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彬:为国宝续命,让技艺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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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3 09:24 来源:藏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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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彬,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全国技术能手。师从有古籍修复“国手”之称的张士达先生。在 40 多年的工作实践中,修复了“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一批珍贵的善本古籍。修复过程中既秉承传统修复技术,又不墨守成规,结合实际修复对象,不断创新修复技法,如开创性地运用“掏补”法修复《永乐大典》,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大典的原貌等。近年来,朱振彬领衔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并承担了一定的古籍修复教学工作。
传承的不仅是技艺
崔志宾  国家图书馆
来到国家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天,领导安排我跟随朱振彬老师学习古籍修复技术。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从各种形式古籍的装帧、装具制作到古籍中常用纸张的识别、古籍修复基本技法的操作,朱老师都倾囊相授,并手把手认真指导。也正是那段沉浸式的学习时光,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迈进了古籍修复的大门。
初学装帧,印象里最痛苦的是“齐栏”。朱老师要求手绘古籍书叶板框,画完若干叶后折好压平就开始练习齐下脚那条栏线。画栏线、齐栏线,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多么的枯燥啊!当我耐着性子做完,拿着自认为还不错的作业放到朱老师眼前时,他从不批评,而是先沉默,然后说“再改改”。怎么改?要求和方法都告诉了,要自己琢磨。学做函套,全程手工倒角,为了达到朱老师要求的“方方正正、严丝合缝”,我做了一个又一个,纸板的纸屑让我“满面尘灰烟火色”,总是不太合格的作业又让我“别有幽愁暗恨生”。其实朱老师既要求严格,又亲切包容。如果真做到让他满意,他必会不吝表扬,真正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
这些年,很多人都说我运气好,能够在职业初期就参与大型修复项目,这一点我无可否认。但回看时更明白,那些看似重复单调的训练,才是打造一名古籍修复师内核的关键。很多时候,技能往往无法用言语传达,需要亲身体验,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寻找到相对合适的方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曾沉不住气的年轻人,调整并塑造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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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占据了目前我职业生涯的绝大多数时间。这期间,朱老师对我进行了技术上的“进阶”传授,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我不断地收获成长。
项目开展初期,恰逢国家图书馆白石桥馆区修复室装修,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馆领导在北区“右文厅”腾挪出一片区域以供过渡时期修复工作开展。那段时间,我与朱老师并排而坐,不仅有问题方便及时提出,而且可以随时观察老师的手法,体会差距,心摹手追。除了指导我工作,朱老师一向寡言少语,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那一叶叶待修补的书叶上,直到休息时间,才放松聊聊天。其敬业与自律让人敬佩。
朱老师面相年轻,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心态好。很多书蛀蚀如筛,他会对我说:“坐不住的时候就先停下来,出去走走。”确实,书是静态的,放在那里,任由沧海桑田。但人是动态的,有喜怒哀乐,如果做不到工作不被情绪左右,不如先暂时放下。直到后来,每每抬起酸痛的脖颈,才发现时间的痕迹只留在了修复的进度中,于我内心感受而言,不再是消磨,而是平静和滋养。这些年修复工作常被说成是“修行”,虽未读经问道,我亦深感如此。我想,这也是朱老师看上去年轻的原因吧。
修复古籍是我们的工作本职。可如果只把它当作工作,那便是做完交差的任务、复制性的劳动。记得一部“天禄琳琅”书,被前人重装过,其中数册订线的位置贯穿了一枚印章。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这是前人在历史上造成的,不动无妨。朱老师那段时间日思夜想,最终决定要为了这枚印章把订线位置统一后移。他说:“修旧如旧也要就事论事,文化信息不能丢。”后面的多年时间,我也面对了诸多前人留下修复痕迹的处理问题。当真正静下心来琢磨,试着通过上一任修复者留下的痕迹去了解原因、分析利弊,这就不仅仅是完成修复工作,也是与先人的隔空对谈。我们每次作出的修复决定,也都在为一本书建立历史。所以,朱老师言传身教:“一定要负起责任。”
近年来,各大媒体对修复行业兴致高涨,采访不断。这也让古籍修复行业迎来了空前的灿烂。但朱老师永远像一个匀速转动的齿轮,从未因外力原因停滞或加速,平静淡泊。他虽话少,但观念质朴:“好好修书,要踏踏实实。”
转眼我与朱老师相识已经十年有余了。时间是难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的是人对事情的记忆建构,是事件的推进给人生命中留下的印记。未来也还有好多个十年,会有许多未知、可能、喜悦、担忧。这段在我职业初期与朱老师师徒共事的时光,在时间概念上虽已是过去,但于我,仿佛是一棵树的根脉,不觉间已深扎于地。
树立了更高的标准
陈绪军  南京图书馆
我第一次正式见到朱振彬老师,是在 2013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天津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一期全国古籍修复技术研修班上。这是一次高标准、高规格的培训,参加的学员是全国十二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组长或修复骨干,修复的古籍是天津图书馆藏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明刻本《大藏经》,邀请的老师都是古籍修复界经验丰富的修复专家。记得研修班期间,朱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修复案例,有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的顽固水渍处理案例,也有我当时还无法自然地将“挖衬”技艺应用在名人手札修复中的案例。但由于只有半天的课程,朱老师那时应该并不认识我。
传习所续缘
