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下汤遗址发现四十周年暨“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工作会议纪要
2024年10月26日，仙居下汤遗址发现四十周年暨“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工作会议在浙江省仙居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上午，与会者参观了下汤遗址发掘现场并观摩了出土器物。
下午，汇报与研讨在仙居云锡登云温泉度假酒店烟霞厅举行。
会议第一阶段由仙居县委副书记、县长占雅静主持。仙居县委书记崔波、台州市政府副市长程炜博、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广胜先后致辞，随后进入表彰、聘任、授牌环节。授予下汤村文保员张金苗“万年文化守护者”荣誉称号；授予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仲召兵“仙居县荣誉市民”称号；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先生、中国建设科技集团首席专家陈同滨先生为仙居下汤遗址考古研究与保护利用顾问；最后授予下汤遗址“考古研学基地”。
会议第二阶段，进入学术汇报与研讨环节。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主持。
首先由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仲召兵汇报了下汤历年来的考古进展与收获。下汤遗址发现于1984年，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东北俗名“汤墩”的台地上，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自下而上分属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历经2018年、2022—2024年四个年度的主动发掘，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考古工作揭示，遗址存在内、外两重壕沟，内重壕沟为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外重壕沟为好川文化时期。壕沟环绕的中心台地上发现十余座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多数土台上分布有成组的器物坑，目前已清理器物坑50余座。同时还发现房址4处，高等级墓葬多座，食物加工遗迹1处，红烧土广场遗迹1处，以及沟槽、沟渠、道路等遗迹。
下汤是我国年代跨度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保存较为完整、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初步呈现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本。
随后10位专家围绕下汤遗址的发掘成果进行了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下汤遗址是研究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遗址。其价值在于，一是具有连续的文化过程，从农业起源阶段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发展历程一直都有；二是丰富的遗迹现象为探讨早期人类的食物构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特别是壕沟里的灰坑用于储藏橡子，是江南水乡地区早期先民在食物采集加工方面的一个创举；三是墓葬、疑似祭祀坑等遗迹的发现，揭示了伴随农业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和行为的一系列发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在下汤遗址距今2.7万年和4万年的生黄土中发现了野生稻，这扩大了野生稻的分布范围。结合其他上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其所处地理位置，他建议通盘考虑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分布特点和规律。此外，吕厚远认为下汤遗址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建议加强遗址的植被复原工作和对磨盘及其外围土壤的采样，进一步明确食物是否为原地加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新伟认为下汤遗址出土陶器的精细程度出人意料，连同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令人感叹。在农业起源阶段，比较中国的南北方，上山文化最为突出，最有文化。关于稻作农业起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下汤提供了更多的思考。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肯定了下汤考古发掘团队的工作，认为下汤遗址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上山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上山文化具备条件代表同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万年左右或可称为“上山时代”。下汤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历经了整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是中国万年农业史的实证。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赵战护认为下汤遗址丰富的遗迹遗物，为我们探讨早期农业社会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提供了系统性资料。与北方新石器早期遗存相比，北方陶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少，相对粗犷，而下汤遗址出土陶器种类丰富，数量大，并已经向精细化发展。
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认为下汤遗址的土台与器物坑可能是祭祀遗存，这种祭坛与祭祀坑的形式影响了后续的文化，如长江中游地区距今7600-7800年的高庙、距今6300年的城头山，这种土台与墓葬的组合形式，马家浜、崧泽、良渚的高台墓地与之一脉相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认为，下汤遗址上山文化大墓能够得到确认的话，也许表明了人类早期的不平等在万年前后就已经开始。下汤遗址为旧新过渡时期的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材料。他还建议寻找上山文化的源头，从废弃过程的角度思考器物坑的性质。
