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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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8 08:44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2023年10月23~25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按照大会的组织安排，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于23日下午、24日全天在陕西宾馆会议中心3-8会议室召开，会议为期一天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河南博物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襄阳市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日本东亚大学、天理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三十余名学者出席会议，与会学者老中青结合，涵盖了从50后到90后各个年龄段，呈现出良好的梯队态势。
紧密围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一会议主题，三国至隋唐专委会分组研讨分为都市空间、南方墓葬和北方墓葬三个专题展开，共有19名学者发表了精彩报告，先后由贺云翱、朱岩石、吴桂兵、王志高、龚国强、刘呆运主持。发言内容中既有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轴线建设理念纵览式思考，也有基于考古发现对东汉洛阳城、六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宫城布局、里坊空间、佛寺宅邸等具体而微的探索，还有围绕“汉制”“晋制”“唐制”等墓葬制度变迁和墓群布局的深入辨析，以及旧资料新整理、考古新发现介绍等。从东汉至隋唐、从都城至地方、从宫城至里坊、从城市至墓葬，发言讨论议题广泛而深入，紧密切合了大会主题。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学者们纷纷进行了积极并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也吸引了不少其他专委会学者和同学们前来旁听和讨论。
远在韩国的专委会主任齐东方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考古学不同于其他学科，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考古蒸蒸日上，我们不仅要积极开展内部交流，还要走向世界、了解世界，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全世界，和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广泛交流。
都市可以理解为大城市，涵括了都城与中心城市。1985年，夏鼐先生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指出：“都市的兴起是社会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之产生了国家。这时也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市”。正由于都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独特价值，都市考古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第一个发言，她的题目是《论中国都城建筑中轴线的功能与理念——兼谈汉帝都长安“建中立极式”南北中轴线之确立》。中国历代王城与帝都的宫殿、城郭建筑布局的显著特点是遵循古来“方中”、“立极”观念，采用正方位的建筑中轴线配置形式来设计规划，建造宏大的都市空间。北京紫禁城中轴线申遗活动所聚焦的即中国古代都市文明这一核心特点。黄晓芬仔细梳理了中国都城建筑中轴线的出现及其发展变迁，并探索了中轴线的功能与象征性，她通过实地踏查与GPS调查计测提出：西汉长安城建设是严格按照正方位设定的南北中轴线配置，首次确立了“建中·立极”式的理念都市空间。
东汉洛阳城以两宫制为主要特征，处于由西汉长安城多宫制向魏晋洛阳城单一宫城制的转变阶段，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涛以《东汉洛阳城南北宫蠡测》为题发表讲演。他认为：东汉洛阳城的南北宫是在秦、西汉洛阳城南北宫的基础上，经光武帝、汉明帝两朝改建修筑完成的。东汉一朝，汉帝或居南宫、或据北宫，但由光武帝所开创的东汉洛阳城以谷门-南宫前殿-平城门为建筑轴线、城南轴线东西两侧分列礼制建筑等规划思想，明确体现出南宫在东汉洛阳城中的地位。东汉洛阳城的南北宫设置，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规划思想，既有两汉都城规划思想的共性，也对魏晋及至后世都城设计产生深远影响。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发言的题目是《长干里考古发现与建康城布局》。