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深度解读 | 段天璟：新发现新认识新剖面新收获——2023年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要发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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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9 17:28 来源:文博中国

2023年，考古工作者们一如既往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以科学的精神和辛勤的劳动，揭示出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重要的学术推介平台上，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凸显着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用厚重的文化传统展现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

中国农业起源与定居研究的新认识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作为区系类型理论运用实践的重要试点以来，学界对居于北方地区核心文化区系之一的“燕辽地区”的认识不断深化，已梳理出了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与文化谱系相伴而生的生业和社会等问题，依然是学界密切关注的重要方向。地处内蒙古高原西南部的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揭示出自“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至仰韶时代早期的遗存，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定居研究提供了新认识。

发掘者将尚义四台遗址明确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将第一期遗存命名为“四台文化”，可以看到，其中，筒形罐上的“之”字纹似为“竖压横排”，压印纹和刻划纹与河北易县北福地一期乙类遗存等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四台遗址第一期遗存发现的“研磨器、磨盘、磨棒”等工具组合显示，植物性的食物在第一期先民的食物结构中很可能已稳定地占有一定比例；发掘者指出，年代约距今7700年~7400年的第二期遗存显示，“四台先民栽培农业已经占有一定地位”。于是，四台遗址第一、二期遗存为我国北方地区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认识。第一期遗存发现有17座半地穴式房址，年代约为距今10400年~9000年，属“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定居遗址之一；第二期遗存亦发现了17座半地穴式房址，第一、二期遗存的先民们的定居行为和生业方式，无疑是今后需要继续探索的重要课题。此外，属裕民文化的四台遗址第三期遗存和以与“更远的北方地区”存在文化交流关系的“大口尖圜底器”为代表的第四期遗存，暗示出，在地处“燕辽文化区”西南边缘的四台遗址中曾发生过不同谱系考古学文化的交流。

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剖面

从考古材料出发，揭示中国史前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进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任务。河南宜阳苏羊遗址、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等考古发现颇引人注目，分别在中原的“河洛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我国台湾海峡等地树立起了考古研究的“新剖面”。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遗存，集中地展现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表述的聚落与社会图景。

苏羊遗址坐落在洛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南望熊耳山。遗址包含有仰韶时代早、中、晚和龙山时代共四个时期的聚落遗址。仰韶时代早期聚落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具有与王湾一期文化相类的文化面貌，聚落被人工环壕围绕，环壕外的西南部有墓葬区，发现了埋葬大量人骨的“人骨埋藏坑”，或为“二次合葬”；仰韶时代中期聚落的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具有较浓厚的庙底沟文化（亦称西阴文化）色彩，发现有大型半地穴式和地面式的房址，有木骨泥墙和经细致加工类似“水泥面”坚硬的地面和墙面；仰韶时代晚期聚落的面积达63万平方米，与土著遗存伴出有大量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发现了墙垣、房址、灰坑等遗存；龙山时代聚落的范围同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大体相同，存在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墓葬区，墓地中发现有少数随葬玉或石钺的墓葬。

可以看到，苏羊遗址作为一个“新剖面”，展示了河洛地区仰韶至龙山时代聚落变迁的情形。在仰韶时代，分属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聚落规模不断扩大，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渐趋复杂；在龙山时代，聚落规模虽较仰韶时代晚期没有太大改变，而随葬有玉或石钺的墓葬，暗示出先民的社会复杂程度或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期待着，更多关于苏羊遗址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考古发现。

地处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时期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存，成为皖南地区先秦时期保存完好、遗物丰富、特征明晰的代表性“新剖面”。磨盘山遗址文化内涵复杂，不同时期的遗存呈现出先民们多彩的生活图景，例如，发掘者揭露出41座马家浜文化的房址，并揭示出因“建设居址”而形成的文化层。当然，磨盘山遗址还隐藏着很多需解决的问题。例如，考古发掘揭示出321座崧泽文化的墓葬，发掘者提出，崧泽文化墓葬表现出“较平等和富足的社会状况”；发掘者进一步指出，一方面“随葬品数量和玉器的有无与墓坑规格似无相关性”，另一方面，“少量墓葬中随葬大口缸或多件杯形豆则可能表明已有一定的等级或财富差异”。如是，深入研究作为良渚文明的“先声”的崧泽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等等问题，在磨盘山遗址树立起的“新剖面”上，被再一次显示了出来。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包括“前仰韶时期”至仰韶时代的西营遗址，仰韶时代的壳丘头遗址和夏商时期的东花丘遗址、龟山遗址等遗址。西营和壳丘头等遗址呈现出在距今约7300年~5000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先民们的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壳丘头遗址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遗存与诸如我国台湾地区台南南关里等遗址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陶器关系密切。发掘者指出，西营和壳丘头等遗址发现的水稻等植硅体遗存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7000多年前。植物考古研究显示，约当距今4800年~4600年，水稻和粟传入了台湾岛。此外，东花丘遗址、龟山遗址等夏商时期遗存，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夏商时期土著文化遗存与黄瓜山文化、黄土仑文化等频繁交流的情景。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发展”是需要多科学合作研究、整合探索的复杂科学问题。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平潭壳丘头遗址群从考古学的角度提供了大量我国台湾岛的考古学文化源于祖国大陆的实物证据，成为系统考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文化、聚落、生业的又一个“新剖面”。