北京大学副教授秦岭认为现阶段上山文化遗址群已经可以共同描述早期稻作农业社会。但上山文化遗址群并不统一，她强调各遗址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遗址内部各遗迹、遗物组合也存在不同。她还提出制陶作坊是否存在、如何去探寻上山文化的源头等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研究员庄丽娜提出了一些疑问与看法。如房址附近的红烧土是否与陶窑存在联系？壕沟内灰坑的功能？稻作农业社会中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与食物的比例？除石质外其他材质生产工具的缺失等。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首席专家陈同滨从解读遗产和保护遗产的角度出发，认为下汤遗址相比两年前有了全新的形象，申遗工作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下汤遗址展现出相对完整的定居社会，在万年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方面具有阶段性的标志意义。目前世界遗产名单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农业起源与定居、生业转变结合起来讲的故事，我们要争取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得更精彩。另外，她还提出两点思考，一是基于现在的发现，农业起源阶段社会的内在秩序特点是什么；二是需要将人地关系梳理，将农业起源融合进去，展现一个非常清晰的人与自然的系统。
接下来，进行“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课题进展报告。
浙江省课题组孙瀚龙汇报了上山遗址、湖西遗址、皇朝墩遗址的工作进展。他认为，上山文化目前已从整体框架式研究转向更细致具体的课题式研究，要依托重点遗址的聚落内涵去讨论上山文化的社会性；要去“统一化”，从区域比较的视角研究上山文化中期以后各地方类型、区域性网络和交流体系出现背后的社会基础；打破“直线进化论”一元模式，9000年前后是上山文化的关键节点，要进一步探索上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以及跨湖桥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上山文化遗址群联合申遗的背景下，各地要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各遗址价值互证，推动研究进程。
江西省课题组工作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崔涛汇报。考古调查方面：潦河流域调查发现23处，以埋藏于网纹红土中的大型砾石工业为代表，其中南岗遗址发现了数量丰富的大型砾石工具及小型石片石器，推测距今约2.9-1万年。清江盆地-锦江流域发现的2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于均质红土中，文化面貌属小型石片石器。清江盆地-萧江、袁水流域发现135处年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的旧石器遗址。遗址群沿河流第二级和第三级阶地连片分布，构成了较为复杂的流动和栖居场所。完成包括万年县、乐平市在内的乐安河（饶河）流域的先秦遗址调查共110处。考古发掘方面主要是开展老虎墩遗址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确认早期的环壕聚落年代距今8500-7400年，高台墓地属于上层遗存，距今4600-3800年。最后，崔涛指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重点推进肖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对老虎墩遗址进行补充发掘，同时继续深入开展清江盆地、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湖南省课题组李意愿汇报了澧县李家岗遗址的考古成果。李家岗遗址是一处完整保留有居址、墓葬、灰坑、环壕以及古稻田、古水系等文化与生态格局的彭头山文化中晚期聚落。李家岗遗址的发掘为更详细的进行彭头山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材料，同时，古稻田遗迹为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整体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区域案例。
随后，部分与会专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建议。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叶润清赞同下汤遗址属于上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是中国万年文化史的一个标志性遗址，是中国史前遗址保护利用及展示的一个样本。同时，提出两点建议：一、要讲清楚下汤遗址的定位，就必须讲清楚环壕、土台、墓葬以及器物坑还有相关遗迹现象的性质；二、回应社会关切，推出长江中下游万年文化史科普读物。
北京大学教授、郑州市文物考古院特聘研究员王幼平指出，下汤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与中国南方旧石器的基本情况比较吻合，区域内的石器技术也比较连续，石器组合和旧石器晚期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启示我们下一步探寻上山文化源头工作，要重点关注海拔较低的盆地中距离河面不太高的、大洞口的洞穴和岩厦遗址。
会议最后，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作重要讲话与总结。首先他肯定了会议的高水平举办，从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视，到各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与服务，都彰显了对下汤考古、遗产保护的支持。多年持续的工作，下汤遗址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初步揭露出遗址的聚落结构。他提醒，对器物坑性质的解读需谨慎，要充分考虑其本身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不可轻谈祭祀。虽然目前上山文化的遗迹现象比较杂乱，但仍有迹可循，联系嵊州小黄山、浦江上山、义乌桥头、永康湖西、衢江皇朝墩的发现，我们对这一阶段的聚落已经可以谈一些认识了。“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这一课题开展不到两年时间内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从上山与彭头山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不像是最初的农业社会，而是已经非常成熟。农业社会的产生不应该是一个快速过程，希望将来有9000-10000年这一时期更多的材料进行补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