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农民，却常工作在田垄——王巍的考古人生
“我不是农民，却常工作在田垄；我不是地质学家，却常翻山越岭……”今年70岁的王巍从事考古工作已有40多年。在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是中国考古人》中，道出了他从事考古工作的真实经历。
田野考古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风吹日晒雨淋，只是“家常菜”，更大的挑战在于每一次考古发掘的过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他和团队专家学者一起，通过考古发现，打破西方传统的“文明三要素”标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设立新标准，为中华文明续写家谱，把之前国外认为的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多年历史，推到现在的五千多年。
结缘考古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专业？
王巍：我父母都是大学生，学生物的。我在学校学习很好，但是初中上了一年半就去插队了，数理化学得特别少。周围人告诉我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这让我开始关注考古。那时候我看了一个关于考古的专题片，里面包括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原来我对考古一无所知，专题片里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应该是我选择考古专业的决定性原因。
记者：当时大学阶段对考古的学习顺利吗？是从什么时候觉得真正了解考古？又是什么时候真正喜欢上考古的？
王巍：我印象中是1977年10月22日公布改革高考制度，恢复高考，然后11月28日就考试，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复习准备。当时我拼命地准备，但也是临阵磨枪，那一年录取率还很低，能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所以我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大学时，一下课我就往图书馆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很幸运，第一学期就上了著名考古学家，后来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先生的课——《新石器时代》。因为没有文献，都是通过出土文物来分析它的形制变化、年代、当时人们的生活等等。张先生的思考方式，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学习一年后，我经历了第一次田野实习。当时我们去了河北张家口的蔚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并没有动摇我的意志，反而通过考古，第一次发掘一件陶器、第一次清理一个墓葬，那种成就感、那种喜悦，更加深了我对考古的理解与喜爱。
后来我就一再呼吁各高校一定要重视田野考古实习，要选择丰富一点的遗址。如果遗址遗迹遗物贫乏，那对学生很可能就是个打击。我们要选好考古实习遗址，安排好学生的生活，让他们通过实习不是离考古而去，而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下决心终生从事这个事业。
记者：40多年的考古经历中，哪一次最辛苦？
王巍：我觉得最辛苦的一次是1981年第二次田野实习的时候。还是在张家口蔚县，在全县进行考古调查。我们每个人背着十斤挂面和一块固体酱油。老乡也很困难，我们不能吃人家的东西，每次到村里，就到人家家里借一个锅，清水煮面，然后掰一块酱油放进去。晚上睡大炕，虱子跳蚤一大堆，浑身被咬的都是包。虽然艰苦，但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当地原先只有几处遗址，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了上百处遗址，我所在的小组还发现了填补当地考古空白的历史遗存，我们都很兴奋、很有成就感。
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实验室
记者：在过往的考古经历中，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次发掘？
王巍：是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掘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那一次。当时，我们发掘了一处最高等级的墓葬。一般来说，当时贵族墓葬中的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都放在头部，但这个墓葬上半身的部分都被盗了，剩下的东西很少。结果在墓主人棺内的脚边发现了两件青铜器，而这两件青铜器上有长篇的铭文。铭文记述了“周初封燕”的内容。这是第一次在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实证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本以为墓穴已被盗，结果发现了青铜器，而且上面还有铭文，并且是非常重要的记载，就觉得很惊喜。
记者：考古发掘是一项艰苦而又耗时长久的工作。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中，最考验人的是什么？或者说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王巍：考古发掘的结果大家都能看到，但实际上发掘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首先是风吹、日晒、雨淋。比如六七月份，室外温度能达到40多摄氏度，顶着大太阳也得继续发掘。除了辛苦，在发掘过程中，很多现象不是一下子就看得清的，所以要动脑子，要设想多种可能，然后逐步去验证、排除。
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实验室，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要尽可能把所有现象详细地记录下来，不能漏掉。这应该是我几十年考古生涯中总结出的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基本功。我培养学生也会特别要求他们这方面一定要过关。田野考古不过关，就好像外科医生不会做手术一样，根本就是纸上谈兵。
