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与秦汉文明——尹湾汉墓简牍发现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11月3至5日，“简牍与秦汉文明——尹湾汉墓简牍发现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苏连云港召开。来自海内外近3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会场

1993年2月尹湾汉简出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M6和M2两座汉墓，计木牍24枚，竹简133片。既包括当时我国发现最早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也有亡佚数千年的汉代俗赋《神乌傅》和《神龟占》等前所未见的术数文献，物疏多种，及《元延二年日记》《赠钱名籍》、名谒、历谱、各种物疏等各种反映了墓主人工作生活、人际交往、思想信仰的个性化史料，为秦汉国家统治、地方行政制度、上计制度、思想信仰、术数、社会史、文学史、书法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不见于传世史籍的重要一手资料，价值非凡。尤其是尹湾汉简出土于30年前，1997年正式刊布时，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悬泉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走马楼吴简等有关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都还没有出土或刊布。在当时要进行秦汉地方行政研究，基本没资料，只能用屯戍系统汉简比附地方行政系统。由此可知，尹湾汉简的刊布对学术界的冲击力之强。尹湾汉简虽然只有100余枚，但由于其中的木牍主要是微书书写，故总字数近40000字，其中3000余字的《东海郡吏员簿》木牍更是截至目前中国出土简牍中单支容字最多者。这么丰富的文字材料，从出土到出版，仅用了4年时间，并第一次真正使用了红外线技术，开此后简牍整理利用红外线技术的先河，可以说其效率、质量都刷新了中国简牍整理史的记录。

30年来，尹湾汉简的研究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无论在释文校订、名物考辨等文本研究方面，还是在汉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学、书法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极大地推进了对汉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地方行政制度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认识。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是全面回顾和总结30年来尹湾汉墓简牍整理与研究各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二是进一步挖掘阐释尹湾汉墓简牍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彰显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会议总计收到学术论文60篇，大会主题报告6篇。尹湾汉简的最初整理者连云港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滕昭宗发表《尹湾汉简<集簿>所见之奇字”仓”》一文，认为《集簿》中原未释的疑字，实为汉代“仓”字的奇字写法，并据此探索汉代“奇字”使用现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尹湾汉简的发掘者、连云港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纪达凯《尹湾汉墓群发现始末》详细讲述了尹湾汉墓群发现以及发掘的过程，对研究者更科学的利用这批材料提供了重要线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尹湾六号汉墓简牍的组合特点与师饶的思想和工作》回应了尹湾汉简性质和文书简牍随葬原因的问题，认为连云港尹湾6号汉墓简牍含典籍与文书，组合巧妙，当经过师饶或其家人特意选择，专用于随葬。由于随葬文书的目的是证明墓主人身份，且经过精心挑选，故准确性很高，我们不能因其出于墓葬而怀疑其真实性和价值。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绍刚研究员《尹湾汉简的草书简牍》再重新释读和辨析尹湾汉简《神乌傅（赋）》《集簿》《赠钱名籍》《元延二年日记》等草书简个别文字的基础上，认为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早期，草书处于一个“自由”的发展阶段，尹湾汉简的草书，让我们对草书中章草一体的发展演变有所认识，价值巨大。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春龙研究员《简牍中秦汉时期的湖南地区基层社会》以里耶、益阳兔子山、长沙五一广场和走马楼、郴州苏仙桥近出文书简牍为主要资料，探讨了秦汉魏晋时期湖南地区的基层治理和社会生活状况。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彦辉教授《秦汉时期的“畴人”》认为，秦汉时期世代相传从事专业性职业的群体被称为“畴人”，广义“畴人”包括“畴官”“畴吏”和一般服务的“畴人”，并分析了“畴人”的考核、服务方式和待遇问题，大大拓宽了我们对秦汉时期社会身份和基层行政运作的认识。

