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下汤遗址发现四十周年暨“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工作会议在浙江仙居召开

研讨会现场

与会专家学者参观遗址发掘现场

首先由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仲召兵汇报了下汤遗址的考古工作。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遗址坐落在一处台地上，高出周边农田1-2米，四面环山，东西邻水，南面约2公里为浙江第三大河——灵江。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以上山文化遗存为主。

遗址发现于1984年，1989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勘探。2018年，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2022年，下汤遗址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课题，发掘持续至今，目前已发掘2250平方米。

遗址结构示意图

历年的工作表明，遗址存在内、外两重壕沟，内重壕沟形成于上山文化时期，沿用至跨湖桥文化时期，外重壕沟为好川文化时期，环壕南部未闭合，推测南部可能存在通道。壕沟环绕的中心台地上发现十余座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上往往分布有成组的器物坑，目前已清理器物坑50余座，发现房址5处，高等级墓葬3座，食物加工场所1处，“红烧土广场”遗迹1处，以及沟槽、沟渠、道路等遗迹，初步呈现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下汤遗址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是我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提供重要的资料。它贯穿新石器时代的始终，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

下汤遗址位置图 图中17为下汤

接下来，“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课题组进行了进展报告。

孙瀚龙汇报了浙江上山遗址、湖西遗址、皇朝墩遗址的工作进展。他认为，上山文化目前已从整体框架式研究转向更细致具体的课题式研究，要依托重点遗址的聚落内涵去讨论上山文化的社会性；要去“统一化”，从区域比较的视角研究上山文化中期以后各地方类型、区域性网络和交流体系出现背后的社会基础；打破“直线进化论”一元模式，9000年前后是上山文化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探索上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以及跨湖桥文化的关系问题。

崔涛汇报了江西的课题进展。考古调查方面：潦河流域调查发现23处遗址，以埋藏于网纹红土中的大型砾石工业为代表，其中南岗遗址发现了数量丰富的大型砾石工具及小型石片石器，推测距今约2.9-1万年。清江盆地-锦江流域发现的2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于均质红土中，文化面貌属小型石片石器。清江盆地-萧江、袁水流域发现135处年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的旧石器遗址。遗址群沿河流第二级和第三级阶地连片分布，构成了较为复杂的流动和栖居场所。完成包括万年县、乐平市在内的乐安河（饶河）流域的先秦遗址调查共110处。考古发掘方面主要开展了老虎墩遗址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确认早期的环壕聚落年代距今8500-7400年。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推进肖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对老虎墩遗址进行补充发掘，同时继续深入开展清江盆地、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李意愿汇报了湖南澧县李家岗遗址的考古成果。李家岗遗址是一处完整保留有居址、墓葬、灰坑、环壕以及古稻田、古水系等文化与生态格局的彭头山文化中晚期聚落。李家岗遗址的发掘为更详细地进行彭头山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材料，同时，古稻田遗迹为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整体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区域案例。

会上，专家们重点围绕下汤遗址的发掘成果进行了发言，更加丰富、深化和提升了下汤遗址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表示，上山文化为了解万年时代的中国提供了重要样本，下汤在空间上突破了上山文化主体的分布范围，在社会发展方面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教授赵志军认为，下汤遗址是研究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遗址。其价值在于，一是具有连续的文化过程，从农业起源阶段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发展历程一直都有；二是丰富的遗迹现象为探讨早期人类的食物构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特别是壕沟里的灰坑用于储藏橡子，是江南水乡地区早期先民在食物采集加工方面的一个创举；三是墓葬、疑似祭祀坑等遗迹的发现，揭示了伴随农业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和行为的一系列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新伟表示，下汤遗址出土陶器的精细程度出人意料，连同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令人感叹。在农业起源阶段，比较中国的南北方，上山文化最为突出，最有“文化”。关于稻作农业起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下汤提供了更多的思考。

地层剖面图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认为，在下汤遗址距今2.7万年和4万年的生黄土中发现了野生稻，这扩大了野生稻的分布范围。结合其他上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其所处地理位置，他建议通盘考虑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分布特点和规律。此外，吕厚远认为下汤遗址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建议加强遗址的植被复原工作和对磨盘及其外围土壤的采样，进一步明确食物是否为原地加工。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表示，下汤遗址极大丰富了对上山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上山文化具备代表同时代文化遗存的条件，距今万年左右或可称为“上山时代”。下汤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历经了整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是中国万年农业史的实证。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杨建华认为，下汤遗址所代表的上山文化说明长江流域在这一阶段处于一种引领地位。下汤遗址当时的农业是比较发达的，从工具上看，既有旧石器残留下来的打制石器，也有旧、新石器转换时期的谷物加工的磨盘、磨棒，还有新石器时期的磨制石器，特点多样，陶器也特别兴盛。下汤遗址发现了很多遗迹现象，但是内涵的解释还要做更多的工作，一是可以和周边遗址进行比较，二是自身可以从整体的布局功能方面做进一步的深挖。

