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学术交流会·2024师宗——以西南夷考古为中心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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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8 15:40 来源:云南考古

2024年8月17～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学术交流会·2024师宗——以西南夷考古为中心”在云南师宗县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30余家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和高校的近50名考古、文博、历史等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以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师宗大园子墓地及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秦汉至明清时期其他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杨勇研究员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施劲松研究员；云南省文化与旅游厅（文物局）一级巡视员杨德聪同志，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和讲话。

开幕式现场

白云翔分别从什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为什么要提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这个命题、如何开展和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以及会议副标题“以西南夷考古为中心”等四个方面对本次学术交流会的主旨进行解读。他指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这个命题的提出，是由现代考古学的性质、任务和目标所决定的，是我国现代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直接要求。“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的实现路径，需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基于考古实物资料及其科学认知，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古学思维、考古学逻辑、考古学语言，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的考古学构建、考古学书写和考古学阐释，既需要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包括西南夷地区考古在内的各边远地区的考古，不断取得重要收获和重要进展，在“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希望各有关部门和机构加强合作，继续组织开展“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同全国考古界一道，不断书写“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的新篇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考古学智慧。

白云翔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

施劲松指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是当今中国考古学最重要、最核心的课题之一，考古学有能力、有责任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实证、丰富和阐释。西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族群分布、地处多条迁徙交流通道等主客观因素，其古代文化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而且在西汉及以后，西南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区域文化开始融入汉文化并逐渐完成了统一的进程，复杂多样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实现了融合统一。因此，西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复杂多样与融合统一两个特性使得西南考古工作和考古材料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对西南地区考古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去丰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理论；同时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今天的国家治理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支援。他向参与和支持西南考古工作的各方表达了感谢与敬意，并期待各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施劲松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讲话

杨德聪强调，云南是多民族群体共存、多文化形态共生的典型地区，关于云南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认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演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新出版的《师宗大园子墓地》考古报告是西南夷考古工作优秀成果的代表，不仅学术价值高，而且正在转化成为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深刻认识边疆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社会政治意义，厘清云南和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为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以考古成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云南成果，贡献云南智慧。

杨德聪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

开幕式结束后，六位专家学者先后做了大会主旨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以《云南师宗大园子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兼论西南夷考古的有关问题》为题，分享了师宗大园子墓地的考古历程和收获。大园子墓地在葬制、葬俗和随葬品方面具有较显著的地方特色，同时与周邻及外部的考古学文化又存在一定联系，有可能与邻近区域相关考古发现共同构成一支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推测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西南夷中的“漏卧”族群的遗存。墓地的发掘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重要地域空白，对完善和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探索当时滇东高原以及滇黔桂三省区交汇地区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族群构成和分布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西南夷考古”，属历史时期边远（边疆）地区的考古范畴，对揭示我国西南古代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认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考察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和对外交流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杨勇研究员做主旨发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馆员的报告题目为《昆明市河泊所遗址考古新收获》。他系统介绍了河泊所遗址2024年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重点围绕益州郡郡治开展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发现了疑似城墙和环壕以及磉墩、水井、沟和堤坝等建筑遗迹，并清理出数量较多的各类遗物。其中大量的简牍、封泥，对研究益州郡的行政网络、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尤其是2024年度出土的“益州”云纹瓦当，为寻找大型官署建筑提供了思路。河泊所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文献“西汉设置益州郡”的记载，展现了秦汉时期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在行政、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下一步将以道路和堤坝为线索，继续寻找益州城址的城墙、道路、大型官署建筑等重要遗迹，揭示城址基本面貌。

蒋志龙研究馆员做主旨发言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万副研究馆员以《近年来贵州夜郎考古工作收获》为题，系统梳理了围绕夜郎考古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及成果收获。夜郎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经了三个阶段。近年来，依照工作规划和工作实际，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分别于黔西南、黔西北开展了系统性的区域考古调查，发现数十处商周至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并对普安青山大坡、赫章辅处、威宁四关寨等典型遗址和墓地开展了重点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清理了战国中期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并出土数量较多的铜铁兵器、陶器等。上述工作为厘清黔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发展脉络，建立考古遗存的年代序列等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彭万副研究馆员做主旨发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万泉副研究馆员的报告题目为《宁巧干热河谷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以宁南钟家梁子遗址发掘的先秦时期墓葬为中心，结合其它遗址、墓地的发掘情况，系统梳理了该区域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提出一个全新的地理文化单元——宁巧干热河谷区，通过与周邻的安宁河谷区、城河流域区、昭鲁盆地区等文化地理单元进行对比，认为该区域的出现对构建西南夷腹地——金沙江两岸的史前文化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本地区青铜时代众多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参考。

