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岩石先生代表中国考古学会多次对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和《大众考古》组织策划的学术活动提供指导和帮助，先后出席“首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新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2023年大运河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暨徐家桥考古发掘成果发布会”以及“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交流研讨会”并做总结发言。
发言内容刊登于《大众考古》2023年01月刊。
第二届中国古代都城及城市考古新发现
交流研讨会总结发言
朱岩石
满满2天的学术会议结束了，每个半天的专场会议后都有学术评议的专家，一共是8位先生，他们做了非常到位的学术总结。因此我不再做具体总结，而是谈谈我聆听完本次学术会议的感悟。
第一，本次会议呈现的学术成果令我们对长期在一线持续开展城市考古工作的学者孜孜以求的精神由衷钦佩。我们城址的考古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我们通过这两天32场汇报涉及的29处城址可知，有的城址可能是汇报了今年或者这一两年的收获，但实际上都是根植于很多年、几十年的工作，大家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学术积累。对前辈学者的成果以及受时代限制而出现的不足和遗憾，我们今天的学者都予以了极大的尊重和理解。正是这种敬畏、理解与提示，才形成了我们考古学者的优良传统。
第二个感触很深的地方，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报告中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真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新认识。本次会议的报告涉及的城市类型非常丰富，大到帝国的都城，小到州、府、县的治所，等级的差别很大，时代跨度也非常大。在这样复杂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有什么变化值得重视呢？贺云翱老师在调查大运河周边的城址时提到一个现象，到现在为止调查所涉及的3个城址都是没有城墙的，这是不是一个共有的现象呢？我觉得这涉及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那就是城市类型的问题。因为在中古时期晚段和近古时代前期，城市类型从封闭的里坊制向开放的长巷制变化，城市形态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从夏商周以来，我们所有的都城和重要的都市基本上都是属于先规划后建设，这个规划可能有的是一步一步来的、渐进式的。不管怎么样，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立与建设政治性和军事性是极其突出的。但是贺老师他们调查的这些城址没有城墙，这是不是自然形成的城镇？在运河沿岸如果这一类型城镇被证实，那就凸显了近古时代初期运河经济发展为城市形成带来的新动力。这就让我们不由想到，以往我们在手工业聚集的一些窑址，比如说像湖田窑、湖田古镇，这样随着窑业发展，自然形成的古人生活聚居城镇实例。因此，中古到近古的这个时期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经济型城镇到底是什么形态、具有怎样的内涵与物质文化特质？这些需要我们进行考古学探索、分析和归纳，这是个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再比如说隋唐洛阳城，以往我们都是在做宫城、皇城的格局。近几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集中精力一直在做一个坊—太平坊。这也是在回答史籍当中无法触摸到的种种物质文化信息。大家知道文献记载很多都是与帝王将相相关的重大事件与内容，而对古代城市生活方面的具体记载非常缺乏，如何立体生动地复原当时城市生活，考古学在这方面能够承担大任，提供科学素材。类似于这样的考古发掘，就是在捕捉重要的城市考古、城市发展史中的重大课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工作。
第三个感触，就是刚才董新林老师也提到的多学科合作不断的升级。比如在广西他们做的这个南朝城址（浦北县越州故城），所有的出土遗物都用RTK去打点定位，出土的这些土都过筛、水洗，这个工作量极其大。现在我们多学科合作，数字化考古，结合各种新技术应用，使我们这些巨大工作量能够不断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今后多学科合作是我们城市考古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此外，我还有几点思考提出来供与会同仁一起讨论。
第一，我们这两天所听到的项目汇报里，很多城址考古都提到或者已经做了GIS系统下的数据归纳整理工作，那么“一张图”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但我感觉我们对都城和城市考古“一张图”的工作还是要再强调，要格外强调。这里说的一张图不是我们手画的底图，也不是我们一般的测绘图，它一定是大比例的、在GIS下实现的数字化地图，一定是与大地坐标统一在一起的数字化地图。因此，我也呼吁，我们所有做城址考古的学者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我们要完成古代城址的“一张图”，该图必须是与当地的大地坐标相衔接的数字化地图，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所有的考古勘探、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在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一直是有用的，一直是可以回溯的，一直是可以反思的。
第二，我们在精细化发掘方面还要下工夫。城址考古需要回答大的格局问题、大的时代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回答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精细化的考古发掘永远不会过时，只要我们精细化去做工作，就一定对你辛苦的付出有回报。
第三，我觉得在都城和城市考古中地层学依然是我们的学术重点，不能够忽视这一点，特别是对遗迹的解剖和地层关系的确认。我在听汇报时注意到有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明年还要继续做等等，也提到了解剖工作暂时没有做。地层解剖与遗迹关系确认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无论有多少合理的推测，实际上都不如有一张板上钉钉的剖面图拿出来有说服力。无论是我们对古代工艺、技术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对时代、早晚关系的回答，很多最终解决都是要落在对于地层学的回答上面。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不少工作汇报中有非常好的剖面，这些横剖面、纵剖面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遗址的时代、性质、沿革提供了科学依据。所以说科学地进行文化层、遗迹的解剖，就是我们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四，我们还要应对古今叠压型城址保护与利用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本次会议29个城址有相当一部分是古今叠压型。从我们考古学者的角度，不应该是我们在配合城市建设，而是要使考古学在城市建设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为城市的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在观念上有所跟进，比如说北京老城保护历程令我们非常感慨。北京老城经历了从25片保护区到对于北京老城要整体保护的曲折过程，这里面积累了以徐苹芳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为什么北京老城受到严重破坏的今天还要整体保护？这是基于中国古代都城、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它不是一片一片、一段一段建设形成的，而是一次性整体规划出来的，不能说保这一片儿不保那一片儿。放眼全国，今后在应对这些古今叠压型城市的考古过程中，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整体保护的问题。对于古代城址，加强整体保护什么时候都不晚，考古学者要为整个城市的发展提供我们考古学的科学依据，做出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和感想，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