会议分组发言大概围绕尹湾汉简整理研究、简牍与秦汉地方行政研究、秦汉简牍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

尹湾汉简整理研究方面有20篇论文。邬文玲《尹湾汉墓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文补遗》利用最新红外图版对《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进行校补，新补释110字、改释5字。这些新的释读对推动汉代职官、地理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李洪才《汉代简牍字词考释札记》考释了11例简牍文字，认为尹湾汉简中 当是“徵”字俗写， 当释作“丏”读作“面”， 当释作“射”读作“谢”。杨小亮《简牍文书视阈下的尹湾汉简》从文书学的角度对尹湾汉墓中“物疏”、簿籍、名谒性质重新考察，认为它们是文书抄件，是出于某种目的而专门制作的陪葬品，并据此论证了西汉后期丧葬文书体系日益“现实化”问题，认为这一现象与秦汉以来日趋成熟和稳定的现实官文书体系、程式密切相关。王谷、曾磊、张鹏飞三位学者聚焦《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王谷《试述<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的弩用纺织品》梳理了纺织品在弩上的称谓及使用情况，指出弩弦、弩纬、弩缇㡒、弩绁作为主要弩用纺织品，属于实用器。曾磊《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五采羽翳”识小》认为“五采羽翳”的是指以五色羽毛装饰的华盖，其小者可手持，大者可作车盖。“羽翳”使用“五采”，等级极高，“五采羽翳”虽在“库兵车种”之列，但不排除作为乘舆用品的可能。张鹏飞《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札记》探讨了武库的性质、规模和隶属关系，认为“郅支单于兵”的来源或许是普通士兵、武库军事博物馆的功能并不存在，“鈃”器物为祭祀用青铜器，武库可装备人数为七万人左右并且有可能确实是东海郡所属。刘凤桂《补注<神乌傅>》在对《神乌傅》 “已”“泉”“车”“捕”“柱”等字重新释读和补注的基础上，探讨了当时文字使用中借字现象，其重新考释推动了《神乌傅》研究。方丽特《试析<元延二年日记>中的与天气有关的记录》从交通、气候、术数三个角度出发，对《元延二年日记》中的的降雨记录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提醒我们重新认识《日记》的史学价值。曾俊敏《尹湾汉简<神龟占>研究补论》指出《神龟占》背后的术数框架应是汉代成型的九宫图式配后天八卦、八方四时之法，《神龟占》的“右行”应是顺时针，并探讨了今传灵龟术与尹湾神龟占应有渊源关系。朱学斌《尹湾汉简“御巾”考》认为《君況栉笥小物疏》 中的“卸巾”应释为“御巾”，意为“佩戴用头巾”，可与盛放香料的“薰橐”“薌（香）橐”搭配使用。马智全《尹湾汉简<列女传>记载的文献意义》分析了尹湾汉简牍《君兄缯方缇中物疏》中“《列女傅一卷》”的文献学和经学史、思想史价值，认为“《列女傅》一卷”可作为汉代文献有分卷流传形式的证据，刘向《列女传》迅速传至东海郡，其间既有朝廷尊宠经学的原因，也有皇权外戚斗争的影响。张鹏来《尹湾简牍书法书写内容与笔墨呈现关联性》认为尹湾简牍材料形制、书写工具、书者身份较为固定，书体运用和书写形态明显受内容的篇幅、重要性、抒情性、纪实性、急缓性、对公对私、行文规范等因素制约，在书写内容与笔墨呈现之间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规律性关联。赵旭《西汉东海郡郡府属吏师饶》认为尹湾汉简展现了墓主师饶在生命最后五年里的日常工作和家庭情况，及其思想体系，师饶的思想深受阴阳灾异学说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关注的内容与其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庄小霞《一位西汉地方官吏的交游》通过名谒木牍、《赠钱名籍》《元延二年日记》等分析了墓主人师饶的“朋友圈”，认为师饶的交游上及地方大吏、下及地方显族，社交范围广泛。戴卫红、李迎春、朱磊、徐向阳、丁鑫关注尹湾汉简地方行政文书，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驿传制度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戴卫红《尹湾汉简所见吏员升迁再探》结合新出睡虎地77号汉墓功次文书对尹湾汉简所见吏员升迁进行再探讨，认为“以功迁”和“以功次迁”并不相同。