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翠：第二届复旦大学陶瓷考古论坛暨龙泉窑学术研讨会纪要

第一主题共有六位学者公布了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最为重要的几处龙泉窑考古新发现。除龙泉大窑亭后窑址等核心窑区的关键材料外，周边区域如金衢盆地、福建地区、江西抚河流域龙泉窑系青瓷的最新调查结果，有效勾连起了龙泉窑产品及技术在浙、闽、赣三省的流转脉络，尤其是仿龙泉青瓷的生产，在近年的田野、研究工作之中，也为精细化钩沉龙泉窑窑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另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青龙镇遗址等节点性港口遗址的出土材料与研究，更在瓷器由生产至消费的链条之中，还原了相关的贸易情境与社会生活。

大窑亭后窑址是近年龙泉窑核心区域考古工作中的焦点。谢西营介绍了该窑址2022年及2024年的两次考古发掘材料，揭露有房址、排水沟、龙窑等丰富遗迹，出土大量瓷片和匣钵、垫饼等窑具标本，时代由北宋晚期延续至明代，首次出土了“内府”款标本。一些瓷器及垫饼内见文字款，与彼时海洋丝绸之路存在密切关联。

龙泉窑之产品与技术在历史时期更曾长久地辐射周边地区。以金衢盆地所见龙泉窑系青瓷为例，郑建明表示，此地区北宋晚期产品质量最高、规模最大，南宋、元、明质量下行。窑业技术主要来自龙泉金村地区，然传播路线可分东西两路，时代集中在北宋与元代。金衢盆地窑业面貌与福建、温州地区相似，与龙泉核心区差异大，对探索龙泉窑窑业格局的成因、产品流布与消费等内容有重要意义。陈志涛、郝雪琳则分别关注到了福建地区的明代青瓷窑址与江西抚河流域的仿龙泉青瓷窑址，前者按闽北、闽东、闽南、闽西四个区域，系统梳理福建明代青瓷窑址考古发现，与浙江窑场开展横向比对的同时，更溯及宋元，认为福建地区明清时期生产青瓷的窑址迅速减少，且集中于闽南地区的趋势，与明代海禁政策、东南地区走私贸易及区位优势等因素有关。后者基于2023年复旦大学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抚州地区近20处仿龙泉青瓷窑址展开的调查结果，这批仿龙泉青瓷器形单调，制作粗劣，不重装饰，装烧方式为多件明火裸烧，对龙泉窑的仿烧仅停留在表层模仿，另提及江西信江流域的仿龙泉青瓷面貌更为单一，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市场导向、政治事件等多重因素。

自2023年始，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对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瓷器展开整理，王孟珂汇报了该遗址出土超 55000 件（片）龙泉窑标本，年代跨度从北宋早期到明晚期。标本的出土情况表明温州港作为消费端，与龙泉窑生产兴衰保持一致，实证温州港为龙泉瓷外销起点和“海丝”重要港口。新发现个别产品为解决龙泉窑北宋间“制样需索”、双面刻划纹饰年代序列、龙泉窑订烧行为等提供了关键物证。王建文则对上海唐宋时期贸易港——青龙镇遗址出土瓷器进行分期展示，认为青龙镇在晚唐至北宋中期主要为国内贸易，南宋为繁盛阶段，沟通南北兼具国际贸易港功能，元早期以后，贸易接近尾声，港口功能转移到上海镇与太仓一带。

第二主题由四位学者聚焦海内外所见龙泉官器与相关史料，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龙泉窑与宫廷互动的时段、方式与对外影响等问题，涉及诸多新见的实物与文献材料。

森达也报告的“琉球王国的朝贡贸易与明代龙泉青瓷”述及日本冲绳地区城堡、港湾与沉船遗址出土龙泉青瓷与朝贡贸易背景，其中包括龙泉官器与五爪龙纹青瓷的发现，并提到了一处值得省思的现象——琉球所见明早期赏赐瓷器中几乎仅可见龙泉官器而罕有景德镇官窑瓷器，与土耳其、伊朗等地的观察存在出入。钟燕娣则以“明早期官窑瓷器的输出——以景德镇窑与龙泉窑瓷器为中心”为题，基于景德镇御器厂与龙泉窑的考古成果，对明初官窑瓷器的生产方式进行总结，同时展示了大量海外收藏、出土的龙泉官器，点明朝贡贸易是明早期官窑瓷器外输的主要方式，官器的输出又影响了如越南、伊斯兰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艺术创作、审美观念。