2016 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十二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进行审核复查工作时,专家组对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南京图书馆决定对修复室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来的 280平方米的修复室面积扩大到 1000 平方米,先后招聘了两名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方向的毕业生、两名南京艺术学院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的毕业生,壮大了修复队伍,并购买了各种先进的古籍修复设备。硬件环境提升了,修复技术水平的提升就提上了议程。此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在全国推动建立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通过传统师带徒的模式培养古籍修复人才。2018 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传习所成立,朱老师受邀成为江苏传习所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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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所成立后,朱老师每年两次、每次两周到馆指导我们的古籍修复工作。每次朱老师前来,我们都将以往的修复作品取出,请朱老师一一点评并提出改进建议。朱老师也总是严肃地指出问题,同时提出各种解决思路,非常细心。对于我们拿不定主意的疑难杂症,朱老师和我们一起讨论修复方案,详细分析各种方案的优劣,最后制定出最适合的一种。对于我们想了解的稀见古籍装帧形式——“黄装”、蝴蝶装金镶玉等的做法,朱老师也都一一传授,指导我们动手练习,将工作的严肃性和学习的趣味性相结合,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在修复过程中,朱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修书如同相面,我们拿到一部古籍,不要急着动手修,要仔细观察,了解清楚各种破损情况,如此才能不慌不忙有的放矢。在师父的精心指导下,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水平显著提高。用师父的话说,以前过来南京图书馆,每次只能挑出一两部优秀的修复作品,现在过来再看,大部分作品都能达到优秀的水平,仅有少数问题需要调整。师父的认可在今年的江苏省古籍修复竞赛中有了结果体现:南京图书馆提交的作品拿到了 3 个一等奖和 8 个二等奖的好成绩。在高兴之余,师父也教导我们要志存高远,不要满足现有的成绩,要争取达到更高的古籍修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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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路明灯
于我而言,朱老师不仅指导修复技艺,而且像灯塔一样照亮我前进的方向。2018 年 9 月,我有幸参加了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修复研修班,修复的古籍正是国家图书馆藏“天禄琳琅”。在这次研修班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朱老师的修复作品——一册明版《十七史详节》和一册明版《唐类函》。两册都是破损非常严重的古籍,修复完成后再看不仅极为平整,而且有着协调、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以前总觉得经过修复后,多少有一点不整齐属于正常现象,直到此刻才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有了更高的认识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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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申请国家文保基金项目——《天下郡国利病书》修复项目时,师父也给予了很多事无巨细的指导。每次来南京,师父见面首先要说的一定是手头古籍修复进展情况,到办公室后也会仔细检查我的工作进度,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偏差;每次离开南京时,又会千叮咛万嘱咐下一步要注意的事项。相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一定可以追随他在修复道路上走得更远。
古籍修复引路人
栾天阳 鉴文阁文化有限公司
我从事的是书画装裱修复工作,同时在大学里教课。为了拓展教学内容,2017 年 8 月,我参加了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我遇到了我的古籍修复引路人——朱振彬先生。
朱先生身姿笔挺,面庞清俊,眉眼间透着宁静与书卷气,举手投足不疾不徐,优雅从容。与人交谈时,先生嘴角噙着浅笑,言辞温和有礼,尽显温文尔雅之态。
先生的手指修长而灵活,坐在堆满古籍残卷和修复工具的工作台前时,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手中破损的书叶,眼神中透露出对眼前书叶的深深敬畏与热爱,仿佛整个世界与他无关。那种专注的神情让我记忆犹新,直观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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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古籍在先生的手中重焕生机,修复后装帧为线装形式的“金镶玉”。先生以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永乐大典》两个重点修复项目为例,为我们介绍了“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等修复原则如何在实践中进行运用。尤其是说到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修复方式,让我眼前一亮,之后还把这套理念运用到书画装裱修复中。而先生对待修复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也如同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2018 年 5 月,我跟随先生到南京参加第七届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先生讲的拓片类五镶经折对我影响深远,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扰:如何在托裱后保留拓片原有的凹凸感?如何保持、还原字口?学习回来后,我研究了贴芯的黑色镶条贴在宣纸边框里面的情况,使五镶经折细节更优、更加美观。后来我制作的拓片五镶经折还出现在先生著的《古籍修复探索与实践》一书中,这也是先生对我这个徒弟的认可。
感恩遇见朱振彬先生,是先生为我打开了古籍修复的大门,我也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修复师,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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