李迎春《西汉郡府属吏编制管理与赢员问题初探》通过对比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和《东海郡属吏设置簿》东海郡府官吏数量的差异，并联系里耶秦简、居延汉简和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讨论了秦汉时期郡县官吏的编制变化情况，指出西汉中后期郡府属吏存在严重的“赢员”现象，并认为这与西汉中期以来郡行政职能的加强和国家控制郡国的方式有关。朱磊《尹湾汉墓简牍所载东海郡监察制度中上计、考课有关史事》指出尹湾汉简展现了西汉监察制度在东海郡开展的实际形态，认为“法曹主邮驿科程事”是一种跨系统的监察举措。徐向阳、丁鑫《<尹湾汉简>中的驿传制度》认为尹湾汉简可以推进西汉驿传制度研究，有助于考察汉代驿传制度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王中宇《近 10 年尹湾汉墓简牍研究述评（2013-2023）》从释文校释、名物词考释、汉史研究、文物保护、图书档案等方面梳理了2013年以来尹湾汉简的研究成果，总结了特点与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趋势。薛丽丽《连云港出土简牍综述》整理了1962年至2008年连云港共出土的197枚汉代简牍，并对分析了其内容、性质、形制、材质、书体特点，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连云港简牍奠定了基础。

出土文献与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方面有15篇论文。吕全义、熊曲、欧佳、高佳莉、梁文罗主要关注秦代出土文献，对秦的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分析。吕全义《从秦四年瓦书论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通过对战国中期后段 “秦封宗邑”瓦书的“一里廿辑”的全新解读，指出商鞅前后的秦国均存在井田制。这一论断，对解决秦国是否存在井田制的分歧、深化对商鞅变法“废井田”的认识大有裨益。熊曲《论里耶秦简的“司空不名计”》重新断读里耶秦简9—3号简，为深入了解秦代县级职官系统与行政制度具有有益的参考价值。欧佳《捕求与利用：里耶秦简牍“羽赋”相关问题研究拾遗》对鸟羽捕求的特点、性质、用途作了考察，指出“捕羽”“求羽”“买羽”均是为军事物资“羽赋”而备。高佳莉《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认为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官称，“执法”在中央包括御史、廷尉、内史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执法官”包括上述机构的长官和属吏。并从“执法”的角度讨论了秦郡作为中央在地方代表的性质、职责。梁文罗《试论秦简所见“守”的三种含义》通过梳理秦简中“守”的看守、代理、暂署三种含义的具体情况，认为“守”的三种含义反映了秦行政实践的不断发展。吴美娇《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职务犯罪探究》以走马楼西汉简中司法渎职案例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官吏司法渎职犯罪的具体司法程序，对了解汉代司法制度、长沙王国吏治情况具有启发意义。束江涛《青岛土山屯汉牍所见临淮郡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研究》考察了西汉后期以来临淮郡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困境以及国家治理措施的失效，并以此为据揭示了西汉王朝为新莽所取代的原因。王振华《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临湘侯国长吏初步研究》梳理了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临湘侯国历任侯国相、丞、尉的具体任职人员、任职时间，并以此为据探讨了临湘侯国的职官制度、长吏职掌。徐畅《从长沙出土“君教”简牍文书看东汉三国县级长吏的徭使》讨论了东汉至三国长沙临湘县长吏外出徭使的情况，佐官丞与尉常奔走厘务，而长官长久滞留在官署以外的情况少见。长官如不在署，往往实行他吏代理制，东汉末至三国，常见以主簿代理相关事务。连先用先生《吴简所见“临湘嘉禾二年贫民贷食米斛数簿”整理与研究》重新整理走马楼吴简 “临湘嘉禾二年贫民贷食米斛数簿”，讨论了簿书编制时间、制作程序、正副本、草稿、归档等，分析了官府给贷文书中“魁”“帅”的职能，从职官设置和文书行政角度推进了东吴基层治理研究。刘萃峰《汉晋之际的东海缪氏家族》讨论了汉晋时期两淮地方家族从参与地方行政到进入中央政权再到遭受打击、回归地方的曲折历程，为考察地方豪族与国家治理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程博丽等《秦汉时期的基层治理与婚姻缔结》将民众婚姻与基层治理结合起来，认为秦汉时期婚姻缔结正处于由宗族认可向反映国家权力的“券书”约束转变的阶段。