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研究的新收获

张忠培先生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区域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纷纷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考古学工作者们坚持从材料出发，不断丰富相关认识。黄淮平原上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为进一步诠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位于兖州—亳州一线南部，是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最西南部的遗址之一。王庄遗址发现了带有环壕围绕的“墓葬密集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墓地，目前，在约一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已揭露出23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从遗物来看，王庄墓地年代与江苏新沂的花厅墓地相当，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王庄墓地布局清晰，成排分列分布的特点显著，发掘者指出，墓地存在多组墓葬间“有意打破”的现象。在23座墓葬中，除一座三人合葬墓外，其余皆为单人葬，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玉器。其中，单人墓IVM6出土的“玉覆面”类装饰和单人IVM3出土的成组石圭，十分引人注目。从山东焦家等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地材料来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均呈现出，在墓葬结构上为土坑竖穴墓，在墓葬布局上集中分布，且成排、成列分布的特点明显。此外，焦家墓地还呈现出，墓葬规模差异较大，墓葬分化不断加剧，时间延续性强等特点。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聚落和墓地的新发现，令学界重新审视大汶口文化表述的与中华早期文明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课题。实际上，王庄遗址墓地的发现仅揭露出了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冰山一角”。诸如寻找王庄墓地同时的聚落遗址，考察墓地的布局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期待着王庄墓地的更多、更全面的考古新发现。

屈家岭文化作为我国长江流域最早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考古工作者在位于屈家岭遗址范围内的熊家岭、郑畈两遗址地点发现了水坝和水利系统。其中，熊家岭早期水坝的年代约为油子岭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约5100年~5000年左右），晚期水坝的年代约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4900年~4800年），郑畈水坝的建造工艺、构筑方式等与较熊家岭早期水坝一致，年代稍晚（距今约5000年~4900年）。两地点除水坝外，均相应地发现了蓄水区、溢洪道等水利设施，构成了较完备的水利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岭遗址揭露出以F38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群。F38的面积达510平方米。发掘者指出，F38与大型建筑F15、F17和红烧土广场均处于同一层位，共同构成了屈家岭文化的高等级建筑群，年代属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此时，还发生了扩建熊家岭晚期水坝的事件。研究显示，屈家岭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主要为籼稻，早在油子岭文化早期就经先民们培育达到了现代栽培稻的水平。屈家岭遗址至迟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就已拥有了成熟的种植农业、发达的水利系统和高等级的建筑群，充分展现出了史前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水平。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和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出，中国大地上诸考古学文化的先民，虽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间和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但均呈现出社会加速分化的发展态势。

处于粤北山地与珠江三角洲的中间地带的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发现了代表“岭南地区可确认的最早复杂社会”的石峡文化岩背墓地。共清理墓葬93座，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墓地可见明确的墓葬分区和分组规划，不同墓区和组的墓葬存在显著的贫富和等级差异，例如，等级最高的M16的随葬品多达145件，其中包括5件玉钺，在M26中发现有玉钺和玉琮同时随葬等现象。发掘者指出，“在岩背墓地北侧是与墓地同时期的生活区”，“岩背石尾头地点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大规模居址区”。显然，关于上述遗址地点与岩背墓地的年代关系和部分遗存的功能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岩山寨遗址作为“岭南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聚落遗址”，为考察以岭南地区为代表的我国华南地区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标本。

陕西神木石峁、山西兴县碧村等龙山至夏时期南流黄河沿岸的大型石城址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对邻近地区同时期的城址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兴趣。内蒙古河套地区浑河北岸的清水河后城咀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了龙山时代河套地区大型石城址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后城咀石城址不仅具有由城门、城垣、台基、瓮城、墩台、马面以及自然冲沟等设施构成的“三重防御体系”，还设置了由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构成的“明沟暗道”的地下交通体系，在形成了地上地下的“立体防御体系”。在石城内发现了带有石墙院落的、坐北朝南、前堂后室的五联间结构的高等级建筑群。在城外西南侧发现有墓葬区，揭露出了17座土坑竖穴石板墓。在文化面貌上，后城咀遗址属永兴店文化，与陕北、晋西北地区的同类遗存存在密切联系。后城咀城址发现的城防体系、高等级建筑群等，意味着后城咀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复杂的社会结构，较强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强大社会组织能力。我们期待着，在后城咀遗址墓葬区和城内布局等方面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从考古学界到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检索当年的考古新发现，总结、思考、品评、讨论由这些新发现引出的新认识。正是包括这些新发现和新认识在内的中国考古工作，源源不断地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块块坚实的基石，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铺平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向过去30多年中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项考古发现和考古工作者们致敬！

“十大考古”深度解读 | 段天璟：新发现 新认识 新剖面 新收获——2023年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要发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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