六朝建康城一度作为中国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达三百余年，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在经历隋平陈的平荡耕垦以及历代城市的反复建设利用后，建康城考古存在诸多困难。他先详细梳理了2015年以来建康城的主要考古发现，包括城墙、道路、水渠等，强调水系、道路对于建康城复原研究的重要意义。随后重点介绍了长干里区域的工作，主要包括越城遗址、长干寺遗址、御道和“国门”遗址，以及大量生活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初步复原长干里淮水以南、南冈以北、西临大江的地理范围及主要布局。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吴桂兵同样关注六朝建康城研究，他以《观城：六朝建康城考古研究的知识体系》发表讲演。六朝都城研究不乏优秀成果，但始终缺乏考古材料。他从敦煌莫高窟323号窟《康僧会感圣得舍利》图入手，通过对佛寺、佛塔图像的剖析，结合《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建康实录》等文献记载，以及秦汉以来城市、墓葬和佛教考古研究成果，认为：该壁画在内容、故事情节、人物等方面与六朝时期的史料较多吻合；在人物、寺院等形象描绘、塑造方面综合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的情况。这或许说明壁画的创作者有着多样的故事粉本、图像粉本和创作传统与经验。
北魏平城时期佛教兴盛，在都城内外留下了诸多佛教史迹。大同市考古研究所李树云以《大同北魏平城时期塔基遗迹的发现和研究》为题发表讲演。目前大同已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塔基有6处，其中云冈石窟窟顶3处、大同古城东北隅1处、大同操场城以东铁牛里1处、方山永固陵南1处（思远浮图）。她逐个详细介绍了这6处塔基的考古发现概况，特别是最新发现的铁牛里塔基。综合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大同平城发现的塔基均为方形，古城东北隅发现的塔基规模最大，边长约41米；云冈石窟窟顶3处塔基边长分别是12米、14.5米、14米；思远佛寺塔基边长18米；铁牛里塔基边长16米。遗址多出土泥塑佛教造像残片，为平城地区北魏时期佛寺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晓涛的发言题目是《北魏洛阳里坊考古研究的回顾与新进展》。里坊研究是汉魏洛阳城考古的重要内容，劳榦、宿白、刘淑芬、张金龙等前贤基于文献对北魏洛阳里坊的历史地位、建设缘由、里坊规模和布局等多有论述。郭晓涛首先对与里坊相关文献记载和研究史进行了详细梳理，指出：因里坊发掘资料缺位，各种复原研究都存在进一步深化空间，而这种深化只有在获得考古发掘资料之后才能够展开。他认为从道路系统入手，以全局性思路地对古代规划布局体系进行仔细梳理，是理解古代都城空间配置最直接的一把钥匙。道路系统与都城建筑空间布局的关系密切相关，彼此成就；理解了路网，就掌握了建筑布局的空间位置关系，而诸如里坊、寺院、市场这些功能性的建筑单元都应该通过道路系统探知的城市布局进行定位。
长安城作为唐朝都城所在，不仅是当时丝绸之路东西贸易的起点，更是一个极具魅力和吸引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外交使团、商贩驼队、僧侣教士、留学生等向往的目的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以《从考古视角看唐长安城的开放包容》为题发表讲演。百余年来，考古人员在唐长安城遗址所在的今陕西省西安市城内、郊外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丰富的唐代珍贵遗物，其中流寓人员墓志、墓葬壁画、三彩陶俑、金银器件、玛瑙珠宝、玻璃器皿、石刻器饰等类的实物资料，可从流寓人口、外交礼仪、宗教信仰、手工业技术、音乐舞蹈、服饰时尚等几个方面，印证唐宋时期有关唐都长安城的文献记载，实证该城宏大、繁荣的景况以及开放包容的气度，充分展示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辉煌历史真实。
洛阳是唐代长安以外的另一重要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发言的题目是《隋唐两京里坊内的宅邸空间》。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和里坊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学界对隋唐两京里坊的形制与结构的认识逐渐深入，里坊内宅邸的空间与形制布局日益清晰。石自社通过对宁人坊、温柔坊、恭安坊、正平坊、履道坊白居易宅等处考古发现的剖析，对东都洛阳里坊区的路网结构与尺度、里坊的空间尺度与形制结构、里坊内庭院的空间建筑形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隋唐两京里坊内的宅邸空间形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国家政令的限制最为明显，其次是城市规划下表现出的两京里坊尺度。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里坊内宅邸空间一般以25丈为模数进行规划设计。
