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册曾被用来压鞋样的《永乐大典》，经齐鲁书社出版返回莱州家乡
2024年2月1日，齐鲁书社出版的《〈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新书首发及捐赠仪式在莱州市博物馆举行。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满怀感慨地说：“国宝终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齐鲁书社出版的这套书到底有什么来历？“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说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记者近日对刘玉林进行了专访，听他讲述这册国宝级古籍发现、收藏、整理、出版的过程。
敬惜字纸
国宝偶现真颜
故事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讲起。1982年11月1日，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在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图书馆工作的孙洪基，正在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课间休息时，他无意间瞥见墙壁上月份牌表面《永乐大典》的简介。有古籍收藏经验的孙洪基，自然听说过这部国宝级的古书，他就此打开了话匣子，与培训班的同人们聊起了这部皇皇巨著，并不无惋惜地讲到《永乐大典》的流失情况。就在此时，一位在掖县文化馆文物收购处工作的朋友笑称，自己那儿就有一册《永乐大典》。
将信将疑的孙洪基随其回家一探究竟，却是无功而返。不承想，一个星期后，那位朋友拿着一本书走进了孙洪基的办公室。乍见此书，灰扑扑、皱巴巴，倒像废品；然而，仔细翻阅，纸张挺括而柔软，小楷端庄，朱墨灿然，版心“永乐大典”的字样清晰可见，隐隐透露着皇家书品特有的豪华与庄严。孙洪基又拿出《中国书史简编》查看对照，发现这本书从装帧形式到内容行款，与上面所说的毫无二致。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嘉靖副本原件
“这可能真的是《永乐大典》。”孙洪基既惊且喜，“可这样珍贵的书，是从哪里来的呢？”追问之下，朋友说这册古书是从一个名叫孙洪林的人那儿取来的。原来，此书原为孙家所有，后作为陪嫁，与孙洪林的老姑奶奶一起“嫁”到了邱家。有次，孙洪林到邱家走亲戚，表叔给他讲了荆轲刺秦王和阿房宫北门为磁石门的故事，并称这是从一本古书上看到的。因书“用处不大”，表叔见孙洪林感兴趣，便慷慨地送给了他。诸般巧合之下，在文物收购处工作的那位朋友在孙洪林处见到此书，又将其带到了孙洪基面前。
作为明朝皇室的“御用书”，《永乐大典》自是“样貌不凡”：开本阔大，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一见即感庄严；用料精良，以洁白柔韧的白棉纸写就，抚玩可知雅致。惜乎这册《永乐大典》“遇人不淑”，邱家人“不识此书真面目”，却晓得“物尽其用”，将书的边角裁剪下来做针线图案，又拿书来压鞋样。尽管此书的书皮已然不存，“天头地脚”的白纸也被剪去，但好在民间一向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邱家人对书中有字的部分“秋毫无犯”，这册书的正文部分保存较为完好。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嘉靖副本原件
了解情况后，孙洪基就此事对县委宣传部进行了汇报。县委宣传部当即指示孙洪基，向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信，邀请专家赴掖县进行鉴定。北京图书馆自建馆之初便竭力在海内外搜求《大典》，馆里收到信函后，立即派人奔赴山东。后经鉴定，此书为《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原件无疑，属门制类全帙30卷中的前2卷 ，前后及书中残缺达16页多，共存39页零一 角。
《永乐大典》存世极少，这册《大典》的价值难以估量。经过协调，孙洪林将这册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给予的2000元奖金则由孙洪林与邱家均分。从此，这册《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得到妥善保存，《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命途多舛
《大典》流散民间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都了解，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役”，于1403年夺占帝位，改元永乐。由于他的帝位来得似乎不那么正当，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平复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永乐皇帝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来粉饰太平。永乐元年（1403年）7月，明成祖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正式下达了修书的敕命。
解缙等人显然是对领导意图领会不深刻，有点急于求成，组织一百多名儒生，仅用一年时间，匆匆编成《文献大成》。明成祖看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和想象的差得远，很不满意。遂“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为总裁，“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缮写三千人”，重辑此书。姚广孝就是道衍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永乐皇帝朱棣最为倚重和信任的人，由他来主持编纂，可见这部书在朱棣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明成祖朱棣画像
此次重修自永乐三年（1405年）元月始，到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定稿进呈，成祖重新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学者们在编纂《永乐大典》时，首先参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藏书，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搜罗民间书籍，并以官方韵书《洪武正韵》为纲，将收集到的图书依序编入。最终，《大典》共辑录各类图书七八千种，将上至先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资料近乎囊括净尽。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如此宏篇巨帙，使得《永乐大典》成为我国体量最大的一部类书 。
《永乐大典》成书后，精抄一部，是为正本。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迁都，正本随迁至北京。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原稿及所藏图书均付之一炬，正本遂成孤本，又因种种原因常年束之高阁，成了无人问津的皇室“吉祥物”。百年以后，明世宗朱厚熜倒是对其爱不释手，常“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失火，世宗严令宫人将《大典》抢运出来。经此一劫，他心有余悸，决定重录一部副本。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二大臣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招选誊录、绘画生员109人，严格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进行抄录。历时五载，重录工作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告成，自此，《大典》遂有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之分。明亡以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则因贮藏于皇史宬，幸免于兵燹之厄。
