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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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9 08:38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2023年10月23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西安盛大开幕。23日下午和24日全天，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一会议主题，在陕西宾馆会议中心2-7会议室举行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以及北京、辽宁、江苏、河南、广州、湖南、云南等国内外22家考古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和高校的46位学者代表围绕遗址、墓葬、考古学文化与礼俗、遗物、文字和图像等专题进行了26场学术报告。老中青三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就相关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深入的讨论。研讨会最后，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先生作了学术总结。
研讨会先后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游富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李则斌和马永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潘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连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尊志教授和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以“汉长安城的祭祀礼仪空间”为题，系统梳理了汉代的祭祀活动和相关发现。根据祭祀对象、形式、设施的不同，分为六类：自然神祭祀、人帝祭祀、宗庙祭祀、社稷祭祀、陵墓祭祀和其他杂类祭祀，并对长安城内及其周围相关遗迹进行介绍。汉代祭祀，既有传统巫觋之祀，又有方士的神仙祭祀，以及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祭祀。故长安城内外颇有祭祀神仙、神君、神物的场所，南郊建有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礼制建筑。西汉、新莽长安城内外的祭祀礼仪空间布局，对东汉洛阳城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峰以“西汉长安的城市水利综论”为题，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对自然条件的有效利用、城市水问题的解决方式以及二者的成效，认为汉长安城的城壕、城墙、水井、水池、地漏、排水管、排水沟、雨水井、涵洞、渗井、路沟、水渠、人工湖（水库）、漕渠等防洪、排涝、供水、蓄水、运河设施，在城区内外大量分布，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水利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长安城当时所面临的各种水问题，是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国家博物馆游富祥以“陕西陈仓区下站遗址考古收获”为题，介绍了下站遗址2020年和2022年两次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与意义。两次考古发掘清理祭祀坑、房址、灰坑等各类遗迹，出土大量马、牛、羊祭祀用牺牲，玉器、铁器、车马器（金、玉、青铜类），以及“密”字陶文陶片、半两钱、五铢钱、砖瓦、瓦当等遗物。该遗址祭祀坑类型与祭祀遗物、渭河以南的位置和出土的“密”字陶文明确了此处为密畤。密畤从公元前672年一直延续使用到西汉晚期，前后长达六百年，是研究先秦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最为完备的实物材料。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慧以“南越国番禺城城市考古初论”为题，对南越国番禺城的历史进行简述，对南越国番禺城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结合广州东北部战国晚期至南越国时期墓葬的发现，提出先秦番禺城及秦汉番禺城外城的认识。南越国番禺城是秦-汉代早期岭南地区最具秦汉特征的地方都城，对南越国番禺城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岭南进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斌以“湘南古城调查与发掘——以舂陵侯城、泠道故城、渡头古城为例”为题，汇报了2017-2023年湘南舂陵侯城、泠道古城以及渡头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和收获。泠道故城、舂陵侯城、渡头古城的调查与发掘，有助于完善湖南汉至六朝时期城址与墓葬分期体系研究，为深入研究湘南地区乃至岭南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地方城市的布局、发展及演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长城以“云南维西吉岔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研究”为题，介绍了2022年吉岔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情况。此处发掘完整揭露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聚落，发现有坑、沟、房址、墓葬、窑、炉、道路等遗迹，出土陶、石、骨、铜、铁器共计5000余件。吉岔遗址地处滇西北腹地、澜沧江河谷，是连通中国西北、西南乃至东南亚大陆的重要地理节点，其文化序列、聚落形态、冶金技术的发现与确立，对研究东亚大陆史前时期南北向的文化交流、人群迁徙、技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博物院马永强以“下邳冶炼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为题，汇报了江苏睢宁下邳故城遗址发现的一处汉代冶炼遗存。