在综合评议及讨论阶段，参会学者围绕塔基柱网结构、舍利瘗埋、佛塔形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墓群是近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墓葬材料及研究热点，特别是M5发现的“吴王”、“吴侯”等砖铭更是引人关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以《苏州虎丘新村土墩M5的时代及相关问题》为题展开讨论。他指出：考古学研究始终要以对考古材料的综合分析为根本出发点，墓葬年代的考证要始终先行于对墓主身份的探究。据此，他将新村墓地的墓葬划分为以M1为主墓的孙吴宗室墓群和以M5为主墓的西晋宗室墓群，并阐明M6更像是入葬祖茔的孙吴宗室墓，但同时兼为西晋宗室墓M5的祔葬墓。鉴于西晋晚期孙吴宗室墓地内西晋宗室成员以“洛阳因素”墓葬形制入葬，且以墓葬形制颇具本地特征的M6作为其祔葬墓，赵俊杰推测该类规划或是西晋委任的地方管理者在孙吴故地树立正朔、压制江左旧势力的政治意图，以及传播、巩固自身文化制度之诉求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
逾四十年前，俞伟超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以“周制”、“汉制”、“晋制”划分墓葬的三个发展阶段，“晋制”概念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魏晋墓葬研究，迄今仍是该领域的热门话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以《“晋制”的突围》为题，指出学术界对于“晋制”内涵的讨论尚局限在对考古遗存特征归纳的层面，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献记载的葬制，更无法据此完整还原相应的历史行为。他认为需要进一步界定“晋制”概念、辨析要素，并以“既终之称”为例说明曹魏与西晋在丧葬礼制上的异同，最后强调要寻找界定“制”的标志物。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以萧梁一代保存最多，完整者在神道两侧对称分布石兽、华表和神道碑，宋、齐、梁各代还见有石阙。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王志高聚焦于《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虎与石人》，详细梳理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说明不仅在东汉、北朝及隋唐高等级墓葬神道列置有石虎、石人，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也有石虎与石人，比如丹阳烂石垅南齐失名墓前的无角蹲兽、丹阳三城巷梁代陵区发现的无角蹲兽等。同时，他将南朝陵墓神道石兽划分为双角、独角、无角立兽和无角蹲兽，指出其间有明显的等级差异。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许志强同样从考古学“汉制”、“晋制”概念入手，以《南朝墓葬制度中的汉晋因素》为题，结合已知南朝高等级墓葬资料、文献记载和神道石刻信息，灵活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南朝墓葬制度的内涵特征及形成渊源进行分析。他指出：南朝墓制中的墓葬形制、随葬品面貌等地下墓室部分主要继承晋制传统；墓葬封土、祭祀寝殿、神道石刻等陵园部分和谒陵制度则模仿东汉陵墓制度，表现出恢复汉制的意图；再加上一些新形成的文化因素，最终演变为独具特色的南朝墓葬制度。其中就汉制因素而言，他认为源于南朝开创者刘宋政权汉室继承者身份的舆论宣传及配套的礼制建设需求。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杨平平以《六朝都城出土瓷器编年研究——以纪年墓资料为中心》为题，不仅充分利用纪年墓资料对六朝都城出土陶瓷进行专题编年及分期研究，还全面收集了都城之外地区同一时期的纪年墓出土资料，开展比较分析。他提出：六朝纪年墓瓷器的“根脉”在东汉晚期。从六朝纪年墓瓷器研究来看，以王朝起灭作为瓷器断代分期的依据是不合适的，器种和器群的“编年”关系并不完全同步，不同窑口的瓷器群及器种在“编年”上存在演化规律的同步性问题。陶器、低温釉陶器、高温陶器和瓷器的器种、器群及“编年”既有相关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超就《寿州地区六朝时期历史及考古》发表讲演。寿县地处淮河要冲，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向来是南北战争争夺的据点重镇，不仅具有完备的军事城防体系、发达的水利和农业，还是侨置郡县的重要分布区。他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重点解读了寿州周边南北朝隋墓考古发现及出土器物，指出寿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侨置郡县的聚集地，北人在此生活，死后亦葬于此，虽然墓葬本体依据南朝样式，但随葬品遵循北人的风俗，体现了北人在此地生活接受南方文化的现象。