皇史宬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库”
清雍正年间，《大典》副本“搬迁”至翰林院。至嘉庆朝，副本略有散失，尚存9800余册。咸丰以后，翰林院偷盗成风，短短三十余年，《大典》就仅剩8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沦为战场，《大典》几乎全部被焚毁，幸存的残本被肆意抢掠，散落世界各地。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之所以在千里之外的莱州现世，也或许与清代的偷盗及战乱有关。有学者分析，义和团、捻军曾在北京和八国联军打过仗，这两卷《永乐大典》可能是捻军成员从北京带回山东的；也有人认为，孙洪林家的十世祖孙绍德是个副贡生，其岳父家又在北京有买卖，这册书可能是他岳父从北京带回来的。
而今，《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仅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残叶存世，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将“百家之言”网罗一尽的《永乐大典》，曾经在明代的皇家书楼里灿然生辉，那约3.7亿个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明初盛世繁荣的绝好装点。然而，历经重重劫难，昔日的“万书之书”仅存百分之四，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献再难复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勘误辑佚
成古书之渊薮
尽管《永乐大典》有“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之称，但对今人而言，《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已远超其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对于所辑图书“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的《永乐大典》，就像是一个古代文献的“数据库”，而由于文渊阁藏书多在后世散佚无遗，《大典》也成了后人搜求文献时独一无二的“宝库”。
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永乐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就《<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而言，它搜罗有“周秦宫门”“汉至隋宫门”的相关典籍资料，诸般宫门图样栩栩如生，可谓一扇连通古今之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的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先生指出，这册《永乐大典》不仅绘图精美，其文字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举例来说，卷三千五百十九“东交门”条目下，记载着《东交门箴》，这篇文章出自苏轼幼子苏过所著的《斜川集》，讲述了东方朔劝谏汉武帝的故事。到了清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之时，苏过的《斜川集》已然失传。幸而《永乐大典》收录了不少苏过的作品，四库馆臣周永年在《大典》中辑得苏过诗文三百五十余篇，厘为《斜川集》六卷。之后又经多人补充，人世间又有了《斜川集》，苏过的文采精华得以再现于后人目前。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九》的“东交门”条目下，记载着《东交门箴》
《永乐大典》不仅是使佚失古籍“复生”的“灵丹”，亦是检校存世书籍缺漏错误之处的“妙药” 。仍以苏过《东交门箴》为例，赵刻本、鲍刻本《斜川集》中的文章，与《永乐大典》的原文有五处出入。杜泽逊认为，这五处文字上的出入或是赵刻本《东交门箴》虽依据《永乐大典》立目，但实际上根据东坡集本录文所导致，根据文义及史实，《东交门箴》当以《永乐大典》所载为准。
《<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绘有“凌花双龟背”纹样
《永乐大典》的妙用还不止于此。2012年，国家图书馆开始筹备建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对博物馆大门进行设计时，特意邀请国内铜门设计大师、非遗传承人朱炳仁先生领衔。什么样的门才最契合博物馆的气质呢？起初，朱炳仁苦恼于没有设计灵感。于是，国家图书馆协调召开了专家讨论会，有熟悉馆藏文献的古籍专家提出，可以借鉴下《永乐大典》“门”字册中的各种大门图样。果然，“凌花双龟背”等页的纹样使朱炳仁灵光忽现，他从中提取出凌花元素，并对其重新解构组合，取吉祥瑞气之意，这才有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那扇铜门。凭借一册《永乐大典》，文化场馆之门与千百年前的宫室之门遥相勾连，门扉轻启，今人得以管窥古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文脉也就此相传。
影印修文
《大典》荣归故里
既然有这么多的功用，如何让藏诸高阁的国宝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作为国内首家地方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承担着赓续历史文脉的使命。”齐鲁书社副总编辑刘玉林说，“古籍的传播终归还是要靠实物，而像《永乐大典》这样的古籍，收藏起来只是孤本，出版以后却可以化身千万，无论印制多少，总能流传开来，从而让更多人一睹古籍真颜，这就是出版古籍的意义所在。”在刘玉林看来，就价值而论，《永乐大典》本就可说是“古书之冠”，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区域发现的唯一《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也是唯一一部由民间捐献国家的《大典》，《<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珍贵异常，更蕴含着莱州人民的家国情怀，通过出版使其焕发新生，势在必行。
2023年上半年，齐鲁书社正式启动《<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出版项目，经过协商，取得了国家图书馆的授权，获准影印《大典》原件。这册《大典》于莱州现世时，脏污、漫漶之处甚多，保存状况不佳。是整旧如旧、“复刻”古籍现状，还是精修“翻新”，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考虑到推广古籍的需要，刘玉林在权衡过后，选定后者作为《大典》的出版方向。
齐鲁书社《<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经精修焕然一新
今年1月，齐鲁书社《<永乐大典>卷三千五百十八之三千五百十九》正式出版，《大典》原本的污损之处皆在影印过程中被谨慎消除，书籍的版式、行款、用料、装帧等则全部仿照明嘉靖副本，以重现《永乐大典》初成之貌。
《永乐大典》在明代秘藏禁中，属于专供帝王御用之物，而今，随着《大典》的影印、研究、展示、传播方兴未艾，一册册孤本终得走出秘藏库房，“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传承典籍文化、承载中华文明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