我个人体会，当考古发掘的领队和负责人很累脑子，同时也要看经验。如果没有预判到位，有些现象就会被忽略，甚至被挖掉破坏了，那就不可复制了。
比如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进行考古发掘时，我承担的第一个发掘项目是西周时期燕国一个小型的墓葬。当时的贵族使用马车，所谓“事死如生”，他们在下葬时会在墓葬旁边放置马车，我们叫车马坑。商代晚期的马车一般都整车埋葬，只要发现了车的一部分，比如发现车厢，顺藤摸瓜，车辕、车轴都能发现。但是在西周时期的燕国，是把车拆开埋葬的，这个发掘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不能从发现的一个部分大致复原当时的情况，只能一点一点地清理。而且那个时候的车不涂漆，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车会涂红漆，一旦腐朽就跟土没有本质区别。通过详细观察，腐烂的木头质地会软一点，但很难分辨。
一开始，当地发掘团队认为，该墓葬随葬的马车，并不是整车埋葬，而是用车轴来代替马车。因为当时只发现了车轴两侧的铜饰件，车厢等其他木质结构均未发现。我当时就比较怀疑，决定再找找看。我和老技工切磋，一点一点地刮，第一个车马坑发掘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把整个车都发现了，表明当时也是整车埋葬，只不过把车拆分开了。
如果不是我们特别细心地去做，那很可能就留下西周时期的燕国车马坑里不放马车，只放一个车轴的认识，这个太可怕了。我经常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在田野考古中，要尽可能详细、仔细地进行发掘。
为中华文明探源
记者：除了在考古一线参与发掘，你还做过很多研究工作，比如担任过国家“十一五”到“十三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你觉得我们为什么需要给中华文明续写“家谱”？
王巍：我1987年到日本留学后，会浏览日文出版的图书，里面有一些世界知名学者的论著，我看到其中的记述，说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时间，我觉得很诧异，我们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怎么在国外的记载中只有三千多年？
当时流行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按照这三要素，中华文明最早能够确认的文字是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这大概是在商代后期。那商代前期、夏王朝该怎么算呢？我那时候跟日本学者讨论，他们认为夏王朝是虚幻的王朝，黄帝、炎帝、尧舜禹更是神话传说，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靠考古发现。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东亚地区文明起源和文化交流，1996年夏天，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我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夏商周考古研究所主任，正好赶上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全程参与了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发掘、遗物测年分析等工作。
我们用五年时间拿出了一张年表后，希望科技部能继续支持项目。我们要做什么项目？大家异口同声，就是做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项目太重大，大家也有疑虑，文明起源要怎么研究？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怎么应用？做了能不能结项？2000年3月3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对于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给出了建议。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我和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成为项目负责人。
记者：你刚刚也提到，“中华文明探源”是个大工程，具体是怎么展开研究的？
王巍：我们当时提出的方针就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多学科，就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能用尽用。多角度，就是不仅研究考古，还要研究文化、社会、生产发展、精神生活等方方面面。多层次，就是不仅研究都城、区域性的中心，还要研究社会底层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形成一个“金字塔”的关系。
我们当时面临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之前普遍流行的标准就是前面提到的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个标准像一个“紧箍咒”。后来我们自主设计了子课题，研究三要素的起源，发现它是欧美学者根据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概括出来的。这两个文明可能具有这些特点，放眼世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不知道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是结绳记事，不知道文字，但是国际上并没有因为它们不符合这三要素而否认它们进入文明。这说明三要素不具有普遍性。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哪些阶段性成果？
