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高等级墓葬考古研究新进展成果发布——揭秘北周武帝死因及其家族源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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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2 15:33 来源:中国文化报
▲北周武帝面貌复原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关于北周高等级墓葬考古研究新进展成果发布会，对年仅36岁突发恶疾、英年早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死因、外貌、生活方式以及族源等进行了揭示。
199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咸阳陈马村发现了一座北周高等级墓葬，根据出土墓志铭，认定墓主为北周武帝宇文邕。这一发现为确认北周帝陵位置及其丧葬制度、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近年来，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宇文邕墓出土人骨进行了一系列生物学考古研究，通过多学科、跨学科合作，推动传统考古与科技分析深度融合，在生物科学助力深刻阐释考古资料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果，也刷新了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知。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543—578），大举实行军政改革，统一中国北方，促进民族融合，对后续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578年，年仅36岁的宇文邕突发恶疾、英年早逝，其死因一直备受关注。
据文献记载，在武帝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服用道家丹药是上层社会所崇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所谓丹药，其实是不同晶体形式的无机化合物，由多种矿物高温烧制提炼而成。《周礼·天官篇》和《抱朴子内篇》等道家典籍均显示，不同丹药的成分虽有所差别，但雄黄与礬石是其代表成分。雄黄为硫砷化物矿石，主要成分是二硫化二砷；礬石是一种含铁的硫砷化物，主要成分是砷黄铁矿。
“对武帝遗骸样本中33种微量元素进行生物学分析后发现，其体内砷（As）、硼（B）、锑（Sb）的含量显著偏高，与隋唐时期有长期服食丹药习惯的贵族郭嗣本的体内元素组成最为接近。”复旦大学副教授文少卿介绍，其最可能是服食了以雄黄（As）、礬石（As）、硼砂（B）、辉锑矿石（Sb）为主要成分的药物。
据史料记载，575年至578年间，武帝数次发病，生病时“疠气内蒸，身疮外发”“身生癞疮，恶疾而死”。在研究团队看来，这符合慢性砷中毒引发的皮肤病理表现。“慢性砷中毒后，病人皮肤上会出现弥漫性或局限性的色素沉着和病变，并导致皮肤血管发生变化，四肢出现疼痛和红肿。”文少卿表示，在武帝的股骨上，发现了一块黑色色素沉着区域，可能是砷中毒后，局部皮肤病变引起骨髓坏死所致。由此可见，宇文邕的死亡应是长期服食丹药所致。
长久以来，对于古人的面貌，由于科技与时代的局限，缺乏可靠真实的资料。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如此，只能根据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对其容貌进行合理想象。此次同期展开的科技研究，以颅骨CT扫描技术为基础，通过分析控制头发、皮肤和瞳孔色素相关的基因位点，对其面貌进行了初步复原。专家认为：“武帝是黑色头发、黄色皮肤和棕色眼睛，符合典型的东北亚、东亚人长相。”
对北周武帝和阿史那皇后遗骸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表明，生于蒙古草原的阿史那皇后在定居北周都城长安后，享受了与其故乡一样甚至更好的以畜牧产品为主的饮食。
研究者综合运用生物考古和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通过对8例核心贵族阶层人类骨骼，9例关中地区平民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反映出居住在长安的皇帝、皇后和其他占据社会高层的贵族群体以及平民阶层的饮食情况。
“将以上数据与已发表的中国北方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550至公元1200年左右的人骨胶原碳、氮同位素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大多数贵族的饮食习惯与蒙古高原游牧人群的饮食习惯趋于一致，而平民饮食则与华北平原等农耕区的人口趋于一致。”研究团队相关负责人说。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同位素古食谱数据显示，其饮食生活方式受到了农牧业混合经济的深刻影响。这说明武帝一方面保持着对鲜卑人或牧业人群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敏感度，同时也趋向于化解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接受汉人生活方式，包括饮食习惯。
“北周武帝为鲜卑族。鲜卑人群的起源研究是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此次研究通过对武帝基因组进行分析，从遗传学角度揭示了武帝及其家族的族源，这对理解鲜卑人群的起源意义重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生物科技考古人员通过遗传学分析，证实武帝与古代契丹人、黑水靺鞨人以及现代达斡尔人、蒙古人存在最近的遗传关系，并估计武帝血统有六成源于古代黑龙江流域的东北亚人群，三成源于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史料研究专家也证实了这一点：“武帝家族谱系表明其祖母王氏可能是北方汉人，所以武帝约1/3的古代黄河流域血统极可能是鲜卑皇族与汉人贵族长期通婚的结果。”另外，不同地理区域的鲜卑人内部存在一定的遗传差异，这很可能是鲜卑人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与周边人群长期通婚融合的结果。这一发现，为南北朝时期贵族之间“胡汉融合”找到了直接证据。
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之女，其生物学样本是追溯突厥源流史的重要材料之一。“从测得的数据来看，明确了突厥阿史那部起源于欧亚大陆东北亚，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到俄罗斯贝加尔湖区域。”文少卿表示，突厥阿史那部对现代突厥语人群的遗传贡献非常有限，再次确定了突厥语为文化传播模式，而非人群扩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