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裴李岗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赵辉指出，裴李岗遗址的发现及裴李岗文化的确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发现，一是正式确立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概念，二是确认其是仰韶文化的来源之一。裴李岗遗址新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扩展了遗址的内涵，将裴李岗遗址史前遗存的年代推前至距今1.4－3.6万年，填补了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空白，对于推动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是对前一阶段发掘、整理、研究工作的阶段性总结，更将为未来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遗址的保护以及文化价值的阐释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彭小军谈及裴李岗遗址作为裴李岗时代中原地区的核心文化代表，其发掘与研究工作填补了中原地区前仰韶文化的空白，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开拓性的田野工作，为新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永远铭记。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在年代框架、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进一步探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文明起源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视角。    

会议分为专家主旨演讲和研讨发言两个部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聚焦裴李岗遗址近年来的新发现与新研究成果，共有12位专家学者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永强副研究员首先汇报了《裴李岗遗址近年发掘工作进展》，介绍了2018年-2023年裴李岗遗址旧石器晚期到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的发掘情况。旧石器晚期遗存堆积深厚，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简单石片石器技术阶段，早期石叶、细石叶阶段，晚期石叶、细石叶阶段。后两个阶段均与石片石核石器共存，以中段遗存最为丰富。裴李岗文化时期，在遗址西部及西南部揭示出一批打破关系复杂的墓葬；东部生活区堆积复杂，早期与制陶活动关系密切，偏晚阶段则主要为废弃堆积，出土较多的陶塑等特殊器物。在田野发掘工作有序进行的同时，多学科合作研究也同步开展，涉及遗址年代、环境、堆积成因、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动植物遗存分析、实验考古、地质调查等方面，为遗址的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副研究员就《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作了报告。在进行大量样本测年的基础上，更精确地揭示遗址年代，数据显示其年代区间主要在距今8000-7500年。研究结合裴李岗遗址东部发掘区相关单位出土测年标本的碳十四数据，为讨论遗址聚落变迁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过程提供年代学支撑，尝试从聚落考古的视角出发，理解遗址的人类行为。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鲁鹏研究员就《裴李岗遗址地貌演化与人类活动》进行了汇报。通过遗址周边的地质调查，尝试重建不同时段地貌演化过程，探讨遗址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遗址所在双洎河流域的地貌形态总体上可划分为红土岗地和河谷两大系统，河谷系统包含四级河流阶地，存在四个地貌演化阶段。其中，早期地貌形态的“低阶地”模式与早期人类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业模式相吻合。

英国杜伦大学马哲博士就《多方法地质考古研究揭示新石器时期裴李岗遗址复杂的遗址形成过程和土壤记录》进行报告，初步认为遗址内土壤的形成经历了多个阶段，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土壤形成的深远影响。其中，遗址东部整体处于近湿地环境，其埋藏经历了干湿变化的沉积后影响。一些土壤微结构显示出活动面特征，尚需结合发掘情况展开具体研究。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人类学系王佳静助理教授就《裴李岗遗址植物利用加工模式与环境关系研究》进行汇报。研究利用土壤植硅体分析探讨裴李岗遗址的植物利用、采集和加工模式、遗址环境。结果显示，裴李岗人利用了两种微观环境：用于粟黍种植的山坡旱地，以及利于水稻栽培的湿地资源。裴李岗遗址的周围环境相对湿润，富含水资源，其植物资源包括水稻、薏米、莎草、芦苇等。从垃圾区的植硅体堆积来看，裴李岗人有可能利用镰刀收割的方式收割水稻秸秆，而非掐穗。研究表明，裴李岗人通过利用和种植多种植物资源来适应当地环境。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刘莉教授就《裴李岗纤维和酿酒技术》进行报告。通过残留物及微痕分析，从墓葬中辨识出一组与纺织加工相关的工具组合，认为裴李岗先民已经掌握了制绳、纺织和制衣技术，并且可能利用植物进行染色。对墓葬出土陶壶的分析表明，裴李岗时期利用红麹霉和大米发酵制麯酿酒，并用于日常生活及丧葬仪式中。在西亚旧石器晚期墓葬中也发现类似的遗存，表明酒在仪式行为中的使用是一种世界性现象。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陈冉博士就《裴李岗遗址磨盘、磨棒和陶器的功能性研究》进行报告。初步研究认为，在旧石器晚期，人们利用了包括橡子、块根以及黍亚科植物在内的多种植物资源，同时开始加工植物纤维；新石器早期植物资源的利用更加广泛，增加了稻米和薏苡等植物资源，对植物纤维加工利用进一步深化。器物功能研究方面显示，磨盘、磨棒为多功能工具，陶壶用于酿酒，开始尝试使用尖底瓶进行酿酒实践，夹砂罐则可能存在多种用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钟华助理研究员就《裴李岗遗址2018-2019年度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进行汇报。农作物见有黍、稻、粟三种遗存，罕见稻谷基盘，另有紫苏、野大豆、狗尾草等非农作物，紫苏的重要性突出。田间杂草的稀缺可能揭示了当时的种植模式，而一些枣核反映出管理驯化特征。通过对裴李岗、朱寨和贾湖遗址的植物资源利用进行对比，认为三处遗址均是以采集经济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生业模式。它们在各自小环境下展现出明显有别的生业结构及不同的农业种植模式，在作物选择和采集类资源利用方面存在显著的灵活性和独特性。除常见的作物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植物资源的栽培。