郑万泉副研究馆员做主旨发言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志清研究馆员以《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盐源老龙头》为题，以盐源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为背景，介绍盐源老龙头墓地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历时性特征突出的特点，全面展示了以老龙头墓地为代表的老龙头青铜文化鲜明的区域和族群特征。多样的葬俗，造型独特的枝形器，风格迥异的杖首、三轮马车、蛇蛙案、干字形杖、彩绘双耳罐等器物和独特的信仰体系构成了盐源青铜文化的特质。老龙头墓地完整构建了盐源盆地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年代框架与文化谱系，汇集了多元文化元素，形成复杂多样、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质。该墓地的发掘对构建盐源盆地的青铜文明史，探索盐源盆地古代人群的丧葬习俗、社会组织结构、冶金技术，认识古代西南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问题，均具有重大意义。

周志清研究馆员做主旨发言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映福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西南夷地区的金属生产与汉夷社会变迁》。他分享了近年来在西南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冶金遗址调查与发掘工作成果，并归纳出该地区铜器生产的汉夷两大体系，通过散点式小规模冶炼、规模化冶铸生产、标准化官营生产等不同冶金类型，提出其分别对应西南夷地区由酋邦制发展为封建郡县制的社会形态变迁阶段。李映福教授结合相关发现，分别介绍了以巴蜀地区为代表的汉系铁器和以西南夷地区为代表的夷系铁器的生产特点，进而阐明了从秦到东汉以后，以块炼铁制品为代表的夷系铁器和铜铁合制器逐渐退出、以生铁制品为代表的汉系铁器逐渐占据主导，以及金属生产反映的夷、汉文化的消长的历史进程。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铁器化轨迹，是观察在铁器作用下，先进生产力促进西南夷社会变迁和“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典型案例。

李映福教授做主旨发言

大会主旨发言之外，参会学者还就有关议题分组进行了交流研讨。

第一组研讨聚焦于西南地区考古研究，兼及西北、北方地区相关考古学问题。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席鹏龙和夏宝国利用软件对CNKI数据库检索到的946篇国内滇文化研究论文进行综合统计分析，概括了目前国内滇文化研究状况，推测了未来研究走势。贵州省博物馆袁炜汇报了外文考古资料《波赫发掘——柬埔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翻译成果，并阐述了波赫考古发现与汉代贵州遗址的联系。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蒙长旺介绍了近年来广西合浦大浪古城、草鞋村遗址和望牛岭墓地等战国秦汉遗址和墓地的重要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六盘水师范学院张勇以西南夷地区墓葬所见仓储类随葬品和反映仓储的纹饰、图像资料为主要依据，兼用民族学调查材料讨论了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地区仓储器的形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通过归纳总结近年来发掘的数座大型吐谷浑墓葬形制，认为其体现出吐谷浑贵族主观上遵循吐蕃国家葬制，而保留有吐谷浑（鲜卑）的民族传统。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陈果对滇国不同阶段高等级墓葬出土随葬品面貌及其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梳理了随葬品所见汉文化因素逐渐取代滇文化因素的历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长城系统梳理哀牢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介绍了在滇西保山地区调查和发掘的数十处可能与秦汉时期“哀牢国”有关的遗址和墓地的基本情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方笑天通过对云贵高原汉墓出土部分典型器物的系统梳理，分析探讨汉代云贵高原地区如何受到周边四川、岭南等相邻文化区域的影响。曲靖市博物馆杨鑫汇报了对滇文化墓地葬俗的再认识，提出滇文化墓地布局和墓葬排列规律、墓位形态所见两级或三级的墓地结构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静以汉魏时期长城地带的人种构成和墓葬为切入点，汇报了对人种、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关系的方法论思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钟毅汇报了近几年城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存的考古发现，归纳相关遗存的文化面貌，并初步建立起该区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