初步清理确认，发掘区内存在东、西两组炼铁炉。西组发现炼铁炉4座，东组仅在南北两侧各发现炼铁炉1座。相关遗迹有房址、砖砌水渠、蓄水池、窖坑、道路、水井、炼渣堆积、红烧土堆积等，出土铁犁、铁斧、铁锭堆积、铁蒺藜、耐火砖、垫条、陶内模（？）等，体现了较为完整的冶炼工艺流程。下邳冶炼遗存应与汉代下邳铁官有密切的关系。下邳冶炼遗存的发现是研究汉代炼铁铸铁工艺的重要资料，对汉代铁官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小瑞以“云南江川李家山M24的年代问题探讨”为题，对李家山古墓群M24的年代进行了探讨。李家山古墓群是重要的滇文化墓地之一，出土以“牛虎铜案”为代表器物的M24，无论是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及数量都可媲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通过与呈贡天子庙M41、昆明羊甫头M19、M147及M113随葬器物组合的类型学对比，并结合测年数据，推断李家山M24的年代相当于昆明羊甫头墓地分期的第二期，即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
南京博物院李则斌以“江苏仪征联营西汉家族墓群”为题，介绍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山汉墓西北一处西汉墓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情况。联营墓群的发现基本廓清了庙山王陵陪葬区性质及特征，为庙山汉墓是吴王刘濞的陵墓的推断提供了更详实的证据。该墓地具备明显的家族墓地性质，时代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到新莽时期，特别是庄氏家族墓，排列规整，八代传承有序，是近年汉代家族墓地的重要新发现，具有相当高的分期价值及家族墓葬研究价值，并为汉代广陵西部地区墓葬形制变化及丧葬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以“大连董家沟汉墓2005～2006年发掘收获及相关问题研究”为题，汇报了董家沟汉墓2005～2006年的发掘收获与研究情况。在该墓地共发掘汉墓71座，其中贝墓1座、砖室墓51座、石板墓18座、石椁墓1座。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器类有罐、井、钵、缸、灶、耳杯、房、套盒、案、俑、灯、盘、水斗、案、鼎等。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分析，墓葬时代主要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仅发现1座贝壳墓，因无随葬品，推测年代应为西汉时期。董家沟汉墓年代应该从西汉到魏晋，主要反映了东汉晚期和魏晋时期的社会状况。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潘玲以“战国晚期秦文化的扩张及内涵的巨变”为题，梳理了秦文化扩张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在被占领地区留下的遗迹、遗物和秦文化自身的改变。侯马乔村墓地留下了战国晚期北方胡人系统的居民、陕北的戎人后裔的大量正洞室墓和与两来源地相似的陶器。云梦秦墓中的秦式陶罐在战国中晚期流行于宝鸡一带以及陇西地区，一种动物纹铜带钩只见于陇西、固原和陕北一带的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墓葬。被秦征服的北方人群不仅将其文化因素带入关中以外的新开拓领地，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关中地区秦文化的面貌，战国晚期秦文化还有南来的新因素。秦文化的扩张与内涵的改变之间有密切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以“汉代西南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观察”为题，系统梳理了战国至东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总体面貌及发展趋势。战国至西汉早期的西南夷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化，既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又与巴蜀、楚越等外部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特别是与中原文化亦存在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西汉中期以后，一方面，当地西南夷青铜文化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和消亡；另一方面，内地汉文化迅速进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国蜀汉时期，“西南夷”这一地理名称被“南中”取代。这反映了西南边疆从特殊行政区到普通行政区的转变，是汉王朝开发与治理西南边疆历史过程的缩写，也反映了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本性变迁。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万杨以“句町文化的考古学观察”为题，介绍了文献记载的句町和相关发现，特别是近年来牡宜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情况。句町首领“毋波”，是西南夷地区继夜郎王和滇王之后被汉王朝册封的第三个王。考古材料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特别充分，它的文化因素很复杂，包含滇文化、夜郎以及汉文化等各种文化因素。牡宜遗址证实了句町文化的分布，应该是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句町的政治中心。遗址发现的纯汉式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中央王朝派遣的官吏和所带来的亲属随从以及他们定居的后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尊志以“考古学视野下汉代社会风俗的探讨”为题，探讨了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社会风俗观、内容及其意义。