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与青年,相逢应识共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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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7 12:44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
如若回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古籍,是绕不开的题眼。纸页里的文明履痕仍在,典籍中弦歌不绝,山河万古,文脉存而至千秋。
据估算,我国现存古籍约有20万种以上,数量超过5000万册件。修复现存损坏的全部古籍,需要300余年。
2018年5月9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揭牌,成为我国北方第一家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如名称所指,它培养的,是致力于专业从事古籍保护的年轻人。青年与古籍,构成这个故事的全貌,他们从时间的两端出发,涉渡千载,在此相遇。
被文明的烛火长久地照彻过后,一个个微小却持续的变化由此产生,如种子播撒。
新学期伊始,天津师范大学,在一堂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选课上,话剧《赵城金藏》正在上演。
剧中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驻扎在山西赵城广胜寺附近的侵华日军,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广胜寺内的《赵城金藏》。八路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经过4个多小时抢运,将5000卷藏经全部转移,运抵安全地带。此后,稀世珍瑰《赵城金藏》被安全地保藏和修复,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
剧本是授课教师周余姣依据史实原创的,课堂上近50个学生,她特意设计了20多个角色,意在让大半个班级都能加入。一节课有3个课时,最后45分钟专门留给学生们排演。有的学生特别“能放开”,会主动加入动作设计;有的很兴奋,听说要“玩”,“眼睛都亮了”。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青年教师周余姣
大家的专业各不相同,外语、教育、广告、计算机……周余姣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从事古籍保护,“但我希望学生心里有这个念头,希望他们知道,古籍保护事业的存在”。
周余姣的课堂总与别人不同,她像是做负重拉练——三个大包,十多斤重,各类雕版、装具、拓本、线装书,塞得满满当当。“总想着多展示一点,没准儿学生会感兴趣。”她还随身带着小零食,作为学生认真听讲的奖励。
有非古籍专业的学生问她,自己做了有关宋版书的毕业设计,可不可以请她来带。还有学生课余写了题跋研究的论文,拿给周余姣看。
“蛮好”,周余姣说道,“说不定,这些学生考研会报考古籍方向呢。”
古籍保护,对本科生来说也许是“念头”,对硕士研究生而言,一旦选定该研究方向,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这份事业。教师胡艳杰想知道,学生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23新学年第一堂古籍原生性保护课,她给研一新生们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业:介绍自己,并讲述为什么报考。
在收上来的20多份手写纸中,有人因为看了古籍相关的纪录片从而产生兴趣,有人是在文博展览中被一套宋刻孤本吸引,从而喜欢上古籍。
其中一份回答令胡艳杰动容。这个女孩是“三跨生”(即跨地区、跨学校、跨学科考取的硕士研究生),本科专业是父母选的,她并不喜欢。作业末尾写着:“直到来这里,学了我喜欢的古籍方向,我才真正有了上大学的感觉。”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青年教师胡艳杰
老师是从不同地方被“挖”来的——胡艳杰曾在天津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了17年,周余姣是中山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双博士后,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博士,基本是“80后”和“90后”。
为使教学内容更丰富,古籍保护研究院开设了实操实训的课程。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修复师牛甲芝,负责讲授古籍的装帧与装裱。上课地点在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学生站得满满当当,牛甲芝索性把案桌搬到无人的走廊上。
破损的书,需要细心拆除缝线,逐页补齐,再捶平,重新装订。牛甲芝注意到,其间从没有人说笑,学生们各自把着案桌一角,弯腰站着,认真操作着修复工序。看到完成得好的,她的笑意从口罩后流露出来。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籍修复师牛甲芝
牛甲芝有常年戴口罩的习惯,除教学外,她还承担着校图书馆日常的古籍修复工作,遇到破损严重的书册,口罩得戴双层,“絮化太严重了,像柳絮一样,稍微一喘气,纸渣就飞跑了”。牛甲芝今年38岁,因长期低头工作,颈椎尤其不好,有时补了一天书页,一抬头,“瞬间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
手指摩挲过的文明向更远处漫去。6年间,一批批毕业生接连步入各地博物馆、研究院、纪念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特色资源中心等古籍保护一线岗位。
年轻的老师,年轻的学生,乃至更多的后来者,都在古籍中获得绵长的滋养。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师生常提起一个名字——姚伯岳。
