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古代玻璃、釉陶科技考古工作坊”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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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4 15:50 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引言: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崔剑锋团队在我国古代玻璃、铅釉陶(建筑琉璃)的技术发展和矿料来源等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研究成果引起了包括英国、日本、韩国等国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2024812日,韩国国立公州大学金奎虎教授团队到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东亚古代玻璃和铅釉陶技术与崔剑锋教授团队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出席本次工作坊的学者和学生包括: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副会长、韩国国立公州大学金奎虎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崔剑锋教授,安徽博物院陶瓷文物修复师朱善银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雅博士后马仁杰博士,以及国立公州大学文物科技科研究生全祥恩、具娜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生徐雪琨、陈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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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奎虎教授团队到访
本次工作坊共有四位研究者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报告主题集中于东亚地区中古时期玻璃特别是铅玻璃以及铅釉陶的制作工艺和矿料来源方面。
第一场报告的主讲人是韩国国立公州大学的硕士生许罗连,题目为《益山王宫里(Iksan Wangungri)遗址出土的铅玻璃坩埚的特征研究》。她介绍了王宫里遗址玻璃坩埚的出土情况和相关检测成果,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益山王宫里遗址的使用时期大致从百济后期到统一新罗时期,2004~2007年发掘时出土了大量与玻璃生产相关的遗物。通过对出土的玻璃坩埚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显微观察,她得出以下结论:
1、坩埚的口沿和内壁有黄色、绿色和红色的玻璃态物质。玻璃的含铅量都高于40%,属于铅玻璃。
2、根据玻璃内部石英晶体的大小,可以将其分为两组。第一组石英颗粒大,气孔多;第二组石英颗粒小,气孔更少,致密。
3、在显微观察下,黄色和绿色玻璃有明显的开裂。

她指出目前不同颜色铅玻璃的呈色机制尚不明确,会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模拟实验以探明其原理。另外,日韩地区的玻璃和釉陶的生产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她期待能与中国学者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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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罗连进行报告
 
第二场报告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徐雪琨,题目为《汉晋岭南碱釉瓷的工艺研究》。她对广西合浦汉墓群和贵城遗址出土的“白瓷”样品进行了科技检测,得出了以下结论:
1、汉晋时期岭南“白瓷”的胎体属于瓷石质胎。釉为碱釉,主要助熔剂为Na2O与K2O,两类助熔剂的来源相同,配釉工艺独特。
2、碱釉“白瓷”所用助熔剂与混合碱玻璃高度相似,推测其在技术上可能受到混合碱玻璃技术的影响。
3、碱釉“白瓷”在湖南与岭南地区的汉晋时期墓葬中皆有出土,以岭南地区数量最多、存续时间最长。考虑到越南境内发现有东汉时期的窑址以及相对完整的“白瓷”形制演变谱系,这批碱釉“白瓷”有可能为越南境内窑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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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琨进行报告

 

第三场报告的主讲人是韩国国立公州大学的博士生全祥恩,题目为《韩国浦项法光寺遗址铅釉砖的分析研究》。她介绍了韩国庆尚道出土的铅釉砖材料以及相关检测结果。韩国的铅釉主要器型是砖、瓦以及器皿等,少有铅釉陶俑。韩国浦项法光寺出土有超过60件铅釉砖,年代大约在公元7~10世纪。她采用XRF对铅釉砖的胎体进行成分分析,并且用电镜和金相显微镜对其截面进行显微观察。通过热电离质谱仪(TIMS)测定铅釉砖的铅同位素比值,以判断铅料产地。她得出以下结论:

1、法光寺遗址出土铅釉砖的绿釉组成中PbO含量为78.0~79.8%,较为均质。

2、通过绘制PbO-SiO2散点图,可以将法光寺遗址的铅釉砖分为三类。

3、韩国庆尚道地区的铅釉砖主要使用两种来源的铅料,法光寺遗址已分析的大部分样品使用的铅料高度同源。

4、法光寺遗址出土铅釉砖的烧成温度大概在550°和87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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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祥恩进行报告

 

第四场报告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雅博士后马仁杰,题目为《渤海釉陶工艺和产地的综合研究》。他重点介绍了渤海国城址出土建筑釉陶以及墓葬出土日用釉陶的科技分析结果。此前各国学者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渤海三彩的产地进行了较多讨论,意见不一。他使用铅同位素比值等科技方法对渤海釉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渤海国上京城、中京城、东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釉陶主要使用高铁易熔粘土制胎,和中原地区唐三彩明显不同。渤海国墓葬出土的日用釉陶主要使用高岭土制胎,成分特征与中原地区唐三彩存在一定差异。

2、渤海国釉陶所用铅料一直与周邻地区铅釉陶密切关联,特别与中原地区唐三彩以及日本奈良三彩高度同源。渤海釉陶的铅料来源存在一定的地域和时代差异。

3、针对渤海釉陶科技分析的相关成果暗示7~10世纪东亚地区存在一个紧密的区域互动圈来维持渤海釉陶的生产模式,特别是釉陶的铅料贸易体现了唐朝和周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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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仁杰进行报告

此次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中韩两国考古学者之间在古代玻璃和铅釉陶领域研究进展的相互了解,也为未来的合作方向奠定了基础。双方学者一致表示,期待在考古研究领域展开更多合作,进一步推动中韩两国考古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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