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两年前山西暴雨中的那些文物吗？这是它们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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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0 21:3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山西省长治市显庆寺文保员杨三娇很多年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雨。显庆寺坐落在长治市潞城区辛安泉镇上村的公路边，距离市区有 40 分钟以上车程。杨三娇家是寺庙斜对面村里的第三家，大雨滂沱的那几天，人几乎出不了门，雨稍微小点儿，她拿着钥匙去显庆寺巡查。还没进到寺里，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站在马路这边，就能看到对面显庆寺山门的屋顶已经消失了，她走到侧面一看，两侧东西妆楼的屋顶也不复存在。打开大门，院中早已是遍地烂泥。垮塌的屋顶堆在山门二楼戏台上，瓦砾上横七竖八插着横梁和椽子。“我回家就赶紧上报了。”杨三娇回忆道。
那是2021年10月初，山西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降水过程，6天下了全年五分之一的雨。山西省和各市文物部门陆续收到上报的文物险情信息。灾后统计，截至10月11日，全省共上报了1783处文物险情。经初步评估，受灾害影响文物中，市县级文保单位661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
这些市县级及未定级的文物，属于低级别文保单位，占全部受损害文物的八成以上。山西低级别文物因此第一次受到全国的瞩目。
两年以后，今年11月3日，当杨三娇打开显庆寺的院门时，眼前已经是一片干净整洁的院落。所有坍塌受损的房屋，都已经被修缮完好，呈现出古朴的赭灰色。
2023年11月，文保员杨三娇关上显庆寺院门。本文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大雨过后的两年，山西逐步对全省低级别文物开展全面保护修缮。山西全省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共有50693处，这项行动或将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最终让山西这座“地上古建陈列馆”里的沧桑古建全部恢复健康。
住在圆融寺隔壁的村民孟红胜是这座寺庙的文保员，他也是第一个发现圆融寺春秋楼垮塌的人。圆融寺正殿早就不存在了，现存南殿、东配殿和正殿遗址两侧的东、西朵殿，东朵殿就是春秋楼。四五年前，春秋楼二层屋顶垮塌，南殿屋顶也出现了几个窟窿。两年前大雨过后，各间残殿更加岌岌可危。
圆融寺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神农镇中村，在民居的紧紧环抱之中，几十年间做过学校、粮仓和磨坊，至少十多年来一直被废弃。年过六旬的村民记得，正殿的山墙和后墙上曾经画满佛教壁画。现在虽然早已没有佛像和壁画，甚至正殿都已经不复存在，但初一、十五仍有些村民前来烧香。
2021年下半年，一位晋城高中老师通过南殿梁架特征，判断出这是一座始建于北宋、改建于金代的古建，至今已有800年历史。金代以前木构建筑全国仅发现130余座，圆融寺的发现十分珍贵。这座被淹没在村中的无名古寺突然有了名气，迅速被评为市级文保单位。
今年3月，修缮团队进入圆融寺，对清代修建的春秋楼和西朵殿两处建筑进行修缮。根据寺内碑记，春秋楼建于乾隆六年，而本村炎帝大庙有一座建于乾隆四十一年的春秋楼，被用来作为参照。修缮工程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大的难点在于整理和比对老构件。他们对残损构件采取传统工艺和材料加固修复，原位使用，为了确定每个构件原本的位置，花费了大量精力比对。
显庆寺和圆融寺的修缮，资金都来自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捐助。大雨之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第一时间行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捐赠1000万元，定向捐助9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工程，这些工程近期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说，这一项目是社会力量参与灾后文物修复的有益探索。
显庆寺于2007年12 月被长治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圆融寺在大雨时仅仅是未定级的“三普”点（2007 年至 2011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文物点）。它们都属于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在地上古建富集的山西，低级别文物保护向来难度重重。
山西是中国古建保存最密集的省份。论国保数量，山西在全国各省位居第一，共531处，其中421处都是古建筑。晋东南的晋城、长治两市是山西古建最密集的地区，而高平、长子是晋东南古建最密集的县。高平古建密度之大，全国罕见，不可移动文物有1574处登记在册。高平当地宋金时期的木构古建筑，超过长江以南同时代建筑的总和。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文物保护比较辉煌的时期，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把所有低级别文物都能关照到，确实挺痛心的。”谈及低级别古建在雨灾中的损坏，曾第一时间赴山西调研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说，“这就是我们欠的‘债’了。”