姚伯岳今年61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额头宽阔,总是笑眯眯的。他步子很稳,走路也快,讲话却很慢,会指着路面上的银杏果饶有兴致地点评:“还是应该种雄树,雌树会一直落果。”说完自己不好意思地笑笑,“哎,我总是爱瞎操心”。
姚伯岳(左)为学生答疑。本刊记者 屈舒鹤 摄
下午2点,日光明媚,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12楼9号教室,20多个学生坐成一圈,上的是古籍鉴定与编目。
姚伯岳是该校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他的课上不乏慕名来旁听的人。大家知道,眼前这位老师,曾在北京大学与古籍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17岁那年,姚伯岳以内蒙古自治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研后,在北大图书馆进行专业编目实习。当时因条件受限,未编的古籍大多摊放在校内各个建筑的顶层,长久的杂乱无序,加之风吹日晒,轻轻拿起一页,“土哗啦啦地往下掉”。姚伯岳说,“心也跟着纸页一起痛”。
破损、散乱的古籍,在姚伯岳脑海里挥之不去。22岁的年轻人暗自立誓,要做一名图书馆员,让北大40万册未编书,能在书架上干净、有序、安然地存放。
姚伯岳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图书馆古籍编目》和《版本学》等课程。一有空,他就自己钻进图书馆,给古籍进行编目。编目组的人见他是真喜欢,主动给他留了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他掩不住雀跃:“用现在的话讲,我也是有工位的人了!”
1998年,北大图书馆新馆扩建完成,未编书的编目工作即将启动,姚伯岳得知后,主动申请从教学岗调入教辅岗,告别讲台,任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和古籍编目总校。此后的20年里,他带队完成近40万册未编古籍的原始编目,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品种和版本。
何为编目?散乱的古籍要一函函、一册册地配齐,破损严重的古籍要甄别修复。没有函套的古籍要新做书套,版本要鉴别考证,古籍上的藏章印记要辨认著录。要做主题和分类的标引,要给出典藏号中著者的四角号码,书目记录要挂接电子扫描的书影图像。
古籍及其函套上有长年积攒的灰尘,也靠编目员吸尘去除,轻了,会除不干净,重了,又怕损坏,对待古籍,像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新生儿。有的馆员因长时间手握吸尘器,大拇指都不会打弯了。
姚伯岳佩服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明知即将赴死,仍在狱中写下《绞刑架下的报告》”。信仰足够坚定时,内心也随之富足和幸福,因而,姚伯岳总爱笑。
那是在一堂课上,姚伯岳回忆起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某天他突然发觉,身边最年轻的馆员,竟是1967年生人,很快,大家都会退休。而那时北大图书馆仍有近20万册未编书,如果不能尽快培养出新的接班人,不仅是北大图书馆,整个古籍事业将面临断代。一行泪不觉淌了下来,“我的前面有先辈可追随,回头一看,后面没有人跟上,这是我最伤心的事”。
姚伯岳默默算着,当时全国仅复旦大学有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高校里开设古籍编目课程的仅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两所,全国专职的古籍编目员不超过100人,而古籍数量超过5000万册件,培养一个合格的编目员至少需要5年……
55岁这一年,姚伯岳告别了相伴38年的北大图书馆,来到天津师范大学。他要为古籍事业的后来者,点一盏烛灯。
学生在上古籍实训课。本刊记者 屈舒鹤 摄
接励见到姚伯岳,是在第二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上。自成为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后,她马不停蹄地采买古籍相关的设备,邀请专家来开讲座。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启动后,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率先完成馆内15万册古籍的普查与编目工作,其中10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4年,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选“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016年入选第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高校的工作是育人。一所学校对文化的认知,决定了它的学生们对文化的认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钟英华说道。他认为高校是实现文化可持续引领的重镇,通过青年化、现代化的方式开展教育,培养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年轻人。
带着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的构想,接励和校领导多番拜访姚伯岳,请他出任研究院带头人。同为图书馆人,对古籍有共同的眷恋,也有着同样的心之所向——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一个成熟的图书馆人如同“杂家”,需既懂知识,又懂技术。姚伯岳形容,“心里首先要有一座图书馆,才能清楚手中未知的古籍应放在什么位置”。
卷帙浩如烟海,从业人数却寥寥。鉴定、编目、修复、数字化传播,古籍保护的每一个环节都面临无法与存量匹配的“人才荒”,远远赶不上古籍折损与老化的速度。