在综合评议及讨论阶段，参会学者主要围绕墓葬葬俗中规律与制度的区分、墓葬出土瓷器中生活用器和明器的区分、高温釉陶器和瓷器的界定、墓砖铭文的释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十六国墓葬曾长期是中国墓葬考古中的缺环，近年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日渐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分布研究》为题，系统梳理了集中分布于长安城西北咸阳石安原及南郊少陵原等地的220余座墓葬，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以都城为中心的贵族墓地、以居住地为中心的家族墓地、分布于都城近郊及远郊的零散墓葬、延续多代的宗族墓地。他同样归纳了这些墓葬的分布规律：高等级墓葬多分布于石安原，晚期（约后秦至北魏初年）在少陵原亦有发现，家族墓地多见于石安原、少陵原、高阳原。这些茔地是以都城及居住地为中心分散性分布，单点或多点成组出现，其布局与都城及居住地息息相关。另外，根据依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刘呆运又将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分为四个等级，即超大型墓葬、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及小型墓葬。
河南博物院武玮以《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文物的整理》为题，简述了该墓发掘、出土文物入藏过程，并介绍了随葬品分类概况及特点。张盛墓出土各类随葬品共220余件套，除了石墓志和铜镜外，以各类陶瓷制品为主，大致可分为俑类、模型明器、生活用具等。张盛墓随葬品的种类基本继承了北齐时期镇墓俑、仪仗俑以及仆侍俑组成，与同时期安阳地区隋墓相比，仪仗俑种类及数量减少，而表现家居生活、宴享娱乐、生产劳作的仆侍俑以及日常生产与生活用具类器物数量增多。隋张盛墓出土随葬品的独特性则表现在：第一，随葬品以陶瓷器为主，特别是白瓷器类随葬品门类丰富，装饰多样；第二，随葬品包含了个性鲜明的文化因素，如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第三，张盛墓志载张盛生于北魏，卒于隋初，生前致仕主要在北朝时期。作为前朝官吏，随葬明器中有很多代表官员身份的元素，包括仿制北朝贵族佩戴的陶组佩饰等。
目前咸阳洪渎原已发掘唐代大诗人元稹家族的若干座墓葬，结合传世文献可证实元氏家族墓地自隋代使用到晚唐，这对研究隋唐士人聚族而葬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李明以《咸阳洪渎原唐元稹家族墓地与元稹妻裴淑墓》为题，基于传世的元稹家族成员墓志及韦绚在《裴淑墓志》行文中透露的细节来复原元稹及两位夫人韦丛、裴淑的葬礼，同时参以裴淑墓令人匪夷所思的打破关系，深入探讨一个著名晚唐士人家庭三人异穴而非夫妇合葬的制约因素。他认为其中的制约因素包含家庭条件、个人境遇、礼法规定、风水堪舆和继承人正统地位的确立等。该案例是研究唐代社会文化和唐人思维方式的绝佳标本。
隋唐长安城西郊墓葬考古取得重要进展，今年共发掘出200余座隋唐时期中小型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岁利以《隋唐长安城郊区墓考古新发现》为题发表讲演。他指出：这批墓葬分砖室墓、土洞墓二大类；墓葬时代上可至北周、隋，但以唐代为主，尤以盛唐、晚唐时期为主；墓主身份和葬地特征，大致以城西庶民小型墓葬为主体，以宫人墓、宦官墓和番人墓三个特殊人群为特色，兼有中低阶武官墓葬等。此次发掘极大地丰富了隋唐长安城西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资料，是探讨北朝隋唐以来长安城居民居葬关系的重要实例。尤以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几座唐代小型墓葬较为重要，这些墓葬使用了长条砖、方砖等建筑材料，之前城址考古对于唐代砖瓦的年代分期等研究不甚具体，此次发现可补认识之阙，为厘清唐长安不同时期建筑材料的规格与使用以及葬制、葬俗等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基于近年三座唐代祢氏家族墓的考古发现来探讨《入唐百济祢氏家族的华化轨迹》。这些墓葬排列有序，形制保存较好，并出土墓志二合，墓主为祖、父、子三代的百济遗民，原从中国大陆渡海前往百济。张全民通过研究出土墓志等材料来探讨祢氏家族祖先渊源、三代人的仕宦、婚姻以及丧葬情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古代朝鲜半岛、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人口迁徙以及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并揭示百济遗民融入唐代社会的具体历程。
在综合评议及讨论阶段，参会学者主要围绕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白瓷的成分测定、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民族性质、十六国墓葬与遗址的可能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充分交流。
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进行了学术总结。此次分组研讨中涌现出很多新资料及其相关研究，这往往得益于一线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今后，在三国至隋唐时段的考古研究中仍需强调第一手田野资料的获取、辨识与提炼，这也能为文献史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基础。多学科合作不能只停留于纸面，而需身体力行，比如在墓葬研究中充分借助自然科学手段，利用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从不同角度呈现新视角、新方法。同时，他也对城市大开发背景下的过度发掘表示了担忧。