当年11月，山西省组织了10个专家带队的调研组奔赴各市县，12月结束调研时，统计了1000余处受损严重的文物情况。山西省文物局随后组织多家建筑企业召开了一次通报会，会后立刻为最严峻的古建搭建了两百多个保护棚。“抢救的资金没有到位之前，大家都已经动起来了，比如像圆融寺，如果当时不抢救，可能就没了。”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山西省古建筑协会秘书长贺大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3年11月，修缮后的长治显庆寺山门，二楼戏台楼顶曾在大雨中垮塌。
贺大龙曾参与修缮长治市长子县布村玉皇庙，从布村一块民国修缮碑的记录就能得知，民国时布村尚存至少18座庙宇，如今仅存一座。他粗略推测，与清朝和民国时相比，如今山西留存的古建，最多不超过十分之一。
大多数寺观在近几十年脱离了宗教场所功能，其中一部分曾经被用作集体用地，譬如学校、粮仓、牲口棚等等。这些实用功能延续了它们存在的时间，而废弃基本意味着彻底消失，大多数寺观的命运都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包产到户，集体功能也被分散到每家每户，学校建设了专用校舍，寺观再次结束使命，在近三四十年里逐渐被荒废。木构建筑本身寿命有限，一旦无人打理，便迅速走向老化和损毁。好在文物保护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工作，甚至成为一道红线，这些荒寺不至于消失，而成为广泛存在的疏于打理的低级别文物。
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显示，与1981年至1989年开展的“二普”相比，20年间全国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山西有2740处，主要都是未定级的文物。这些低保文物，是生命力最孱弱的野草。
圆融寺所在的高平市神农镇中村支部书记王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村拥有5个“三普点”，雨灾发生时，均为未定级的低级别文物。雨灾之后，村里对这5个点又进行了一轮巡查和评估，对圆融寺和另一个寺都修建了彩钢瓦顶棚，也就是在山西普遍实行的抢险举措——“撑伞”。
山西省文物局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情况汇报显示，2022年，山西省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全省低级别文物专项调查。经调查，山西全省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共有50693处，约占“三普”总量53875处的94％，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分布零散。长期以来，这部分文物由于关注度不够、投入保障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历史欠账，约80％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实施重点修缮和抢险加固的资金需求约80亿元，实施全面保护修缮的资金则需要200多亿元。
山西省文物局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一项举措：利用政府一般债券支持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和安全监管平台建设。该政策的基本设想是，使用政府一般债券，用10年左右时间，全面改善低级别文物的保存状况，险情排除率达到百分之百，使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得到全面的、历史性改善；用5年左右时间，建成市、县保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并与国保、省保单位安全监管平台形成“一张网”，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
2023年是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全面保护利用的第一年，到今年10月底，已落实约3.4亿元。
传统的文保资金管理体系，简单而言，就是国保由国家出钱保护，省保由省里出钱，市县保由市县出钱，未定级的文保由县里负责。近几年，文保资金的体系有所调整，总体趋势是向更低级别文物倾斜。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由中央财政每年向各省份拨付，2019年以前，主要流向国保单位。新版《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于2019年实行，新版办法调整了范围，省级及省级以下文保单位，也可从国家文保专项资金中获得支持。不过比例有限制，省级及省级以下文保单位申报的预算不得超过本省补助资金的15％，大部分资金还是流向了国保。
一直以来，市、县政府是低级别文物保护的主要投入方，而政府一般债券将大大减轻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财政压力。
此次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计划，将成为近百年来最全面的一次山西古建修缮保护。
此前，山西已经通过几次行动，基本解决了国保和省保单位的致命问题。“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国家文物局设立专项，对早期古建集中的晋南实施保护工程，覆盖105处。2015年，山西省宣布5年内筹资15亿元，全面抢险维修全省235处国、省级木结构古建筑，被称为“古建救命钱”。据山西省文物局公布的数据，到2019年底，山西国保、省保文物险情排除率达到92％以上。