复旦大学景俊贤博士就《基于代谢组学的裴李岗遗址先民烹饪活动的初探》进行汇报。研究首次采用双平台代谢组学方法，分析了裴李岗遗址陶片中的吸附残留物，揭示了其中的脂肪酸、甾醇和酚类物质的组成，探讨了先民的烹饪活动。研究结果表明，陶壶与植物关系密切，小分子有机酸指示了酒精的存在；炊煮器可能承载了对陆生动物脂肪的烹饪功能；对草药类及香料类植物资源也存在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副研究员就《裴李岗遗址先民的动物资源开发初论》进行汇报。初步研究表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以野生哺乳动物为主，其中鹿类居多，家养动物有猪和狗，但数量较少。推测当时肉食资源获取处于以渔猎经济为主、可能兼有少量家畜饲养的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大体属于食物广谱经济，未来还需结合多学科成果进行整合研究。

英国杜伦大学林思雨博士就《裴李岗遗址陶器实验考古初探》进行汇报。基于裸眼观察、土壤调查、科技检测以及现代制陶作坊的实地考察，进行了制陶和烧陶的模拟实验。分析认为遗址周围的红黏土是其陶土来源之一，可能采用二元配方法，与其他土壤混合并经细致淘洗，采用泥片贴塑法制作陶器。但模拟实验陶器与出土陶器还存在一定差距，今后尚需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改进实验，以与出土陶器特征吻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杨明星教授就《裴李岗遗址出土石器的加工与利用》进行报告，从裴李岗石器的石料特征、石料来源等方面进行讨论，通过对嵩山区域的调查，尝试溯源石料来源。初步认为，在旧石器遗存中，脉石英和部分燧石可能源自附近的河道或冲积扇露头处，裴李岗时期部分大型石器则可能来自嵩山深处。

在会议讨论环节，来自全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就裴李岗遗址、裴李岗文化、旧新过渡等课题，结合自身发掘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热烈讨论。    

周振宇研究员认为，裴李岗遗址的新发现存在两大特点：首先时间尺度全，具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其次开展了多尺度、多学科全面的工作，获得一系列优秀成果。当前工作仅揭示了冰山一角，但已显示出巨大的研究潜力和提升空间。目前遗址中尚未发现李家沟阶段的遗存，未来的工作可以在遗址周边地区继续进行探索，以期补全这一缺环。

张居中教授认为，裴李岗遗址新发现的一批陶塑极具震撼力，与北方地区陶塑表现出一些联系；再联系该区域的深腹平底罐传统，为我们理解北方地区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线索。人面陶塑的发现则为这一认识增添了新的例证。

高星教授表示，裴李岗遗址旧石器遗存的发现，让老遗址焕发新生命。遗址涉及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关联，启示我们研究工作应从田野着手，打通不同历史时段，实现对遗址的全面理解。多学科交叉协作和现代科技的运用，尤其是有机物提取和分析，极大地拓宽了我们信息来源与组成的广度与深度，也提升了我们的认识水平。