同时，由于历史书写大多围绕政治权力中心而展开，与宫廷存在关联的陶瓷制品往往存留有更多的文字记录可供参照与回溯。周雪妍在 “明龙泉窑宫廷用瓷的生产与运输再论”中首次公布有部分新见文字、实物材料，运用二者的相互印证，介绍正统至天顺朝宫廷用瓷的典型风格之余，认为龙泉窑与宫廷的互动贯穿了明朝统治之始终，并基于大窑近年所见两例明“内府”铭残件的讨论，推测明龙泉窑宫廷用瓷可能是经由扬州，入大运河，由“白粮船”一类的漕船带运至京。俞锦辉在其报告“龙泉窑古文献考证”中尽数梳理相关历史文献，考证了龙泉窑包括艺术内涵、历史脉络、遗址分布、制瓷技术在内的四项内容。

第三主题由七位专家采用科技分析、类型学等多元方法，聚焦龙泉青瓷的消费、流通及海内外仿烧现象，于产品、技术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细致描摹了龙泉窑对外交流的影响与格局。

随着港口、沉船遗址出土（水）新材料的涌现，龙泉青瓷运输贸易和产品流布的探讨方兴未艾，鲍怡将樊村泾出土龙泉青瓷分为精粗两路，通过和龙泉窑址标本的对比，确认其主要产地为龙泉东区，而龙泉南区则提供了部分精致产品。研究还结合元大都、新安沉船等遗址的出土情况，阐释了太仓为当时内外销周转港的重要地位。孟原召以西沙群岛明代沉船为核心，并向前追溯宋元时期，总结了各时期瓷器组合、贸易路线、消费倾向情况，并联系福建、广东等地区的仿烧、技术互动与文化交流展开论述。

古代社会对龙泉窑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刺激着各地仿龙泉青瓷生产的兴盛。其中以白马窑、余里窑为代表的广东仿龙泉青瓷生产具备较高的水平，是近年来广东地区陶瓷考古的重点关注对象，郁永彬对白马窑仿龙泉青瓷科技分析研究，认为白马窑仿龙泉青瓷生产技术成熟稳定，呈色和施釉厚度与龙泉窑相近，不过整体质量较之略低，且胎釉成分上仍与龙泉窑存在差异。肖达顺以余里窑为例，以大数据理念综合地层与类型学，总结了余里窑仿龙泉青瓷的产品特征，同时结合其他窑址材料，对广东仿龙泉青瓷的生产情况完成了整体把握。

江西、福建等地的仿龙泉青瓷生产拥有较长的历史，对其进行的分期研究亦硕果累累。张文江将江西地区仿龙泉青瓷以宋末元初、明中期为节点分为三阶段，包含高庄、小陂、南坑、御窑厂、丽阳、横峰六大类型，并分析其技术来源除龙泉窑外，在不同阶段还受到本地青白瓷及福建窑业等多方面复杂影响。栗建安则全面介绍了福建仿龙泉青瓷主要窑口——漳州窑，以清中期为界，分阶段系统阐述漳州窑青瓷的生产和流布情况及各阶段产品的海内外流通情况，总结了漳州窑在明清时期窑业兴盛、贸易繁荣的面貌。

综合龙泉窑及各地仿龙泉青瓷的总体情况，秦大树将仿龙泉青瓷生产划为四个阶段：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龙泉周边及福建地区顺应风潮，主烧橄榄青釉双面刻花瓷；南宋后期至元代，仿豆青或粉青的厚釉瓷器生产经浙北、赣东扩散，主供国内市场；元末至明前期，龙泉窑生产技术远传云南及东南亚；明代正统至嘉靖时期，闽东至广东一带仿龙泉生产兴盛，填补了龙泉窑衰弱后海外需求的空缺。