考古资料所体现的“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观念与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神人崇拜慕升仙，通过崇拜神仙，表达自身诉求，求吉和纳祥；二是崇祭日月河山神，体现出对于自然神的崇拜；三是祭灶敬仓祀家物，反映出较强的崇神拜物求吉祥的内容；四是求吉辟邪驱打鬼，这是避开凶邪、驱恶除鬼愿望的较好展现。通过考古资料考察汉代的相关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不仅可对汉文化的内容、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为研究汉代社会及其风俗观念等提供参考，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所在，较好说明了两汉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连香以“汉代墓内设奠礼俗源流考”为题，汇报了西汉中期之后墓内前室常见设奠场景的源流问题。战国时期的秦国形成独特的陵寝制度，西汉陵寝因秦而不改，从惠帝在渭北重建高帝原庙开始，形成庙祭与墓祭并行且相互协调的祭祀新制。但西汉早期的墓内设置仍遵循古礼而不设奠。汉代陵庙宗庙均设神主，又在墓室内设虚位象征死者神主，前设奠，形成地下的形、神统一，从而达到墓以安魂、庙以敬神之目的。东汉有上陵之礼。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很多墓葬有神座、灵座，部分墓葬出现墓主画像，说明墓内奠神之俗盛行。唐代“下帐”之礼、宋辽实物和壁画也反映出墓内设奠的延续。
“秦汉文化与礼俗研究”专题报告与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以“战国秦汉凸瓣纹器物的制作和流传”为题，系统梳理了战国秦汉凸瓣纹器物的发现情况，对器物制作、流传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凸瓣纹器物出土情况及铭文等表明，它们不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而是在西方影响下中国本土制造的器物，影响的渠道是草原和绿洲之路，最早受到影响的应是居于西部边垂的秦国。考古发现的凸瓣纹器物，是秦国交通诸侯、统一六国的见证，也是西汉王朝分封诸侯、稳定四方的物证。流传路线不是由南向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而是自西向东、由北向南通过战争和赏赐到达各地的。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李龙俊以“陕西咸阳成任汉墓出土金铜佛像年代详考”为题，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等方面对成任M3015的年代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成任M3015的年代为东汉中期，两件金铜佛像的年代也应为东汉中期。两件金铜佛像是世界上最早的金铜佛像之一，说明佛像产生不久即传入中国，表明东汉王朝与印度、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和深入，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一直持续扮演着文化交流通道的重要角色。它们的出土背景表明其从属于汉代的墓葬信仰体系，东汉时期的佛教并非作为独立信仰体系存在的，而是本土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松林以“扬州地区汉墓出土原始瓷器工艺品质探析”为题，讨论了西汉至东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工艺品质差异性问题。西汉早期原始瓷器数量较少，工艺品质相对较好，随葬原始瓷器的墓主身份等级偏高。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工艺品质有所下降。西汉晚期至新莽原始瓷器的发展达到高峰，数量、规模均超前期，工艺品质却至最低点。东汉初未有太大变化。到了东汉中晚期，随着江东地区成熟瓷器的兴起，原始瓷器的发展便处于停滞与衰退状态，直至消亡。汉墓原始瓷器工艺品质差异形成原因应与当时社会背景、自然资源、工艺技术条件及墓主身份等级等因素有关。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以“在蒙古国匈奴时期‘后苏厅波拉古’窑址的砖瓦生产和其比较研究”为题，介绍了后苏厅波拉古3遗址最新发现的两座窑址。后苏厅波拉古窑址位于蒙古国中央县后苏厅波拉古3遗址，它是蒙古国首次全面揭露的匈奴时期的两座窑。窑址出土的瓦当外区纹样可以分为羊角纹、双C字纹、C字纹、双S字纹、树木纹五种，制作技术为泥条盘筑法。砖可以分为条形和正方形。其中两种瓦当在特勒鲁金土城址使用过，但是和卦都府等其他四座土城址出土的瓦当在类型学上有差异。匈奴土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土城子古城址和秦汉都城的瓦当，需要今后深入具体的对比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石以“曹操墓随葬屏风及相关问题探析”为题，讨论了河南安阳曹操墓出土带有屏风文字内容的石牌与屏风图像的关系等问题。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之一。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谓：“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屏风不仅具有挡风、遮蔽、隔间等功用，其造型、图案及文字均包含大量科技文化信息，体现了时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曹操墓出土带有屏风文字内容的石牌，因墓葬被盗而未见屏风实物，可以该墓的屏风图像及相关资料为研究对象，对随葬屏风的名与物、屏风的形制与功能、时空分布与源流等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以“‘栎市’陶文分期与相关问题”为题，探讨了“栎市”陶文分期及意义等问题。“栎市”陶文是秦人市场化革新和秦陶文发展史中的最早戳印陶文。关中各地出土的多枚“栎市”陶文，显示出“栎市”陶文有着较广泛的地域分布。栎阳城遗址出土的22枚“栎市”陶文，无论是“栎市”二字的分布，还是戳印本身的规格、形制都存在较大差异，显示出“栎市”有着较长时间的发展。在这些发现基础上开展的“栎市”陶文分期研究，可以对其所“附着”的器物“年代”、秦从战国中期开始的制陶管理制度形成新的认识。