第二组交流主题集中于云南最新考古成果的分享和出土文物的科技考古分析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树芝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五处考古遗址出土的纤维、纺织品进行的分析研究，准确认定了遗物原料与工艺，为进一步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纺织品、漆器、兵器的制作工艺等提供了参考。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杨益民利用有机质残留物分析方法，对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铜装饰品上孔雀石片所用粘合剂、出土有机质珠和镯等饰品质地进行鉴定，并进一步揭示了镯的制作工艺。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宋艳波对成都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68978件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分析，认为这些遗存是在蜀王府遭受大规模毁坏和废弃阶段短期形成的，可能与张献忠占据蜀王府的历史事件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宏刚基于工作实际，结合南北方四处典型遗址讨论环境污染对出土金属器锈蚀程度的影响，进一步补充了腐蚀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晓红对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玉石器的制作工艺和工序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园子墓地所见玉石器来源应较为复杂。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小瑞汇报了对李家山墓群及其所在的星云湖流域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勘探成果，初步掌握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保存状况、地层堆积及与周边遗址的联系等情况。南开大学邓玲玲对大园子墓地出土陶器的胎体配方、制作工艺、烧成温度、使用痕迹展开分析，并结合出土背景，对陶器的器用制度进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勇对大园子墓地出土57件铜器进行金相组织和成分分析，指出大园子墓地族群应已掌握了较先进的锡青铜制作技术并有序传承，具有较稳定的锡青铜生产体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毅恒介绍了滇西地区上洱阳遗址的发掘收获，指出遗址文化遗存的主要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对构建滇西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钰从大园子墓地出土青铜扣饰的制作工艺和装饰细节出发，结合有关统计方法，对出土铜扣饰的分期、演变进行讨论，初步探讨了技术交流、产品流通等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介绍了对师宗大园子墓地出土的数百件铜器样品开展的科技考古分析结果，指出大园子墓地铜器材质以锡青铜为主，合金配比技术较为成熟，而且可能存在两个以上的矿料来源。

在第三组研讨中，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系统介绍了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结构布局和历史沿革，指出其是岭南地区秦汉以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通过分析扬州城等城址城门的分期及相关坐向情况，提出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坐向在扩改重建的过程中，有按照“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基准规范略微旋转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结合前人研究和新发表资料，认为邺宫具有多重宫墙结构，宫城设计和功能分区规整谨严，对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布局进行了再省思。曲靖师范学院张成介绍了对云南保存较好的十处土司衙署开展的田野调查成果，收集整理了相关的一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蔡瑞珍通过对辽代木质棺尸床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二者形制与来源上的不同，并认为墓中床榻的功能由明器向葬具转变是因为北朝无棺葬的流行，与北朝鲜卑、粟特等外族有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效儒对良渚古城、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等多座城址水利系统予以关注；认为水利考古的理论和方法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深耕，以深刻揭示水利系统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利用水资源的策略乃至水与社会、文明进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德凯从遗物的类型分析、金属工艺、地域交流和历史意义等方面，系统梳理了近百年来日韩考古学界对金属制品（带具、马具和铜镜等）的研究成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晓超从考古材料入手，结合文献和既往研究对云贵高原汉代城址的发现概况、等级、规模、分布、设施、布局及年代等内容进行初步研究，归纳总结云贵高原目前所见汉代城址的结构和分布特征，认为这一现象可能和羁縻统治及战争冲突因素有一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莫阳从文献入手，还原永宁寺所处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并进一步以风格和技术为手段，探索永宁寺出土泥塑的来源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卢亚辉从韩忠节墓出土材料切入，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揭示了唐中期蔚州铜矿开采与铸币业的发展与兴盛，和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隐秘而又直接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玥对北魏帝陵进行梳理，认为北魏的帝陵规划制度从迁洛之时至北魏分裂，大致可分为平城及洛阳两个阶段，其间虽有所调整，但整体一直较为稳定地实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韦其坚关注统万城的空心马面结构，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学界广泛认定的仓储设施，更可能是城防设施，且与中亚和草原丝路沿途的类似遗迹展开了广泛对比，提出其可能系受到中亚筑城系统的影响而产生。

分组交流研讨现场

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焦南峰研究员主持了会议闭幕式。首先，由分组交流和研讨的主持人分别汇报各组交流和研讨情况及收获。其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对本次交流会进行了学术总结。他指出，西南地区在秦汉到两晋时期经历了自然地理单元内的整合、跨自然地理单元的整合、多地理单元的一体化等过程，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缩影。而西南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从时间进程上来看，既具有典型的中心向周边渐次拓展的水波纹型的圈层的特征，同时又有文化发展从多元到一统、中间又经过短暂的分裂以后又再统一的阶段性和复杂性。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探索西南地区的文化变迁，对于认识我国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无疑会提供重要的例证。最后，杨勇研究员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致辞。他表示，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和治理，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其后来的历史走向，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探索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区域史和边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次“统一多民族国家考古”学术交流会·2024师宗——以西南夷考古为中心的会议是在西南夷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情况下召开的，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学术研讨和交流，总结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协作，加快“考古中国”西南夷项目的申报，共同努力，把西南夷考古推上新的台阶。

闭幕式现场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考古报告专刊《师宗大园子墓地》首发仪式；参会专家学者考察了师宗大园子墓地及周边环境，观摩了出土文物。

此次会议在师宗县召开，得到中共师宗县委和师宗县人民政府以及师宗县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参加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及师宗县的有关领导。《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和中国考古网以及当地新闻媒体的记者出席会议并进行采访报道。

孙华教授在闭幕式上做学术总结

参观大园子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