冯玉《汉代敦煌郡在西域使者迎送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敦煌郡迎送西域使者程序为例，探讨了汉代郡主导的行政行为的运作情况。孙宁《汉代河西边地贳卖（买）问题补议》在重新分类西北汉简贳卖（买）文书基础上，对简文所见不贳卖（买）、“毋得贳卖”和“禁贳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研究，发现了屯戍系统和民政系统贳卖（买）文书程式的差异性，深化了简牍文书和汉代河西边塞社会经济研究。付雯添《“多元”与“一统”——汉代与罗马帝国地方行政比较研究》综合利用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史料，特别是尹湾汉简人事档案资料，从“人”出发，比较了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末的罗马行省制与秦汉郡县制的建立背景、实现机制和历史意义，对了解秦汉地方行政与国家治理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秦汉简牍综合研究方面有19篇论文。其中有2篇重新考释了相关简牍释文。张显成《释<肩水金关汉简>的“” 》对肩水金关73EJT10:41简 “淮阳国始昭阳里”重新考释，认为“国”应改释为“固”。张弛的《汉简文字识小》改释了敦煌汉简1615、1630、1733，肩水金关汉简73EJF3:549+73EJF3:580、73EJT24:397，五一广场东汉简牍336、726、1882等简牍的释文。有2篇论文关注简牍整理。谢坤《悬泉汉简编联八则》对《悬泉汉简（贰）（叁）》中的八组简册提出了编联意见。魏振龙《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戍卒逃亡”简册复原》复原了一个与戍卒逃亡有关的简册，并考证了具体纪年，丰富了我们对汉代簿籍的认识。有8篇论文关注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讨论了相关语言及文化现象。唐均《甲骨文“象”“爲”兼及“豫”的华澳语底层联系》通过分析了“为”“象”“猴”的语音联系，探讨了“为”字训诂从“象”到“猴”的文化史意义。罗雯茜等《出土文献所见“亯”“享”及相关字》系统梳理了“亯”以及由其分化出的“亨”“享”等字形的演变和职用分工。王杰《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可斯雀之矣”新释及相关问题探讨》指出“可斯”属于诗篇名，即《殷其雷》，并认为“雀”应读作“饯”，表送别意，“宾赠”表示妻子内心充满敬意，送别即将远行的丈夫。雷长巍、李建平《张家山三三六号汉墓竹简札记九题》认为简中“锢”“同产”“通钱”“威公”“乏事”等词语所指与传世文献不同，并考察了量词只（双）、匹、合的特殊用法。任攀《汉简名物词“尊火尊”与礼书所载灼龟器具互证》将居延汉简所见“尊火尊”与文献所见灼龟器具“焌”“楚焞”、考古资料互证，指出汉简“尊火尊”即燃火所用的木钻杆或钻头。这一结合简牍、传世文献和考古实物的研究不仅辨正了古注中的错误，更是简牍考古学研究的成功实践。张瀚文《汉代人名语音研究新探》通过分析《后汉书》中的人名，探讨了汉人起名规律。黄艳萍《西北汉简人名整理与研究》通过穷尽式整理西北出土人名简，讨论了西北汉简人名特征、姓氏、汉人取名习惯。郭伟涛《五一广场东汉简与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刍论》对简中新词汇、新词义进行考释，并据此探讨了中古前段汉语尤其是词汇使用、发展情况。有5篇论文通过简牍深化了对秦汉史相关问题的认识。温小宁《汉墓遣策、衣物疏所見“霜”色辨析》认为作为颜色的“霜”读如本字，为具有光泽质感的白色。朱赟斌《赋在汉代敦煌的消费及生产》梳理了敦煌汉简中的“赋”类文献，指出了敦煌地区汉赋的地区特色，同时认为其发展基本符合汉赋发展演变的三大类型。袁雅洁《悬泉汉简中的传食习语》认为公务用传中，“当舍传舍”多针对官吏，“县次续食”则多是给罢归军人、译者等为官方服务的普通人使用。李佳宁《试析汉代王杖制度的源起与授杖范围》指出鸠杖所具有的尊老意象源于《周礼》“献鸠以养国老”而非“不噎之鸟”，认为汉代的高年授杖制度具有普惠性。李娜齐《西北简所见胡物内传》总结了西北汉简所见胡物内传现象，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此外，魏栋《炭化简牍保护修复概述》以定县炭化汉简和长沙五一广场炭化汉简为例，在归纳碳化简保护修复方法基础上展望了炭化简牍保护修复的未来发展方向。周晶晶《东汉后期河西草书热潮与张芝书事考论》分析了东汉后期河西地区草书热潮的原因及背景，重点探讨了张芝在此次热潮中发挥的作用。

综之，本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加强了尹湾汉简的价值阐释和推广传播。通过研讨，与会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尹湾汉简所具有的历久弥新的价值。李学勤先生曾说：“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简牍整理技术的进步和学术视角的演进，尹湾汉简研究方盛未艾，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