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表示，下汤遗址的土台与器物坑可能是祭祀遗存，这种祭坛与祭祀坑的形式影响了后续的文化，如长江中游地区距今7600-7800年的高庙、距今6300年的城头山，长江下游马家浜、崧泽、良渚的高台墓地与之也一脉相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认为，下汤遗址上山文化大墓能够得到确认的话，也许表明了人类早期的不平等在万年前后就已经开始。下汤遗址为旧新过渡时期的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材料。他还建议寻找上山文化的源头，从废弃过程的角度思考器物坑的性质。

壕沟（西北转角）

土台与器物坑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吴卫红表示，下汤遗址这样一个大长时段的连续堆积，在浙江甚至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场景非常丰富，包括壕沟、居住生活区、黄土台，其中黄土台可能反映出了当时的一个居住模式。下汤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体现出上山文化向东南的发展，是真正的浙江土著文化，启发我们研究我国东南部百越文化的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幼平认为，下汤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与中国南方旧石器的基本情况比较吻合，区域内的石器技术也比较连续，石器组合和旧石器晚期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启示我们下一步探寻上山文化源头工作，要重点关注海拔较低的盆地中距离河面不太高的、大洞口的洞穴和岩厦。

圆形房址及东西两侧沟渠沟槽

方形房址

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表示，现阶段上山文化遗址群已经可以共同描述早期稻作农业社会，但上山文化遗址群并不统一，她强调各遗址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遗址内部各遗迹、遗物组合也存在不同。她还提出制陶作坊是否存在、如何去探寻上山文化的源头等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戴向明认为，下汤遗址处于距今9000多年到8500年之间，驯化稻的比例较高，当时比较成熟的种植水稻农业已经出现；从社会角度来说，房子等建筑遗迹，呈现出稳定的居住形态，加之丰富的陶器种类，显示出一个比较初级的农业社会形态。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刘斌表示，下汤遗址的延续时间及年代跨度非常长，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且保存非常完整。建议将工作向环壕外拓展，寻找水稻田和更多的同期遗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赵战护认为，下汤遗址丰富的遗迹遗物，为探讨早期农业社会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提供了系统性资料。与北方新石器早期遗存相比，北方陶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少，相对粗犷，而下汤遗址出土陶器种类丰富，数量大，并已经向精细化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研究员庄丽娜表示，下汤的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如房址附近的红烧土是否与陶窑存在联系，壕沟内灰坑的功能，稻作农业社会中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与食物的比例，除石质外其他材质生产工具的缺失等。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叶润清认为，下汤遗址属于上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是中国万年文化史的一个标志性遗址，是中国史前遗址保护利用及展示的一个样本。同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讲清楚下汤遗址的定位，就必须讲清楚环壕、土台、墓葬以及器物坑还有相关遗迹现象的性质；二是要回应社会关切，推出长江中下游万年文化史科普读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海明表示，下汤遗址揭露的土台、环壕构成了下汤遗址独特的村落景观，展示了一万年前上山文化阶段比较鲜明生动的生产生活画卷，呈现出一处形态最丰富，遗物最丰富，同时也是发展水平最高的遗址；“下汤罐”所呈现的红色，应该是我国年代最早、最纯正、最艳丽的中国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乐平认为，下汤遗址是目前上山文化遗址群中出土陶器、石器最丰富的一个遗址，特别是土台及与之相结合的器物坑以及外围的环壕，这些要素整体从结构性的角度将一个早期聚落形态完整呈现，下汤遗址为深入了解上山文化、研究以稻作文明为基础的早期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首席专家陈同滨表示，目前世界遗产名单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农业起源与定居、生业转变结合起来的案例，下汤遗址展现出相对完整的定居社会，在万年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方面具有阶段性的标志意义，申遗工作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她还提出两点思考，一是基于现在的发现，农业起源阶段社会的内在秩序特点是什么；二是需要将人地关系梳理，将农业起源融合进去，展现一个非常清晰的人与自然的系统。

会议最后，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作总结。首先，他肯定了会议的高水平举办，从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到各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与服务，都彰显了对下汤考古、遗产保护的支持。多年持续的工作，下汤遗址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初步揭露出遗址的聚落结构。他提出，对器物坑性质的解读需谨慎，要充分考虑其本身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不可轻谈祭祀。联系嵊州小黄山、浦江上山、义乌桥头、永康湖西、衢江皇朝墩的发现，对这一阶段的聚落已经可以谈一些认识了。“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这一课题开展不到两年时间内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从上山与彭头山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不像是最初的农业社会，而是已经非常成熟。农业社会的产生不应该是一个快速过程，希望将来有9000-10000年这一时期更多的材料进行补充研究。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