顶部正南的山下发现夯土基址，基址位于山前阶地上，地势高亢开阔，南端距海岸约580米。因处台西头村以西，命名为“台西头”地点。

 

据勘探，基址形状为边长约120米的正方形，四面有夯土基槽。通过发掘得知，基址地面存在分级，每一级最外侧筑有宽约3米的夯土挡土墙，其内侧或填土及碎石，或为整平的生土。基址东北部发现长方形建筑基坑一处，平面呈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宽约9米，长度超过22米，北部被现代公路占压。基坑内为夯土，结构与山顶建筑基址一致。其上应原有房屋建筑，由于破坏，现存夯土面未观察到柱坑、墙体等迹象。基坑外围大部为垫土，未见明显夯打痕迹，应为室外场地。

 

出土遗物多数为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等，时代为秦。通过对夯土结构及遗物的判断，且与山顶建筑有道路相通，推测此处建筑与山顶同期营建使用。

 

新发现之三：秦代砖瓦窑址区(“窑沟”地点)

 

窑址区位于山下建筑基址以西，地势较平坦，西邻一条大型冲沟，当地称“窑沟”。发掘区内发现10座窑址，均为马蹄形半倒焰窑，多数窑室仅存底部。较大者长约8、宽约3米，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组成，火膛平面呈三角形，窑床呈长方形，末端均有两到三个半圆或方形烟道。窑址方向均为西北-东南向，操作间均朝向冲沟。部分窑发现修补和改造痕迹，应多次使用。有两窑共用操作间现象，操作间发现柱洞，推测使用时上搭顶棚。

 

窑址区正射影像（上为北）

 

西侧冲沟内发现一道东西向条形夯土遗迹，其北侧见多层淤土，性质应为堤坝，是服务于窑址生产的蓄水设施。

 

窑址内及周边出土大量残断或变形的板瓦、筒瓦、圆形云纹瓦当、素面方砖及陶管道等，形制与台顶发现的基本一致。发现的半圆形夔纹瓦当残块，较大者复原直径超过80厘米，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等遗址所发现者图案纹饰相同，是秦代高等级建筑标准器。由此可确定这批陶窑为秦代砖瓦窑，为“大台”“台西头”建筑提供建筑材料。

 

秦代窑Y1（上为北）

 

窑址区出土秦代夔纹瓦当残件（A型）

 

新发现之四：濒海夯土平台(“小台”地点)

 

“小台”位于“大台”以东，濒临大海，现存夯土依托东侧自然山体夯筑而成，夯土同山体构成直径240余米、平面略呈圆形、顶部平坦的高台。

 

“小台”通过探沟等形式进行小面积发掘，以了解其形制和建筑工艺。目前已在夯土北侧、西侧布设探沟共三条，通过解剖发现，发掘区内的夯土夯筑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土色区别明显，但都有夯层厚度不均、致密程度不高的特点，与山顶建筑基址差别巨大。采用单棍夯技术，部分夯面保留明显圜底夯窝，呈现较早的时代特征。除早年试掘中于夯土断面下部发现陶管道、夯土层中夹杂少量陶片以外，几乎没有发现其他古代遗物，说明台上应没有大规模建筑。就其庞大体量来看，应是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有严密规划的大型工程，符合“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点，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小台夯土夯窝

 

新发现之五：战国建筑基址(“亭子兰”地点)

 

“亭子兰”地点位于“大台”东南方向，临近海岸，据台顶中心点约1100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发现的遗迹主要有长廊建筑基址和院墙基槽等。长廊建筑基址现存长度超过90米，南北宽约5米，西部被现代建筑破坏。基址南北两侧沟内发现密集的瓦片堆积，部分板瓦、筒瓦保存完整且互相扣合，应为建筑塌毁的原生堆积。推测其上原有覆瓦两面坡顶的“檐廊式”建筑，建筑倒塌时，南北两侧房顶的部分板瓦、筒瓦等滑落于两侧沟内。长廊式建筑基址东端濒海处发现长方形基槽一处，基槽内以碎陶片和土相间铺垫，推测为一处院墙遗迹，院落濒临大海，现仅存其西南角。发现的建筑应为大规模建筑群的一部分。

 

出土遗物主要为绳纹板瓦、筒瓦，半圆形素面瓦当和陶豆等，年代为战国时期，具有齐国特征。该建筑群可能与齐国经营琅琊有关。

 

战国建筑基址（亭子兰地点）发掘区全景（上为北）

 

调查收获：琅琊郡城的线索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邪郡为其中之一，以琅邪县为治所。2008年至2009年，山东大学、原胶南市博物馆和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琅琊镇和泊里镇之间调查到秦代遗存，推测为秦琅邪郡城所在。自2019年以来，考古队对琅琊台周边开展了详细的区域系统调查及较全面的勘探，于琅琊台西北方向约5千米的今琅琊镇及其周围调查到秦汉时期遗存，采集到形制与琅琊台遗址形制相同的云纹瓦当。调查还发现大量中小型墓葬，不少封土尚存。进一步验证了此处存在具备一定等级和规模的聚落遗址，其与琅琊台相对位置和距离恰好符合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所云：“密州诸城县百七十里有琅邪台……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基本可以推定此“琅邪故城”（今琅琊镇）为秦琅邪郡城之所在。据勘探琅琊台与琅琊镇之间的古代海岸线较现代更为深入内陆，其间仅存在一南北向高地名季家岭，岭东配合工程发掘中发现秦汉时期道路，当为连接遗址与郡城之通道。

 

遗址性质:大型高等级建筑群落

 

通过持续发掘，确认了“大台”主体为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构成高台建筑核心及外围场地的夯土基址体量宏大，夯筑质量极高，发现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水设施及院落门址等重要遗迹，出土龙纹空心砖等遗物，是大型高等级官方工程，佐以早先发现的秦代刻石，可证实为秦始皇所筑之“琅邪台”。“台西头”地点位于“大台”南部山下，发现的阶梯式建筑基址，与“大台”建筑时代相同，与山顶建筑有道路相通，可能为有特定功能的附属建筑。“窑沟”地点发现秦代砖瓦窑，出土大量建筑类遗物，为秦、汉建筑材料分期断代提供了较准确的依据。“小台”夯土结构、时代特征与“大台”存在明显区别，性质属依山夯筑的大型平台，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沿海的“亭子兰”地点发现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建筑，出土遗物具有齐国特征，对于追溯琅琊早期历史有重要价值。不同地点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密切关系，共同构成长时间延续的大型高等级建筑群落。

 

新发现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持续考古发掘，确认了位于遗址核心的山顶夯土基址是为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所筑之“琅邪台”，是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统一秦帝国国家工程，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遗址发现了山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战秦代高等级建筑群落，为古代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山下的窑址是目前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存，出土的砖瓦构件，具有标准器意义，结合遗址内其他地点出土的战国、秦、西汉建筑遗物，是进行建筑材料分期断代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同时，大量蕴含秦、汉王朝统治中心制度、技艺和风格的遗存在东方滨海地区发现，是多元文化融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要见证。

 

作为秦皇汉武东巡的重要地点，琅琊台遗址是秦汉时期“乃抚东土”巩固与维护帝国东部疆域统一的象征，考古新发现充分体现了统一王朝对于东方地区的重视。同时，琅琊台遗址也是古代中国“乃临于海”海洋意识觉醒与海洋战略发展的实证。遗址的发掘、考古成果阐释和利用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