王巍：在探源工程开始之前，山东、河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大墓，我们就开始在有大墓的地方，寻找都城，寻找一些高等级的建筑，就是跟王权更直接相关的遗迹。随后我们在全国相继发现了几十座城池，包括良渚遗址、章丘焦家遗址，等等。根据这些遗址，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标准。第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第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第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我们也遇到了挑战，就是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凭什么说那时进入国家？为此，我们补充了国家出现在考古上的几大特征。第一是都城，有国家就有都城。都城规模大，需要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而且有明确的功能分区。第二是宫殿或神庙，作为高级贵族王居住或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或神庙应该是规模大、制作考究的建筑。第三是大墓，有国家有王权，总会有大型墓葬，且随葬品非常丰富。第四是一套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器具。在良渚，就是玉琮、玉钺和玉璧；在殷墟，就是青铜器。第五是战争暴力。我们说有这五个方面的表现，就可以判断进入文明社会。
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实证了中华文明至少已延续了五千年。在良渚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都证明这里当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当然，光我们说还不行，国际上认不认可呢？2019年7月6日，良渚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的理由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不就是早期文明的代名词吗？良渚遗址的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三千多年，更正为现在的五千多年。
见证中国考古百年变迁
记者：除了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你还担任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的首席专家。这个项目的推进顺利吗？
王巍：我感到最困难的就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项目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最终写了900多万字，260多位学者参与。到2021年中国考古正好是一百年，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但是太艰巨，工程量太大，在提出这个动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动员两百多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不写，就缺一个环节。
后来我觉得，这个应该做，那我们就尽全力。做起来确实难度非常大，现在学者们都非常忙，往往一个人同时承担了好多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项目能不能放在最前面？我们选择了两百多个学者，把中国考古学的学术问题分解成为一百多个子课题，然后每个课题需要梳理来龙去脉，它的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特征，还要展望未来。从最先交稿的到最后交稿的，相隔将近两年，甚至我们十月、十一月要出，到六七月的时候，还有没交稿的，我就一遍遍联系，有时一个人就得联系二十多次，那二百多人，这个联系的工作量就很大了。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我也很欣慰。
记者：从个人经历出发，你觉得几十年前的考古发掘与现在比有什么不同？
王巍：这些年来，我国考古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发掘理念、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从第一次田野考古到现在，体验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比如，在考古发掘中，测绘很重要，以前我们测量距离，都是用皮尺人工测量。1996年到1998年，我带队在河南偃师商代早期的宫殿区进行发掘，测量宫殿的长宽时，换不同的人拉皮尺，或者同一个人拉得紧一点、松一点，五十米的距离，往往就差二三十厘米，每次测都不是同一个数值。后来我们引进了精密的数字化的测量仪器，精度非常高。
我们早年考古发掘时，是怎么定位的呢？比如说老张家的墙角，离哪里有多少米，那老张家的房没了，要确定原来的遗址位置就非常困难。现在我们有矢量图，所有信息都在一张图上，有了更精确的测点技术。科技考古，就像给考古加配了望远镜和显微镜。跟四十多年前比起来，考古在方方面面的改变太多了。原先我们落后于国际同行，现在我们的科技手段、研究水平、理念走到国际先进行列，跟欧美发达国家比肩，而且还有我们的特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飞跃，当然这跟国家的支持和投入是分不开的，也跟我们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记者：下一步中国考古要朝着哪些方向发展？
王巍：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关于中国考古发展方向的文章，提出了“三化”，即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现在我觉得仍然是这三个。
科技化就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更加广泛、全面、深入地应用。
国际化，就是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经历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变化。我从2012年开始，带队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洪都拉斯玛雅文明都城科潘高级贵族墓地、古埃及战神神庙等遗址参与发掘。原来我们的设备、发掘手段、经费都是请国外带进来，现在我们学会掌握了，又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就开始走出去了，国际影响力增强，在国际考古舞台上有了发言权。
大众化，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考古，通过考古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原来考古是冷门的，大家都觉得很神秘；这些年来，考古不再陌生，成了大家关心的领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