第四主题通过对海内外居住、港市及沉船等类型遗址资料的更新与再梳理，结合中西方文献的深度爬梳，以鸟瞰的视野再次审视了龙泉窑在世界各地的流布及文化、技术层面的交流互动，重构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龙泉窑的生命历程，再次重申了“天下龙泉”的题中之义。

以国内港市及沉船的发现为支点，龙泉窑的对外传播方式及路线受到关注。吴敬通过文献梳理及考古资料的比对，认为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龙泉青瓷虽不排除少数用于外销的可能，但主体应为元代漕粮海运路线优化后，主要用于供给北方地区的仓储遗留。梁国庆通过漳州古雷半岛圣杯屿沉船2022至2023年度的最新发现与整理成果，揭露了自温州港舶发的元代中晚期私商贸易所载龙泉青瓷的产品面貌与船载方式，其精细化的发掘作业手段将为探讨元代海洋贸易行为、组织形式等问题提供重要资料。

沿着贸易的运输路线，与会学者以东亚韩国、东南亚泰国、西亚也门等国别或东南亚、印度洋等区域范围为视野，对龙泉窑的异域消费问题及文化、技术的流动问题展开讨论。在国别视野下，刘朝晖、成高韵介绍了韩国地区出土的龙泉青瓷概况，并梳理了宋元及明代韩国地区龙泉青瓷的消费面貌、流布空间的转变，与海、陆贸易路线的形成，揭示了龙泉青瓷在韩国瓷业消费中的特殊定位。张爱星以泰国地区的遗址及窑场资料为中心，归纳了宋代至明代泰国地区龙泉青瓷消费的流布及范围变化，并通过中泰窑业技术比对，认为泰国地区仿龙泉青瓷生产仅存在产品及造型层面的表层模仿。张宇珩通过对12-14世纪也门地区亚丁港相关文献及周边考古资料的梳理与整合，认为拉士黎王朝的建立促使了亚丁港成为西印度洋贸易圈与红海贸易圈、东非贸易圈联接的转口港，13世纪末期以后，龙泉青瓷在也门宫廷消费及亚丁湾、红海地区的陶瓷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区域瓷器的消费视野下，项坤鹏和钱丹酉通过梳理港市、居住遗址及沉船考古资料，总结了东南亚地区宋代至元代的龙泉窑流通在产品面貌、贸易方式及路线上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简述龙泉青瓷在东南亚社会上的作用，强调了龙泉青瓷与东南亚青瓷瓷业的技术文化交流。张然以量化分析与可视化手段呈现了龙泉青瓷在西印度洋地区的出土、分布模式与历史背景，并以阿联酋哈伊马角遗址为案例具象化了龙泉青瓷在异域文化中侵入性特征，强调了埃及等地手工业与龙泉青瓷的文化互动。

此外，技术与知识的流通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翟毅通过梳理11-12世纪波斯学者阿布·雷汉·毕鲁尼与内沙布尔的默罕默德·乔瓦尔卡对“中国瓷器”的想象与认知，及阿布尔·卡西姆对14世纪伊朗釉陶生产的记载，认为中国与西亚两地陶工在差异化的原料与技术体系下遵循了同样的陶瓷烧造逻辑或原则，提示了“技术转移”性质研究中自然环境和工匠个人经验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沈岳明在会议总结中说，龙泉窑研究仍是本世纪陶瓷考古研究的富矿，取之不尽。学者的汇报内容不仅涉及龙泉窑核心区域的生产，还向周边浙、闽、赣、粤地区的仿烧延伸，所涉产品囊括官民。从国内港市、沉船向外延伸，本次会议还探究了东亚、东南亚、印度洋等地区龙泉瓷器的贸易市场与消费情况，重构了龙泉窑产品在海内外市场从接受、到喜爱、再至仿烧的过程。新的资料必然会引发新的学术问题，明代中晚期龙泉窑的生产、龙泉窑青瓷仿烧与周边青白瓷窑场的关系，及世界范围内的仿烧层次与知识互动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会议中科技手段的应用与成果展示，更深化了国内由周仁先生最早启动的陶瓷科技考古研究，与国际学界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另外，本次会议呈现的学界新、老学者在思想、方法、技术上的交流、传承与创新，将为未来龙泉窑的考古研究提供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