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沙埠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浙江黄岩召开
2023年12月23日至25日，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主办，台州市黄岩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黄岩沙埠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台州市黄岩区召开。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研究员及朱岩石研究员、董新林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考古部副主任项坤鹏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吴小红教授、杨哲峰教授、丁雨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游富祥研究员，复旦大学文博系沈岳明教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小蒙教授，浙大城市学院杜正贤教授，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郑建华出席此次会议。
沙埠窑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
沙埠窑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和高桥街道。该窑址群于1956年被发现，1963年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入选浙江省第三批考古遗址公园，并被纳入到浙江省“宋韵文化传世工程”。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岩区博物馆对该窑址群进行了主动性考古调查。自2019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联合对沙埠窑址群内的竹家岭和凤凰山窑址进行了为期五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沙埠窑的窑业面貌及年代序列基本清晰，构建起备料、成型、烧成和废弃的完整的窑业生产操作链，并在陶瓷考古方法论、实践手段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竹家岭窑址遗迹总平面图
24日上午，与会专家赴沙埠窑竹家岭窑址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并指导工作。沙埠窑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谢西营向与会专家进行了汇报，专家们在现场围绕窑址中的遗迹遗物展开了深入讨论。之后，与会专家前往黄岩博物馆参观沙埠窑考古成果特展。该展览汇集了沙埠窑2019-2023年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精选了其中的文物精品。该展览分为“沙埠往事”“窑火日记”“相似相续”“盛时风物”四个板块。
专家参观竹家岭窑址
专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
专家参观考古发掘现场
24日下午，专家论证会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主持。台州市黄岩区委副书记、区长徐礼辉，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文富分别致辞。随后谢西营就沙埠窑考古发掘情况作专题报告，汇报分为遗址概况、发掘收获和价值分析三部分。与会专家结合现场考察和汇报情况，围绕沙埠窑的内涵价值和后续工作开展等内容展开深入讨论。最后由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首先从“发掘思路”“现场遗迹现象的把控”“地层遗物和遗迹的发掘方法”“学术目的”和“相关问题和认识的总结”五个方面给予沙埠窑考古工作和研究肯定。他在讨论中指出，大遗址考古最重要的就是对时空的把控，要对考古工作进行宏观的考量，建议对国保单位的遗迹进行统一编号和整体把控，希望沙埠窑考古工作能从窑业考古的角度为中国考古学作出突破性的贡献。此外，他对用聚落考古的方式发掘窑业遗存的理念表示赞扬，希望今后继续通过精细化考古工作，用考古学发掘的遗迹和遗物证据去回答学术问题，从更深入的角度进一步细化陶瓷考古工作的学术计划，以期获得更大的学术成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副院长游富祥研究员表示沙埠窑考古学术目标明确，发掘成果显著，以聚落考古的方法进行瓷窑遗址考古实践，使得整个窑场功能布局和结构十分清晰。他认为，沙埠窑填补了从越窑转移到龙泉窑之间的关键缺环，是宋代瓷窑考古的重要发现。沙埠窑分期成果精细，将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划分为七个阶段。此外，他建议要继续通过科技分析对备料成型区内的各类遗迹的功能进行综合判断，还要加强与窑场密切相关的矿区的研究。该项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对于判断窑场规模、原料溯源和产业转移等方面问题的探讨，可使整个产业链会更加完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认为沙埠窑考古工作符合陶瓷考古田野工作规范，同时也充分运用了科技考古检测手段，对沙埠窑遗址的重要性表示肯定。他就后续研究工作开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关于原料、燃料、工人居址、工人来源、工人信仰、产量和销售路线等方面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关于瓷器销售，除了国内市场，海外市场也还需要继续加强研究；再次，要进一步细化备料成型区的遗迹关系，梳理其工作路线，充分展示备料、成型到烧成的工序流程；最后，要继续加强科技手段的运用，明确各个遗迹的具体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研究员认为，沙埠窑系统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先进的考古发掘理念、遗址内功能分区和价值认识、精细化的考古发掘以及充分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检测研究等方面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通过五年的考古发掘，沙埠窑考古从多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认识，除了窑场本身之外，大区域范围的窑业技术交流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此外，他认为，沙埠窑遗址考古取得的新发现进一步突出了瓷窑考古在浙江考古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建构瓷窑考古的编年体系、技术体系之外，还可以瓷器为线索建构区域历史与联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教授首先对沙埠窑考古成果以及采用的发掘理念表示肯定。他认为，沙埠窑考古工作符合现代陶瓷考古的田野发掘理念，不局限于窑炉、产品和烧成技术，而是扩大到对整个生产制作过程的全面系统的关注，且把相关遗迹现象有效地揭露出来，使得窑场操作链完整，体现出陶瓷考古发展的新方向。此外，他建议，今后的考古工作还要继续关注作坊区内的功能布局如坯件放置空间、窑工生活空间等；要将沙埠窑置于更大窑业体系范围内进行考量；继续加强科技检测。
