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陈建立：《中国古代金属物料产地溯源方法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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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资源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是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的催化剂，也是三代形成广域王权国家的统治基础。青铜器是制度与思想的载体，表达了青铜资源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它是文明扩张的动力。夏鼐先生认为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商代高度文明化的直观体现；张光直先生强调了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并从三代都邑迁徙的角度，讨论了金属资源获取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机制。考古学者对青铜资源获取与管理的关注与重视，是科技考古工作者必须深入探寻与回答的问题。

金属物料溯源研究须涵盖金属生命历程的全流程，涉及到采矿、冶炼、铸造、锻造、表面装饰、使用、埋藏和劣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在地质背景上，地壳中金属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导致在广大地理范围内探索物料产地困难重重。因此必须从采、冶、铸遗址相关遗存等直接证据入手，同时结合青铜器的检测工作，建立传世文献、田野工作与科技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体系，进而回应考古学关键问题。

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和微量元素分析是目前金属物料溯源应用最广泛的分析方法，其应用场景仍需深入探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古代青铜物料溯源研究以来，经历多次讨论后已基本解决分馏问题，但仍受重叠效应、混熔效应等限制，数据阐释方面亟需理论创新；微量元素分析方法虽有较多应用，但基础理论尚不完善，应用潜力有待重新评估。此外，铜、锡非传统金属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愈受关注，但限于基础数据的积累不足，实际应用仍受诸多限制。由此，目前金属物料溯源研究亟需完善金属产地特征界定基础理论和金属“生命史”中溯源指标的变化规律两大关键理论，今后工作应着重关注金属物料溯源指标的提取、阐释与数据库建设等技术问题，继而构建中国古代金属物料溯源方法体系并在重要遗址开展应用示范，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矿冶遗址的田野工作为金属物料溯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矿冶遗址所见遗存对应至金属生命历程前段的采矿、冶炼等环节，发挥着联接地质背景与古人活动（青铜器）的纽带作用，因此自考古学发轫以来便备受学者关注。21世纪以来，国内冶金考古研究团队有计划地对各地早期矿冶遗址开展调查工作，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遗址，初步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集中于西北、晋南、辽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四个核心区域的青铜产业格局。

相较而言，早期铸铜遗址的分布范围较广，但仍可见较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尽管中原地区的都邑性聚落/城址中发现的遗址规模较大，相关遗存丰富，而边缘地区遗址规模小，所见遗存相对较少，各遗址在铸造技术与所用金属资源特征上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近年在郑州商城、洹北商城、盘龙城、台家寺、瑞昌铜岭、三星堆等遗址的新发现，为探究商代中原与边疆地区金属资源的控制、流通以及青铜器生产的区域特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金属物料溯源方法的构建，也必须依靠这些新资料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一）田野工作新发现

（二）检测分析方法新进展

金属溯源研究需涵盖金属生命历程的各个环节，对冶炼、加工、铸造、锈蚀等过程中各溯源指标的变化规律的总结，有助于评估其在不同场景的应用潜力。

a-f: 两周各个时期的青铜器群铅同位素分布特征, g-i: 各时期青铜器群T值、μ值与κ值的分布特征。（Sun Zhenfei et al. 2023）

（三）广域金属资源流通规律

若将时段拉长至整个先秦两汉，相同的规律依然存在。多地区长时段金属资源使用与变化规律的一致性描绘了这样一种图景：即金属物料自不多的几个矿业中心流向中原的大规模铸造作坊，再以金属器或锭块的形式流向周边文化区，从而形成特定资源的广域分布。

三代的青铜冶铸遗存真实反映了金属资源及冶金活动的管理模式。从空间布局看，铸铜作坊位于整个城市最关键的王城管理区块之中，说明其生产活动受到王室直接控制。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集中管控和配置，统筹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并分配给四方诸侯，是三代青铜工业生产体系的主要形式。

金属资源的开发是促进文明产生、早期发展和王朝形成与壮大的重要因素，冶金技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以及冶金手工业的区域特征、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及对文明的影响，是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重要内容。

金属物料溯源研究不仅仅要强调技术与资源的关系，也并非止步于物料流通网络等规律性认识的揭示，更关键的是要构建一套综合研究方法体系，探讨早期国家治理的相关问题。通过青铜器生产所涉及的金属资源获取、流通和使用体系的构建，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集中到分散的一整套对生产礼容器严格控制的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国家的管理经验，催生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