若进一步盘究,人才困境指向多方面的原因——传统的“师带徒”模式培养周期长,方法也不尽完善;全国高校逾3000所,其中开设古籍保护方向的不到40所;彼时全国尚未设立古籍保护专门的学科,古籍保护作为研究方向分散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信息资源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图书情报学等专业下。
没有专门学科的弊端在就业时开始显现。上的是同样的课,学的是同样的内容,校招时才发现,用人单位不看方向只看学科。譬如有的单位急需古籍编目员,专业要求仅限图书情报学,那么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古籍保护方向的毕业生就无法应聘。学科不明确所导致的匹配失败,加重了古籍事业的“人才荒”,学生满腹委屈,用人单位也觉可惜。
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古籍保护与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纳入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下。古籍保护不再只是一个研究方向,而作为学科被正式建立起来。
求索的脚步还在继续。姚伯岳认为,文献学是静态的,可以给各个学科做辅助,但古籍工作是动态的,范围也更宏阔,古籍保护不能停留在针对实体的原生性保护,而应实现从“藏”到“用”再到“活”的飞跃,需要数字技术与人文内涵的结合,需要再生与传播。以上这些,都是文献学无法全面覆盖的。
古籍保护具备交叉学科的典型特征。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文学、历史、哲学、地理等,管理学领域的图书、情报、档案、文物等,以及艺术学、非遗技艺等,这些都与古籍保护有关,但每一个学科,都不能完全涵盖古籍保护的全部范畴。姚伯岳希望,古籍能仿照文物学科,成为交叉学科下的一级学科。
成为一级学科还需多久?接励只知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她明年就退休了。
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以来,接励几乎全年无休,不断考察调研,引进了一批青年人才,她懂青年教师的“痛点”,特意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分领域引进。
“学科建设需要年轻人互相支持,咱别互相‘打架’,别几个人都挤在一个领域里发论文做项目。”接励说道。她用“请教”一词来描述古籍保护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像历史文献学、图书情报学这些‘老牌学科’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像牵着大人的手走路的小孩”。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走进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叮嘱工作人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中华载籍,其所以得垂世久远,端赖先人之善保护。长久以来,因兵燹水火使保存至今者不足百分之一,但历代先人青灯黄卷,苦心孤诣,使典籍得以存续。
古籍版本学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曾言:“全国图书馆的古籍,没有一家的家底是清的。”董桂存对此深有体会,他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青年教师,同时担任古籍编目研习中心副主任。他坦言,外界得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后,周边的很多学校,乃至邻区的公共图书馆,都会把古籍送来请他们帮忙。
学生对书页进行修补
在海外,也存有一定的中国古籍,总数达数百万册。“古籍是孤寂的,只有我们去抢救,它才真正地活着。”古籍保护研究院青年教师凌一鸣,曾在2020年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参与该校所藏中文古籍的编目工作。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那里是海外中文古籍收藏的重镇,就必须得来看一看。他希望通过中国人的努力,使世人知道,“这些古籍未亡,它们还存活在世”。
姚伯岳给每届学生都讲过一个故事:明末清初,常熟钱谦益的绛云楼收藏极为丰富,尤其珍秘孤本极多,堪称当时天下私人藏书之首。藏书家曹溶曾想借阅某藏本进行誊录,遭拒。谁知没过多久,绛云楼不慎失火,万数藏书尽焚。
“秘藏古籍百害无一利。”姚伯岳对此痛心疾首,只有以开放的情怀让全社会利用古籍,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他极力推动在校生成立了古籍保护学社和蒹葭读书社,多年来,学生志愿者接力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古籍的编目工作,还积极响应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号召,利用寒暑假时间,走出校园,帮助各地其他图书馆。这正是老师们希望告诉学生的——古籍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授课第6年,姚伯岳仍坚持着做新课件的习惯,为一堂课,他准备了97页课件。讲课全程站立,3个小时后,他才敢喝一口水。
课后,大家围着他问道:“您觉得自己成功了吗?”姚伯岳哈哈一笑:“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这才哪到哪!”
又问起一年来最高兴的事,姚伯岳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研究院的三位老师相继都有了孩子。
他语气飞扬:“虽然这些小宝宝长大后不一定从事古籍保护,但真的,给我一种感觉啊,大家的生活红红火火,我们的事业,人丁兴旺。”
课毕已是入暮,学生们意犹未尽,跟着姚伯岳走出教学楼。这是一个珍贵的瞬间:姚伯岳放缓了步子,身旁是四个学生,夜阑人静,头顶的月是千年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