浙大城市学院杜正贤教授认为，通过五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沙埠窑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发掘方法科学，窑场布局清晰，充分运用了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手段。他认为，沙埠窑窑炉具备窄且长的特点，有其自身特色；窑床上局部保留的较完整窑顶坍塌块的存在对于探索窑炉高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窑场残留木炭检测鉴定出来的除松树以外的槭属、栲属和木兰属等不同树种，扩展了以往对于龙窑燃料的认识，取得了新的突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丁雨研究员，从多个角度对沙埠窑考古成果进行了归纳。第一，时间层次，北宋中晚期沙埠窑瓷器达到了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其除了作为越窑向龙泉窑过渡衔接的中间环节，在北宋中晚期的陶瓷文化中也具有引领性的意义。第二，空间层次，从文化面貌和窑业技术等方面来看，沙埠窑与浙江内部的越窑、龙泉窑存在密切关联，同时也与北方的耀州窑和定窑存在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层级，沙埠窑存在两路产品，结合近年来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中沙埠窑瓷器的发现以及竹家岭窑址作坊区外围发现的高规格的围墙遗迹，都为后续探讨沙埠窑贡御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第四，消费市场，沙埠窑提供了研究11世纪北宋时期陶瓷外销的重要线索，对于重新审视海外发现的越窑系瓷器，改变我们以往对于北宋陶瓷外销的认识。第五，方法和目标，沙埠窑考古队通过精细化分期、量化统计方法、以聚落考古视野探讨窑业内部空间布局、陶瓷产业与聚落发展关系等方面问题，均体现出最新的陶瓷考古前沿理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研究员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沙埠窑考古发掘方法及成果的重要价值。第一，对于陶瓷考古发掘记录和资料整理，进行了新方法论的实践和创新。第二，传统考古和科技考古充分结合，通过传统地层学对于窑业体系、时间框架建构和精细化分期，是浙江陶瓷考古的重要特色。第三，发掘揭露出相对完整的窑场全貌，包括生产工艺的全流程和功能分区的整体格局。第四，沙埠窑体现了南北窑业技术工艺的融合，要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在两宋变革和南北交流的时空框架脉络中还原沙埠窑的位置，才更能说明沙埠窑的性质、价值和典型意义。第五，沙埠窑的价值要在生产地、运输地和消费地三者关系研究的完整揭示中进行充分展示。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项坤鹏研究员提出，沙埠窑明显体现了南北方窑业技术的交流，其酱釉瓷器品质高超，需要结合今后的深入研究，探究沙埠窑与定窑、耀州窑的技术交流模式。沙埠窑考古发掘为进一步明确国内外遗址出土和博物馆馆藏的青瓷产地和年代序列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同时，他建议要关注高品级甚至是宫廷遗址中的出土瓷器，可以丰富认识不同社会阶层、聚落群体的瓷器使用情况以及背后的各种历史问题。最后他提到，沙埠窑瓷器外销路线和途径，要关注海门港。
复旦大学文博系沈岳明教授就沙埠窑“完整的工艺流程”“清晰的窑场布局”“野外发掘地层的精确把握”等方面肯定了沙埠窑这五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他认为，沙埠窑品类丰富，它突破了浙江地区传统的青釉瓷器的单一品种，还生产高质量的酱釉瓷器和釉下褐彩瓷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外来技术和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从时空格局来看，沙埠窑应不仅限于北宋中晚期越窑和龙泉窑的过渡阶段，更应该是充当了缓和越窑向龙泉窑文化风格和技术转变反差的作用。此外，沙埠窑考古队通过精细化的考古工作，将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这一阶段划分成七期，体现出对于野外发掘的精确把握。沙埠窑考古工作成果也有助于对国内外遗址出土、出水瓷器产地的辨别。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小蒙教授表示特别赞同对沙埠窑空间转换、产业转移、技术传播等精准的定位。她就技术传播问题探讨沙埠窑和耀州窑以及南方青瓷和北方青瓷的关系，指出沙埠窑作为越窑和龙泉窑之间的一个转换过渡角色并不能特别突出沙埠窑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沙埠窑窑业面貌与技术呈现出对北方青瓷工艺的吸纳和越窑传统工艺的传承，并进行创新突破，具有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北宋中晚期，沙埠窑的产品和工艺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北宋中期末段至北宋晚期前段是沙埠窑产品品质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与北方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沙埠窑考古发掘价值进行了总结。第一，窑场揭露出备料、成型、烧成和废弃的完整的窑业生产操作链，特别是备料、成型区大规模作坊遗迹的发掘以及大规模围墙的发现，在以往的瓷窑遗址考古工作均是少见的，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新材料。第二，沙埠窑作为北宋中晚期南方青瓷窑业的一个重要窑场，相关考古发现具有填空补白的作用。