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的是书画装裱修复工作,同时在大学里教课。为了拓展教学内容,2017 年 8 月,我参加了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我遇到了我的古籍修复引路人——朱振彬先生。
朱先生身姿笔挺,面庞清俊,眉眼间透着宁静与书卷气,举手投足不疾不徐,优雅从容。与人交谈时,先生嘴角噙着浅笑,言辞温和有礼,尽显温文尔雅之态。
先生的手指修长而灵活,坐在堆满古籍残卷和修复工具的工作台前时,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手中破损的书叶,眼神中透露出对眼前书叶的深深敬畏与热爱,仿佛整个世界与他无关。那种专注的神情让我记忆犹新,直观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匠心。
那本古籍在先生的手中重焕生机,修复后装帧为线装形式的“金镶玉”。先生以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永乐大典》两个重点修复项目为例,为我们介绍了“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等修复原则如何在实践中进行运用。尤其是说到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以局部修补为核心的修复方式,让我眼前一亮,之后还把这套理念运用到书画装裱修复中。而先生对待修复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也如同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2018 年 5 月,我跟随先生到南京参加第七届全国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先生讲的拓片类五镶经折对我影响深远,解决了我多年的困扰:如何在托裱后保留拓片原有的凹凸感?如何保持、还原字口?学习回来后,我研究了贴芯的黑色镶条贴在宣纸边框里面的情况,使五镶经折细节更优、更加美观。后来我制作的拓片五镶经折还出现在先生著的《古籍修复探索与实践》一书中,这也是先生对我这个徒弟的认可。
感恩遇见朱振彬先生,是先生为我打开了古籍修复的大门,我也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修复师,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