十几年时间，十几亿资金，山西基本解决了高级别文物的“生存问题”。如果此次针对低级别文物的全面保护利用能够按计划完成，让古建全面脱离性命攸关的困境，将又是一次历史性成就。
尚未定级别的文物，并非意味着其价值就不大，也许只是因为山西文物数量太多而无暇顾及。晋东南某县一位主管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进行文物普查时，有时普查员看到早期建筑都“不敢写”，因为当时文保力量欠缺，文物等级提升，反而会招来木构件盗贼。
在申报第七批国保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徐怡涛曾帮助长治市长子县编制了27处宋金元木构建筑的申报材料，但大部分没有入选，甚至如西上坊成汤庙这样有金代纪年题记、碑刻的大殿都没入选。在别的省份早就被视为宝贝的早期建筑，在山西，很多却因为数量太多而泯然众人。
“我们的国保评定体系不完全是以价值为中心的，掺杂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属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区平衡等等。”徐怡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山西低级别古建保护正迎来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提速之后也有隐忧，因为文物有其特殊性，必须慢工出细活。
为了修好圆融寺和显庆寺，作为古建专家，贺大龙分别去了两处寺庙不下几十次，紧盯每一个环节。除了设计和施工，短短两年之内，古建专家对这座荒寺已经做出大量研究成果，足以出版一本书。他们甚至对早已坍塌的正殿旧址开展了考古，挖开探方，在土壤里发掘出了壁画残片。
而整个圆融寺中价值最高的南殿，至今没有启动修缮。始建于北宋、金代改建、明清修缮的南殿，被层层钢架包围，顶上盖起彩钢瓦的顶棚，内部糟朽严重的梁架用钢架做了支撑，如此保持住原貌。悬而未决的关键点在于，现存的南殿屋顶是明清改建的悬山顶，而宋金时期的屋顶是更为繁复、规格更高的歇山顶，如今修缮是维持现在的形制，还是恢复成初始的歇山顶，专家们尚未拿出统一意见。修缮的精细程度可见一斑。
2023年11月，圆融寺宋金时代南殿内部用钢架做了支撑保护，尚未启动修缮。
贺大龙担心在大范围的古建修缮行动中，如圆融寺这样的耐心和细心或许难以维持。他见过太多不当修缮的案例，比如一个寺庙的石柱断了，工程队就将柱子拆走，换上两根木柱，正确做法应该是把断柱拼接、加固，继续使用，但替换新料比修修补补可要方便多了。“风貌完全变了，丢掉了历史信息，原有价值也丧失了，”贺大龙说，“关键是培训太少，施工队伍很多，水平真的参差不齐。”
机制也发生了变化。贺大龙1979年刚入行时，在山西省古建研究所跟着古建专家柴泽俊学徒，那时，每修一处古建就在那里住下，由一个人从头跟到尾，从勘察、测绘、设计到监理工程。而现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环环相扣又各司其职，但谁来为古建中那些与文化和历史有关的部分负责？唯独没有研究人员的角色，而且古建修缮项目中也没有研究经费。
理想的古建修缮同时也像一次“考古”，总能发现很多新东西。譬如圆融寺的修缮过程中，西朵殿墙内藏的一块康熙十一年修缮碑被发现，确认了西朵殿的建造时间。在一块民国修缮碑上，出现了很多晋商票号的名字，主要来自河南，说明此地在民国时晋商依然兴盛。
显庆寺里的发现则更令人惊奇。修缮人员在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杂物堆下发现了一块石匾额，写着“集仙观”三个字。这让古建专家想起，殿内的壁画画的是万仙阵，村民一直称正殿为三清殿，其他偏殿也被用作关帝庙和奶奶庙，这些怪异的线索都指向一座道观。而“集仙观”匾额的出现，似乎证实这座庙确实被张冠李戴了。研究人员寻访得知，这里原先的确有一座著名的显庆寺，但实际位置是在十公里之外，曾经被当做学校，学校在原地盖了校舍后，显庆寺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这块重见天日的“集仙观”匾额被镶嵌在山门的墙里。
数以万计的乡村低级别文物，每一处都值得做如此精细的研究吗？
贺大龙说，不可能每一座都仔细研究，要做价值评估，择其重点研究梳理。他说，级别只是文物和历史价值的比较，但每一处古建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比如说圆融寺的南殿，历史价值跟应县木塔怎么比？跟佛光寺东大殿怎么比？但它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价值是很大的，它是周边原住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种文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几百年，圆融寺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它是老百姓吃糠咽菜、住土坯房、草坯房，来给我们心目中的神建一座神殿，作为我们一种心灵寄托。只要这个建筑存在，就代表着一种传承，代表着我们的精神力量。你能想象中国这些庙都不在了，是一种什么景象吗？”
修缮之后，这些乡村古建如何被有效利用，答案或许也藏在贺大龙这番颇为动情的陈述里。
寺庙是中国农村传统的信仰空间，也是公共活动和文化传播空间。这些空间今天或许依然能够发挥功能。“你把生态修复好了，动物自然就会回归。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把古建筑修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肯定会复苏，邻里关系也会发生变化。”贺大龙说。
11月1日，圆融寺修缮后重新打开大门，“山西灾后文物修复项目竣工仪式”在这里举行，9个修复项目正式发布。当天，春秋楼里悬挂着几幅拓片，都是拓自圆融寺门墩、碑刻，拓片里奔跑的羊栩栩如生。西朵殿外则成了“文物库房”，架子上摆满圆融寺发掘出土的琉璃、瓦片，以及无法继续使用的退役木构件。这个不再承担宗教功能的寺庙，变身成为一座袖珍的古建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