第三，沙埠窑考古工作扎实，学术目的明确，对瓷窑遗址中的废品堆积区和作坊区在考古发掘方法与手段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此外，他建议，要继续凝练出沙埠窑的本身特征与突出价值，要采取局部解剖发掘的方式以全面了解窑场始建、使用、废弃等过程以及各类遗迹的年代早晚关系。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认为沙埠窑考古工作细致，北宋中晚期沙埠窑在陶瓷史上所呈现出的承上启下、沟通南北的重要地位是值得肯定的。沙埠窑通过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整个窑场功能的全面精细化揭露，这在以往瓷窑址考古工作中是不多见的，发掘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突破。他建议，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要与遗址公园建设、区域文化发展、宋韵文化传承等方面工作相协调，要优化对遗址复杂遗迹现象的展示效果以面向公众开放。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认为，沙埠窑考古发掘是陶瓷考古工作的重要突破。沙埠窑的价值体现在技术的融合，沙埠窑是在南方青瓷技术传承和北方技术南下影响背景下的多元化、多文化、多元素共存的一个窑场，体现了当年瓷器生产技术、交流普及和商业发展的繁荣景象。沙埠窑的价值还体现在填空补白的作用，它呈现出南北方窑业技术的融合和碰撞触生了新的产品面貌，在文化传承和宋代文化构建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考虑大时代的背景下，北宋中期北方文化南下，包括瓷器在内，这应该是官府主导下的一次文化构建，是对汉族地区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传承。对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他建议要继续完善沙埠窑遗址各类遗迹的关系，对于窑场燃料问题还需要结合科技检测进行科学解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认为，沙埠窑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抓住了陶瓷考古的精髓，提供了完整的生产操作链的实物细节和流通环节的信息证据；开展多学科合作非常及时到位，边发掘边研究，全面使用科技手段分析证实遗迹的具体功能。沙埠窑出土的产品证明了多种窑业技术广泛的交流和传播，也为研究沙埠窑与其他窑口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对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她认为应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在聚落考古的视野下，沙埠窑原料和燃料的消耗统筹是否有具体的社会分工构成和管理层面调配；通过统计废弃区匣钵的体量能否做大概产量和资源消耗的分析；通过一道完整的工序流程需要的时间；通过主微量元素的分析，能否分出产品的生产批次等。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郑建华对沙埠窑考古系统化和精细化的发掘研究成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古陶瓷生产既是经济技术行为，也是社会文化现象，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要在比较系统论的视野下，持续关注窑场和周围环境、自然条件、职业工匠和产品对外运输条件的关系，要从多角度展开研究，以期在原有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他提出，陶瓷考古不仅要研究生产端和消费端，还需要研究两者间的流通环节，从生产端看，沙埠窑的考古成果具有地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意义。从产业转移角度，沙埠窑是越窑和龙泉窑瓷业技术衔接和过渡的重要地区，从技术和文化角度可以说沙埠窑孕育了龙泉窑；从技术交流角度，沙埠窑受到了北方耀州窑和南方越窑等窑业的影响，另外沙埠窑的彩绘产品也呈现出外来技术的影响。从消费端看，以往国内外遗址出土的青釉瓷器窑口大多都归于越窑和龙泉窑，目前在国内外大量遗址中也辨认出不少沙埠窑产品，说明沙埠窑的销售范围远超想象。最后，他提出建议，要对考古工作做进一步细化和补充，进行系统的梳理后，再进一步考虑下一步比较长远的工作计划，有助于将来取得更大的成果。
最后，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研究员作总结发言，沙埠窑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一处比较完整的宋代窑业遗存，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展现了从备料、成型、烧成和废弃的完整工艺流程，窑场出土的一批高质量的瓷器，精美的纹饰体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田野考古工作细化了沙埠窑业的发展序列，填补了南方青瓷窑业发展的缺环，同时，沙埠窑善于吸纳和创新，展现了南北窑业技术的交流，且为海外发现的青釉瓷器窑口辨认提供了线索。他指出，论证会中从事不同专业的考古专家多角度的意见补充了陶瓷考古工作的局限性，他提出要从手工业考古的角度出发，深入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注重制瓷原料、燃料、窑工居住地等问题溯源。最后，他提出今后沙埠窑考古和研究要进一步细化与深化，通过系统性考古发掘来探索沙埠窑形成与后期转移的动因，持续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尽快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加强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及沙埠窑的现代传承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沙埠窑近五年的考古发掘揭露了沙埠窑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的生产面貌，分期精细，收获巨大，揭示了重要的考古学价值，基本建立起北宋中期至南宋早期共七期的年代序列，揭露了窑址的完整生产操作链，填补了北宋中晚期浙江制瓷业中心自越窑向龙泉窑过渡转变的缺环，也填补了浙江乃至中国南方地区在北宋中晚期制瓷业的空白，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收获。沙埠窑的产品面貌也明显体现了与北方窑业的互动交流，其刻划花工艺和酱釉瓷器产品可以看出耀州窑和定窑的影响因素。同时，沙埠窑考古发掘成果研究也将推动对海内外博物馆和遗址发掘出土的青瓷所属窑口问题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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