王幼平教授谈到，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设定了清晰而明确的学术目标，制定了详尽周密的计划。工作特别强调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尤其是与考古问题紧密结合，这一点在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透物见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赵战护研究馆员认为，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细致入微，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新的研究方法、观点及取得的成果令人震撼，期待将这种跨学科、全面性的工作理念推广应用到更多考古工作之中。    

庄丽娜研究馆员认为，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体现了对微观证据和间接证据的高度重视，以课题和问题为导向，工作成果突出。她还指出，裴李岗遗址的墓葬、陶器面貌以及石器组合与李家沟遗址存在显著差异，裴李岗文化是否源自本地仍待深入研究和讨论。

赵春青教授在谈及裴李岗的田野工作有了新进展，进行了丰富的多学科合作。他强调，学科交叉结合要重视并深入理解考古学背景，结合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重新勾画人类历史的全貌，总结历史经验，全方位地复原远古历史。

靳松安教授认为，遗址的发掘工作秉承聚落考古理念，致力于重建遗址的聚落结构。尽管遗址遭到严重破坏，导致聚落考古收获有限，但工作严谨细致，系统全面采集样本，为后续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和深入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有骞研究员谈到裴李岗作为一个正在发掘的遗址，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性研究，涉及多单位、多领域、国内外的合作，十分难得。他认为当前考古领队更应该成为一名组织者，将科技考古和田野考古发掘的信息一点点组织结合起来，讲出好的故事。裴李岗遗址位于细石器分布的最南端，与北方地区细石器在剥片技术及制作技法上都展现出各样差别，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望将其与北方地区连续发展的细石器技术联系起来。

王小庆研究员回顾了在龙王辿和北刘遗址的发掘工作，认为今后在北刘遗址周边寻找旧新过渡遗存，仍有巨大的工作潜力。裴李岗遗址开展了大量的多学科研究工作，虽然许多初步成果尚显稚嫩，但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彭小军副研究员表示，遗址的多学科研究工作成果斐然，与以往相比存在巨大的飞跃。期待在未来的发掘中，能在房址和聚落布局方面获得更多的重要发现。

付永旭副研究员针对寻找遗址中间缺环阶段调查方法，提出可以结合在南方考古调查的经验，深入分析已知遗址的地貌演变，揭示遗址分布的规律，将更有助于后续调查工作的突破。对于水稻驯化的传播问题，他建议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更大的环境背景中，考察中原地区与长江下游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陈洪波教授认为考古工作非常精细，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发现，超出了以往固有的认识，系统性的研究也动摇了许多传统的观点，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认识，也为未来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启示。

宋艳花教授表示，旧石器遗存中细石核、细石叶、鸵鸟蛋壳装饰品极为引人注目，期待这些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发表，可以进行不同地域之间的对比研究，更深入地理解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朱之勇副教授谈到，从目前研究来看，裴李岗遗址新发现的旧石器的第二阶段石叶、细石叶组合对于探讨华北地区细石器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4万年到8千年是一个关键时期，非常期待未来能在这一时间跨度内找到相关文化层，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细石器技术的传播路径和演变过程。

孙瀚龙馆员就裴李岗遗址所见坑沟组合性质、墓葬仪式行为呈现、随葬品与社会组织方式之间的关联、水稻生产来源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见解，期待在未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赵潮副教授认为裴李岗遗址多学科合作成果显著，通过考察遗址在微观小环境中的独特适应策略，深入研究单一遗址的“个性”，为未来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如果将之置于更广的坐标系中，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参照，将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区域内部及其之间的差异，为深入理解同时期遗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供新的视角。

蔡金英副教授探讨了裴李岗文化的年代问题，指出贾湖遗址的墓葬材料和居住材料基本不共存这一现象，期待裴李岗遗址能发现不同时期的墓地和居住址，并进一步深化聚落功能研究。

崔天兴副教授指出，裴李岗时代原本被视作定居时代的开端，然而在考古学上，季节性定居和长期定居并不易区分。他建议从自然占据、人为住居、有规划的住居等概念出发，探讨人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审视定居/住居体系，或许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本次研讨会，展示了裴李岗遗址的最新发现与研究成果，加强了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裴李岗遗址后续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将推进对裴李岗遗址、裴李岗文化、旧新过渡阶段等研究工作更加深入。

会议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