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姚娟娟以“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祠祀官封泥印章研究”为题，探讨了西汉诸侯王墓祠祀官封泥印章的功能等问题。西汉诸侯王墓流行随葬封缄物，其中祠祀官封缄物是西汉诸侯王墓葬的一种特殊现象。祠祀官为诸侯王丧礼封缄礼器，是其不为文献记载的一项职事。在诸侯王的葬礼中，随葬品准备及核对之后，有专属职官对相应类别进行封缄或悬挂木楬，礼器便由祠祀官封缄完成。所封缄物有明器化的铜礼器和玉礼器，其意义在于发挥其祭祀职能，同时用来遣送、护佑死者去往地下世界。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夏伙根以“重庆地区出土汉代阙类画像初步研究”为题，介绍了重庆地区汉阙类图像的发现、统计与类型学分析情况。重庆地区汉代阙类画像主要存在于画像石棺、圆（璧）形铜棺饰、画像石、画像砖等载体上，尤以前两种载体为多。此外，重庆地区汉代铜棺饰中的阙类画像之上往往还伴有“天门”题刻，引发了学术界关于阙类画像性质的热烈讨论。通过对其载体、形制、组合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与四川等其他地区所见的汉代阙类画像乃至汉代实体阙进行比较，探讨了阙类画像出现的背景及寓意，特别是与汉代人心目中的“天门”之间的关系。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传明以“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空间表现与生死观念研究”为题，汇报了基于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T形帛画的构图方法和创作逻辑的帛画空间表现于生死观念的认识。两幅T形帛画存在着以纵向中轴线为中心物象左右对应、被中轴线一分为二和非对称型三种不同的构图方式，它们将整幅帛画划分为上下分布的五个界面：天上、天门、人间、黄泉和地下世界。两幅T形帛画蕴含着极为复杂的生死观念。对世间生活的享受、升天成仙的向往和死后世界的关切虽显矛盾，但却真实存在且并行不悖地流布于西汉初年的南疆长沙，这在T形帛画中得到充分体现。
首都博物馆陈静以“汉代博局镜镜缘纹饰研究——汉代博局镜综合研究分论”为题，汇报了汉代博局镜镜缘纹饰的分类、统计与研究情况。博局镜指的是装饰有博局纹与四神、羽人、禽兽、几何纹组成纹饰的一种铜镜类型。其镜缘纹饰可分为几何纹、云气纹、铭文、卷草纹、卷涡纹、神人禽兽纹等类型。博局镜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镜类之一，对博局镜钮、钮座、纹饰、铭文、乳钉等构成元素分别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各元素关联在一起，进行综合比较，更能深入了解博局镜的整体面貌、丰富的内涵和发展趋势。
中国美术学院鹏宇以“小议汉镜中的‘锯齿纹’与水波纹”为题，汇报了对“锯齿纹”与水波纹的新认识。西汉中期以后，铜镜镜缘处常饰以锯齿状纹饰（旧称“锯齿纹”）及水波纹。最常见的纹饰组合为两圈“锯齿纹”中夹一圈水波纹，其次为一圈“锯齿纹”外置一圈水波纹。此处的“锯齿纹”应是对群山的描摹，水波纹应是对海洋的描摹，据此，“锯齿纹”应改名为“连山纹”，连山纹与水波纹的组合反映的是汉代人朴素的宇宙观。西汉晚期，博局纹铜镜的外区自内而外，依次为连山纹、水波纹，或连山纹、云气纹，前者是群山之外即大海的宏观宇宙，与《山海经》中的世界一脉相承；后者是仙山之上云蒸雾罩的美好想象，与焚香正浓的博山炉异曲同工。它们象征着人类与修仙者所居的地上世界。
研讨会最后，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白云翔先生作学术总结。他对此次研讨会的报告与讨论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报告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多有创新，涉及秦汉考古的重要研究领域；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继承和发扬了讲民主、重学术、求实创新等优良传统，充满活力，年轻人在迅速成长，秦汉考古大有作为。与此同时，他对秦汉考古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及其资料整理的科学性和精细化，田野考古仍然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基本动力，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需要进一步强化、科学化、精细化。二是进一步强化相关理论、方法、手段、技术的借鉴和应用，这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三是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包括发现新材料、引进新方法、采用新视角、研究新问题等各种形式的创新。四是一方面要围绕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脱离中国的实际去研究考古学问题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演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演变、中华古代文明的突出特质等，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重大课题，秦汉考古人责无旁贷；另一方面要“致广大而尽精微”，既强调围绕重大课题展开研究，同时强调从细微处入手，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做起，避免大而空，防止虚而不实。五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好研究当中“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关系问题。考古学是以实物材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物质文化到精神世界、政治生活、社会组织结构，等等，但毕竟是要从实物材料出发的，所以研究还是要从“形而下”做起，即对“物”的深入观察、分析和解读。如果“形而下”做不好，只讲“形而上”，是做不好研究并且容易偏离正确的学术道路的。学术上讲百家争鸣，但争鸣的基础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学术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