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外交流考古研究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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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5 23:55 来源:中国文物报
王仲殊先生于1925年10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教师家庭。于2015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王仲殊文集》。文集全书共4册，收录了王仲殊的70余篇学术论文以及他主持的几项重要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是他60多年考古生涯成果的集大成。
王仲殊的学术专长为汉代考古学和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这一方向是1950年夏鼐先生为他制定的。1950年7月，王仲殊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8月初，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成为该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个从大学毕业分配入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入所一个月后，刚刚受聘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成为王仲殊的导师。夏鼐先生根据王仲殊在历史文献方面具有的良好基础，大学期间又学习了日语和日本文史的特长，为他确定了以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作为主攻方向，兼攻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数十年来，王仲殊一直坚持夏鼐先生为他制定的这一学术方向，矢志不渝，刻苦努力。
王仲殊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是从1950年10月在夏鼐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辉县琉璃阁汉墓的发掘开始的。这次发掘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此后，他先后参加、主持了长沙汉墓、汉长安城遗址、满城汉墓、敦化渤海墓、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1956年至1962年，他担任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首任队长，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所获成果为此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的发掘，为研究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先生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以坚实的研究揭示了渤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接受唐王朝的统辖，成为唐王朝在东北地区重要地方政权的历史，出版后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王仲殊先生研究成果卓著。除了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外，还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以及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著，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说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论文数十篇。
王仲殊还注重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做出了很大成绩。有独著的《从中国看古代日本》和《三角缘神兽镜》以及共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古代日本的国际化》《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等多部著作，独著的各种论文则多达数十篇。他的研究主要有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对常出土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
王仲殊先生从事日本古代史和考古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勇于挑战日本学术界权威提出、被日本学术界所“公认”的观点。他在《考古》1983年第4期所载《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一文就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的影响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明确主张7世纪末至8世纪的日本都城藤原京和平城京在形制、布局上仿效7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而不是日本权威学者岸俊男提出的仿效5世纪末至6世纪前期的北魏王朝的都城洛阳。这一观点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并为日本学术界所接受。
到2004年为止，王仲殊共完成《论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论洛阳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试论唐长安城与日本平城京及平安京何故皆以东半城（左京）为更繁荣》《中国古代宫内正殿太极殿的建置及其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论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等8篇论文，充分体现了他对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宫殿制度所作比较研究的全面、系统和深度。
王仲殊先生对日本出土的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也是用力最多的，先后发表了20篇论文，并结集形成以《三角缘神兽镜》为题的专著，于1992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98年再版。
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古坟时代（公元三到七世纪）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主要随葬品。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魏朝皇帝于景初三年（239）、正始元年（240）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卑弥呼女王又将一部分铜镜赏赐给各地的豪族，作为女王控制各地的手段。该理论为日本学术界所普遍信奉。
随着日本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快速进展，各地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数量大大超越了《三国志·魏书》所记载的魏王赏赐给倭女王的“铜镜百枚”之数。而这样的铜镜在中国却不见一枚。对此，日本学者的解释是，此类铜镜是中国皇帝专门为赏赐倭王而特铸的，即“特铸说”。
对此，王仲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类铜镜中有“陈氏作竟（镜）”“本是京师，绝地亡出”“用青铜至海东”等铭文，可证这类铜镜是中国的镜师亡命日本，在日本制作的。这种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形制、纹饰与中国画像镜相似，内区的图像则与中国神兽镜类同，而画像镜、神兽镜均盛行在中国江南的吴地，故应为流亡日本的吴地工匠在日本制作的。王仲殊先生的论证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这一观点彻底动摇了三角缘神兽镜是魏的皇帝赏赐给倭国女王，又由女王赏赐给各地豪族的“三角缘神兽镜理论”。
众所周知，日本古代史和考古学的学者素以搜集资料齐全，研究逻辑缜密，观点理论扎实著称。能够对日本学术界泰斗级人物提出，并业已形成定论和体系的观点提出挑战，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更需要广博的中日古代史和文献学基础，还需要对中日两国相关考古资料的充分掌握，上述几个环节缺一不可。正因如此，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是十分困难的，也因如此，我国学术界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少之又少。
王仲殊先生在《王仲殊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指出，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考古学的同时，也应适当地研究外国考古学包括中外交流的考古学。中外交流考古学不应限于中国境内发现的遗迹、遗物，也要以国外发现的遗迹、遗物为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皆须参证中国和外国的文献记载。中国学者研究中外交流考古学，其优势在于通晓中国考古学，但也须熟知相关的外国考古学和历史文化。他自己就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正因为具备上述意识，加上自己多年的刻苦钻研，勇于追求真理，才获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为中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做出了表率。
王仲殊先生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撰工作中。他曾任该书编委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分卷主编，协助主任夏鼐先生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还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卷卷首的《考古学》序目是他与夏鼐先生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简明扼要地阐述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行文流畅，内容翔实，论据可靠，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文章。他还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
王仲殊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他先后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他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
在我们努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大力开展中外文明交流史研究的今天，王仲殊这位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大家在汉唐时代考古学和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研究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